邵力子族弟邵鸿书（创办越秀外国语学校）
邵力子族弟邵鸿书 邵鸿书(1910-1990)，又名万青，别署高若虚，绍兴陶堰镇茅洋村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商学院。人物经历1935年进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经系研究院深造。学成返国后任广州勷勤大学经济系教授。1940年，出任绍兴稽山中学校长。1942年至1945年，率师生徒步行军至浙南山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在景宁坚持办学。抗战胜利后，重返稽山中学任职，修葺校舍，置办设备，擘划经营，煞费苦心。陈仪主浙江省政后，奉派以华东贸易代表名义设办事处于日本东京。解放后，回浙江任省土特产公司副处长。后回绍兴任教，先后任绍兴师范、绍兴一中教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受不公平待遇。1978年纠正错案。后长期从事社会办学事业，协助有关部门先后创办了市职工大学、越秀外国语学校、越新电大教育班等，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人才。195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绍兴市委第四、五届副主任委员、顾问，并任绍兴市人大代表，市政协第一、二届常委。1985年得日本友人青江四郎赞助，在东京设立"中日友好邵氏奖学基金"，推为理事长，以基金为本金，所获之息，奖励故乡在校学业优异之学生。获得荣誉1989年春，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后长期从事社会办学事业，协助有关部门先后创办了市职工大学、越秀外国语学校、越新电大教育班等，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人1990年11月病卒。 转：晚霞红似火 ——追忆对邵鸿书临终前的三次采访2017-09-07 19:07 来源：掌上绍兴原创虽然我在绍兴稽山中学读高中时距邵鸿书先生任校长已隔30多年，我也从来没有福份听过邵先生的课，但偶然的机缘让我深刻认识了这位人生坎坷、爱国爱乡的教育热心人士。邵鸿书先生也许接受过数不清的采访和请教，但可以肯定地说，我是他一生中最后的采访者。27年来，我经常以邵先生的精神勉励自己，以邵先生的言行鞭策自己。他在人生火焰行将熄灭的时候，留给我一柱前行的火把。 认识邵鸿书先生，得益于当时我在绍兴市委党校工作的同事、原第六中学校长舒青淼。1990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我从绍兴师专讲完课，刚骑自行车进党校，老舒就叫住我，说下午领我去见一个人，那个人很值得在学报上宣传。当时我任教务科长兼学报主编，便问：“是谁？”他答：“邵鸿书。你熟悉吗？”我不熟悉，但也不陌生。读小学时正遇上“文革”，有一回和同学一起到绍兴一中去看那颗据说是日本鬼子扔下的炸弹，看见操场边有一个穿着绉巴巴衬衫的老人正在帮红卫兵往墙上涮浆糊、贴大字报。同学中有个该校老师的儿子，说：“那个像叫化子的人叫邵鸿书，年轻时在日本读过大学，日本佬的话他句句会讲。”我想，这一定是个汉奸或者特务，难怪要被批斗。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逐步听说了邵先生更多的故事。 这位出生于辛亥革命前夜的老人1935年进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经系研究院深造，学成回国任广州勷勤大学经济系教授，与陈翰笙、薛暮桥等人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秘密研究和传播马列主义。当时，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怀有满腔爱国激情的邵鸿书在中山日报上发表“抗日宣言”，被国民党投降派打成“政治犯人”，强制押入“精神病院”。邵鸿书身陷囹圄，以鲁迅硬骨头精神自勉，用“洪虚”的笔名撰写“狂语”杂文，谴责投降派的丑恶行径，表达了誓死抗日的决心。不久，在族兄邵力子的提议下，他继孙伏园、孙福熙后任绍兴稽山中学校长。1941年4月17日，日寇包围了绍兴城。在紧密的枪声中，不愿当亡国奴的稽中师生在校长邵鸿书带领下，浴血突围，翻越峻峭的日铸岭，开始了在敌后山区的游击教学。在邵校长抗日、民主的思想影响下，稽山中学不少学生投笔从戎，奔赴杀敌疆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邵鸿书任上海地区对日贸易代表，曾出入过美军司令麦克阿瑟驻日本东京办事处。