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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公姬奭身世考证(一) 召公奭与西周燕国的建立 王彩梅·1994年
一、召公身世 召公奭是西周燕国的奠基人,在北京早期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关于召公奭的出身历史如何,史籍中记载甚少,今人也论之不多。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关于他的早期情况有以下记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这项记载不仅简略,而且还遗留下许多问题,以致后人对其中某些内容的解释众说纷纭。例如,文中提到“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既然“同姓”,就表明二者有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也有亲有疏。至于召公奭与周王室的亲疏、远近的实际情况如何,在上述记载中是找不到答案的。而这项内容也正是关系到了解召公奭身世的一个重要问题。后世学者曾提出了种种说法,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认为召公奭是“周之支族”或“周之分子”的说法,如《谷梁传》庄公三十年:“燕,周之分子也。”范宁注