族人邵力子长期在国民政府内身居高位，但邵鸿书从不利用这一靠山飞黄腾达，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醉心于振兴民族的教育事业。复杂的经历和耿直的秉性，终于使他在劫难逃，先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成了“牛鬼蛇神”。邵鸿书掌握四门外语，学富五车，却从不炫耀。我好几次试图挖一些他神秘生涯的细节，他总是笑笑摆摆手：“不值得写的，上了年纪的人，都有些经历，有些故事，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说到稽山中学师生突破日寇重围时有4位学生牺牲时，八十老人的眼中闪着泪花；说到被囚禁在精神病院时，其杂文感动了院长吴国良，设法让他逃回绍兴，言语中充满了对爱国院长的感激；说到他立志创办越秀外国语学校时，对市政协和几个民主党派负责人的热情支持，对原绍兴市（县）教育局长滕伟石“办事干净利落”，三天就批复由民盟出面办学的报告，笑哈哈地竖起了大拇指。即便如此，在老人平静而简单的叙述中，我还是被他不平凡的经历和崇高的人品所震撼、所感动了。而他似乎已忘记了遭受过的磨难和屈辱，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感谢组织上摘去他头上的“右派”帽子。他从病床上撑起瘦骨嶙峋的身子，一字一句地对着我和舒青淼说：“党组织作出的结论我死也不会忘记：邵鸿书同志政治历史是清白的。他是一位进步的、爱国的、信仰马列的老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我忙把记录给他审看，老人低下头，一字一句又念了一遍，长长叹了一口气：“呵，来之不易啊！” 我那次对邵鸿书的采访重点本来是了解他如何创办越秀外国语学校，也许是母校稽山中学把我们两个不同时代的校长和学生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因而话题老同稽山中学有关。说起稽山中学，老人的眼中就放出光芒。他很愿意听我说七十年代初在稽中读书的经历，甚至一些恶作剧。比如当时背化学元素周期表很头疼，有的同学就编了顺口溜，把“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念成“哪来李桂亭，留落矮乞丐”（当时校支部书记叫李桂亭），把教化学的钱老师气得眼睛凸出，青筋暴起。邵先生听了哈哈大笑：“调皮，调皮，少年童趣！” 我还说到稽山中学校风好，老师诲人不倦境界很高，即使是在黄帅造反日记公开发表，河南“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发生以后，只要我们肯读书，老师们总是不厌其烦耐心地教。语文老师李士琅，虽然被迫把学生带到大街上，以出墙报代替语文课，但他私下里同我说：“墙外损失墙内补”，把其他的课时抓得更紧。还让我发挥熟悉样板戏的优势，“兵教兵”，当起了小老师，把《智取威虎山》“定计”一场又说又唱教了四个学时，提高了同学读剧本的积极性；数学老师解克浩，在“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叫喊声中，还毫不留情地在学习不够认真的学生作业本上写下“欠用心！”的批语；政史老师何忠礼、孟文镛，一边讲着“孔老二杀少正卯”的故事，一边更多地给我们讲不被歪曲过的历史；英语老师王永琛认真执着，在“不学ABC，照样埋葬帝修反”的呼声中，咬字嚼音，苦口婆心，哪怕被骂成“王鸠山”也不在乎；工宣队员吴忠标，兼我们副班主任，不改农民本色，文化低心肠好，对学生非常关心，在学校菜地里种一些萝卜、蕃薯给我们吃。邵鸿书听了，轻轻地说：“那个时候是时代不好，人大多是好的。”为了不使邵先生太疲倦，采访在没有完成预定计划的情况下只好暂告段落。随后的一周时间里，我又单独两次去了医院采访他。 第二次谈的主要是创办越秀外国语学校的情况。在这以前，我已听说关于邵先生办学“徐策跑城”的故事。拖着早年在山区搞游击教学时因细菌感染、静脉曲张而成痼疾的双脚，跑遍城区中小学，邵鸿书终于凭着一颗火热的心，在绍兴六中借来了10几间民房，又从绍兴一中讨来几十套抗战时期用过的破旧课桌椅，找来几个木工师傅，“乒乒乓乓”修起来。我问他：“听说您还亲自动手，又刨又锯？”他笑着说：“我邵鸿书什么杂活都会做，什么都喜欢学。‘文革’中拉千斤大车跑得比别的‘牛鬼’都要快，做木工我顶得上半个木匠，只是凿榫头不大准。”当听说我曾在家俱厂方木车间当过两年学徒工，老人马上来了兴致：“等我病好了，你教我凿榫头、磨刨刀，这可是个技术活。”“哈哈哈哈……”我们越说越投机。稽山中学的一个老校长和一个忘年交学生的谈话，让病房充满了笑声。 邵鸿书先生办越秀外语学校，事无巨细，亲历亲为，真是不容易。房子落实，桌椅修好，便是招生。夜深人静，忙碌了一天的邵先生，又操起“文革”中的老本行，在炉子上烧好浆糊，提起糊帚，轻轻掩上门，在街头“唰、唰、唰”贴了起来。只是这回贴的不是红卫兵的大字报，而是“越秀”的招生广告。 “招生不能坐等。第二天一早，我就走到教育局，开门见山说明来意：我是取宝来的，请让我看看学生档案。凡是语文、英语好的偏课生，我都要。然后，我写信或登门找到这些学生，动员他们到越秀来读书，这叫偏才不废。” 邵先生讲得生动、自豪，我听着连连点头。为了招生，他整天东跑西颠，弄得三餐不定，时序错乱，大饼油条成了家常便饭，家人抱怨他“有福不享”，他充耳不闻，心中只有“办学”二字。 办学艰难，要办得有声望、有吸引力更不容易。为了改变“越秀”在社会上的“野鸡”地位，邵鸿书从聘请高水平的教师入手。于是，跑城的“徐策”又成了“三顾茅庐”的“诸葛亮”和“月下追韩信”的“萧河”。凭着一双慧眼和丰富的人脉，邵鸿书先后请来了方政、华籍日人立花昭子、齐明秀和与印度前总理甘地同为泰戈尔学生的魏风江等10多名英、日语老师。当时魏风江已定居、从教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大难劫后，能够如此安生，已心满意足。邵鸿书风尘仆仆，“七顾茅庐”，精诚所至，魏风江终于来了。 “1981年6月5日，绍兴历史上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在和煦的春风里开学了。这是让人终生难忘的。”邵先生动情地说，为自己70岁以后还能做成这件事很欣慰。 一年后，全国政协副主席萨空了、钱伟长视察“越秀”，与学生英语对话后满意地说，学生外语会话程度已达到外语学院二年级的水平。萨空了还在文汇报上撰文介绍这“全国第一所特殊学校”。随后，省人大主任刘丹、副省长李德葆等领导也先后视察“越秀”，给予热情肯定和鼓励。1984年5月，经省政府批准，越秀外语学校升格为中等专业学校。学校始终以民办公助、不包分配、根据社会需要培养合格人才的特点，受到社会各界注目。早在1982年9月民盟中央召开党派办学座谈会，就邀“越秀”参加。接着全国政协文教委也请“越秀”介绍办学经验。不少中央和浙江媒体，以及香港环球杂志和日本朝日新闻都对“越秀”作了报道介绍。 说起学校的这些成绩，邵鸿书如数家珍，开心得象个小孩。他甚至还记得起办学10年来什么班办了多少期，生源范围已扩大到12个县（市）；还说得出一个叫诬捷的女生在2875名报考南京金陵饭店的竞争者中，笔试和口试均获第一，有3个学生随市政府代表团出国当翻译，夜校部结业的学员丁立已能独立胜任浙江涤纶厂英语翻译，徐虹已在市外贸公司任日语翻译。“每当有客人自东洋来，都有越秀的学生主持会场，参加联欢，担任翻译。我想特别告诉你的是，越秀不光老师教得投入，学生也很认真，很刻苦，一定要写上这一笔。学语言是靠硬功夫的，松松垮垮、投机取巧、走捷径是不成功的。”这，既是对教师、学生的客观评价，也是邵先生自己的经验之谈。 （已升格为本科院校的今日越秀） 我们谈兴正浓，护士推门进来替邵老换滴液，一双大眼睛瞪着我说：“我听过你的课，讲党史滔滔不绝，可不要把邵先生讲累了。”面对伶牙俐齿的白衣天使，我只好告辞了。邵先生身子向前靠了靠说：“越秀的事说得差不多了，你过两天来，我给你看一件东西。” 我万万没有想到，第三次到邵鸿书先生病房去，竟得到了一件让我大吃一惊、一直珍藏着而且常拿出来品赏的宝贝。那天下午刚见面，邵先生从枕头下面取出一个用发黄的人民日报包着的东西给我。我慢慢地打开一看，是一本奶白色封面的笔记本，封面上方又贴着一张长方型的纸，写着“毛泽东论文选读摘记四十篇”12个红字。翻开扉页，发现又是一层封面，又是贴着一张长方块白纸，写着“毛主席著作选读摘记。”这时我才看清楚了，原来这个笔记本的封皮不在了，是主人用24K16页的练习簿封面粘贴在这个掉了皮的本子上。为了更牢固些，再用1987年的挂历剪了又一层封面。挂历是用铜板纸做的，更加厚实，背面呈外，奶白色的。 从歪歪扭扭的刀痕看，本子的封皮无疑是老人自己剪的，也体会得出本子的主人对它是何等的呵护。看我瞧得出神，邵先生说：“这是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摘记和心得体会，你是搞党史的，拿去看看，对你备课有没有用？”我边翻边问：“这是您1987年写的？”“哪里。我现在哪还写得了这么小的字。还得再往前推20年，那时我关在牛棚里，白天干活，晚上一盏白炽灯高高悬挂在梁上，光线不够亮，我就用手电筒照着学《毛选》写的。有时候手一抖，电筒斜射到人家脸上刺着眼睛，怪不好意思的。”老人一脸惭愧地笑起来。我说：“当时我学毛著的条件好多哩，我好几次获得活学活用的称号，奖状还藏着。”他马上兴奋地说：“好啊，下次拿来给我看看。”毋需再向老人多问什么情况，作为一样从“文革”过来、又从事了近10年党史教研工作的我，已经闻得出藏在本子里那特殊年代的硝烟与腥风，想像得到那字里行间的苦涩与沉重，理解得了本子主人20多年来精心守护的良苦与执着。 我立刻感到了一种无尚的光荣和沉重的责任。如果没有前两次围绕稽山中学和创办“越秀”的话题的采访，我是得不到邵老先生如此厚爱的，被这么一位经历坎坷、德高望重的老人所信任，我自然非常高兴；作为一名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如何用好这本活生生的教材，我激情澎湃浮想万千…… 告别时，邵先生突然问我：“你工资多少？”我答：“200多元。”“我想送你200元，作为采访、编稿件的劳务费。”我说：“这些都是我份内的事，不能收您钱的，谢谢您的好意。”“那党校学报宣传越秀，宣传我，就以邵氏基金会的名义，资助编辑部700元吧。”我还是坚持那个意见：“不需要的，我们办刊实报实销。”老人似乎有些生气了：“钱不多，一点心意，一定要收下。”我看邵先生已经吃力地从包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数了700元钱给我，就不再拒绝。其实，当时党校每年拨一万元经费办四期学报，资金还是蛮紧张的，只是要个人赞助我觉得不好意思。我说：“我明天送发票过来。”邵先生笑了起来：“要什么发票，我又不去报销。等你编好了稿子送我看时再来好了。”“好的，好的，到时清样和发票一起送来。”我急急地说，匆匆地走了。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我和老校长最后的道别。 我很快写成采访稿，抓紧编阅了其他近20篇稿件，送到了印刷厂，把钱交给了学校小胡会计。几天后舒青淼老师对我说：“邵老师在夸奖你，说你大公无私。”我说：“大公无私是邵老师摘记本里的话，他倒真的做到了。我不过是不做不该做的坏事，而他是做了很多人做不到的好事。” （邵鸿书资助党校办刊700元收据，图略） 当时铅印速度慢，过了三天，清样还没出来。舒青淼老师恰恰在那些天随大专班学员外出考察去了，没有人给我传递关于邵先生病情恶化的任何消息。那天上午，我到教育印刷厂排字车间亲自督阵，取来了部分稿件和本期版式的清样，带着捐款发票和我的获奖证书，刚踏进人民医院大门，迎面碰上市教育局几位老同事，他们告诉了一个让我目瞪口呆的消息：邵鸿书先生昨日去世了！ 不必说我对爱国老人邵鸿书的敬仰，不必说我们两个稽中人有太多共同感到亲切的话题，也不必说对他临终前的三次采访让我们成了忘年之交，单是稿样没来得及请他老人家审阅，我便终生遗憾。党校学报创办三年多来，我一直坚持“开门办刊、以理服人”的方针。对审阅修改过的200多篇稿件，都把大样送回作者审读，如对编辑修改有不同意见，只要言之有理，就会把它改回来。而如今，我如此敬仰的邵先生的采访稿大样还在我手里，他老人家竟来不及看一眼就离开了人世，这是多么让人伤心和惋惜啊！ 深秋的夜晚，冷风习习。我又一次翻开邵鸿书先生留下的笔记本：细细的横格条上，钢笔字竟一个也不破格，很少有涂改之处，不知当年先生五十六、七岁的身子，在拥挤的“牛棚”中是如何借着手电筒的光写出这么整齐、秀气的文字。摘记共154页，第1至2页是目录，共40篇毛泽东著作的篇名；第3至4页是综述，题目为《在大风大浪中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从第5页开始共146页，便是笔记本的主体内容，即学习毛泽东40篇著作的摘记和体会，作者单独用铅笔在本子右上角标了页码；最后4页为《毛主席著作分类目录》，就是这薄薄的4页纸，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邵先生把毛泽东200多篇重要文章，用十五个方面概括得一目了然，而且很精确。假如不是对毛主席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体系有较深切的理解，是无论如何也提炼不出来的。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邵先生对毛主席的著作真的是学深学透了。他在摘记和心得中都分成“历史背景”、“段落大意”、“伟大意义”、“内容摘要”、“要领会的问题”等几部分。假如不是戴着“右派”的帽子，一定能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有点可惜的是，笔记本前25页的倒数四、五行纸，像是被老鼠咬了，残缺不全。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本子随着倒霉的主人，一起呆在了潮湿的地方；也可能是主人过于爱惜它，两层封面上的浆糊，引来了饿坏了的老鼠。 等到半夜，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新的想法：干脆开一个“纪念邵鸿书专栏”。除了我起草《造福于桑梓的拳拳之心》，讲述邵先生创办越秀外语学校的动人事迹以外，增加两块内容，一是由我拟一则编者按，介绍邵先生的生平和他的《学习毛泽东论文选读摘记四十篇》，二是选登邵先生学习其中四篇毛泽东著作的体会。我觉得，报道内容的调整和增加，恐怕更能让人了解邵鸿书先生传奇而光辉的一生，也更加符合邵先生关心青年、教育青年的心愿。 我在编者按中写道：“在本期学报中，我们特设‘纪念邵鸿书专栏’，向读者介绍一位壮心不已的伏枥老骥，为发展绍兴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操劳奔波的动人事迹，并选登他在‘文革’期间身陷‘牛棚’时所写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四篇文章。这些文章仅是当时他所写的四十篇学习心得中的一小部分，每一个字都是晚上在‘牛棚’里借着手电筒的光亮一个一个‘爬’出来的。虽然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气氛，文中不可避免地夹着一些‘文革述语’，但是因为作者当时学《毛选》绝非为了求得造反派的‘宽大处理’，也不是摆‘活学活用’的姿态，所以这些心得体会反映了作者的真情实感，表明了一个矢志报国的老知识分子即使在逆境中也坚信真理、追求真理的心态。选登这些文章的目的，主要的不在于帮助读者加深对几篇毛泽东著作的理解，而是为了让同志们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能够从中悟出一个道理：知识分子只有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智慧和才能融入振兴民族的伟大事业中，才能青春不老，有所作为。 令人悲痛的是，在本期学报付印前夕，邵鸿书先生不幸逝世。在他逝世的前五天，这位爱国老人向我们表达了要写篇文章，追述自己半个多世纪来是如何追求进步直至信仰共产主义的心愿。读者虽然没有看到这篇珍贵的文章，但是邵先生对崇高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本身就是一份宝贵的遗产，激励着我们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这些27年前的事、说的话如同昨日刚发生，常常令我想起。我希望有一天，巴金老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能够实现，或是能够建立绍兴名贤馆，那邵先生一定会有一席之地，我就把这本宝贵的读书笔记献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邵先生，认识稽山中学，认识越秀外语学校，认识遭打挨骂还充满家国情怀的老一辈知识分子，更深刻地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加倍珍惜今天的和谐生活。作者：编辑：杨寒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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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我在接到航空工业部教育局报考留美访问学者的录取通知后，就匆匆回到家乡与年迈的父亲以及兄妹辞别，同时抽空专门去绍兴一中看望一位老教师，他就是我母校稽山中学前校长和另一母校绍兴一初的英语老师邵鸿书。年近古稀的邵老师居然还没有退休回家，见我前来造访十分欣喜，专门找了一间空房子(或许是小会议室吧)以便畅叙。掐指一算，我们师生分别已经23年了。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二十三年前。重见已经银发霜鬓的当年老师，想到他在一生中的辛苦遭逢，如今还依旧精神矍铄，不禁既感慨又欣慰。我与邵老师初识在业已不复存在的绍兴一初，当时他是英语教员，但却不是教我们班，在我们班教英语的是经常摸着头称我“小伢儿”的马竞老师，而我们的英语也仅仅在初一年级时学了一年。尽管不是本科任教老师，但在小小院子中经常与他不期而遇。见到这位和颜悦色的老教师，我总是毕恭毕敬地喊一声“邵老师好！”，而他也一定俯首与我谈上几句。记得他的一个女儿就在我们同级的六班（我是五班），一个高挑个儿的豆蔻少女，我们没说过话，但有一次托她给邵老师捎过一件什么东西。 毕竟还只是舞勺之年的“小伢儿”，毕业时竟没想到向包括邵老师在内的老师们要张照片留念一一不过在当时去绍兴金门照相馆拍张一寸照，也是一小笔奢侈的花费，但邵老师慈眉善目的形象却一直烙印在心灵深处。高中未经考试，我直接被保送并就近分配进入绍兴二中（今稽山中学）。按说由邵老师担任10年校长并创造在抗战中率领师生流亡办学的光辉业绩，理当在学校有所传播和宣扬，然而我们在校三个春秋竟然一无所闻。其实我何尝知道，当时邵老师已经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大概在绍兴师范学校期间)，即使最大的功劳也都被一笔勾销，更何况极左的阴霾一直浓浓地笼罩着二中校园，岂能为旧时代的流亡学校当吹鼓手？不过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关于老稽中的峥嵘岁月以及邵校长的爱国情怀，也隐隐地传到年轻学子的耳中。远离家乡后正碰上兵荒马乱的十年文革，于是几乎所有老师、同学的音信均告断绝，邵老师更是不知所踪。23年后重返故里，心中念念不忘的语文老师王琯珑和班主任宋长羽已无从打听，于是突然想起了邵老师，或许他还健在，这就有了师生重逢的一幕。在师生的娓娓长谈中，邵老师对我说了三件事，使我一直铭记于心。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祝贺我成了建国以来第一批公开招考录取的留美学生，希望我珍惜这一宝贵机会，学习先进科技知识，为祖国四化建设服务。第二件事谈起了他的经历，原来他是在日本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经济（国际贸易）专业毕业，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毅然回到祖国（后来听说一同回国的还有乔冠华、薛暮桥等校友)。解放以后他本在杭州的省外贸部门工作，而且还兼职教授经济学。由于他是马寅初的信徒，对马寅初的人口论学说十分赞赏。其时虽然马寅初位高望重，但对他的批判之声已不绝于耳，于是他觉得不必招风引火，遂决定还是隐居乡间，回到了家乡小城，就这样不显山不显水地在一初当了一名英语教师。在他离开一初之后，却因一段本应称颂的“海归”经历，使他成为被打成右派的把柄。在屈辱的岁月里，他处惊不变，并不垂头丧气，而当被摘帽之后，他更变得枯木逢春，雄心勃勃地为绍兴施展一番宏图。于是他接着对我谈了第三件事，也就是他在晚年的雄心壮志一一发现眼下的中国急需外语人才，他正在筹办一所外国语学校，校名暂定为“越秀”，这越秀其实是越光的同义词。他深知办一所学校特别又是民办学校姑且不说筹备资金之难，就是一系列的审批手续也是一道道的翻山越岭。但决心已下，工作也已经开展，他只能勇往直前。我们的谈话还没有进入迁徙流亡办学的正题，却已1个多小时过去了。已经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我谢绝了邵老师的共餐之邀，依依不舍地与当年老师、校长和今天的朋友握手告别。第二年春天，带着邵老师的一番嘱托和一片深情，我从首都机场途径上海虹桥机场、卡拉奇国际机场、巴黎戴高乐机场和纽约肯尼迪机场四度转机后，最终晕乎乎地抵达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三天后我又乘机到达了目的地哥伦布国际机场，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开始了邵老师期望的学习和科研工作。回国后的第二年我又回到家乡，惊喜地听到了由邵老师创办的越秀外国语学校已经招生开学，而且首任校长正是当年前来投奔稽山中学武义分校办学的泰戈尔唯一中国学生魏风，江。我曾到越秀外国语学校去过一次，希望能与邵老师再叙阔别之情，但遗憾的是当时他没有在校。此后我再无机会见到邵老师，直到1990年11月惊悉他病卒的噩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曾率领稽中师生流亡办学的邵鸿书，在无端虚度了20年大好年华后，于烈士暮年之际先后创办了市职工大学、越秀外国语学校、越新电大教育班等，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耗尽精力和心血。“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相信邵鸿书在天上一定看到他为之倾心尽力的稽山中学继往开来，德业日新。一定能看到他不顾年迈体弱而奔波创办的越秀外国语学校，已于2008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高校，更名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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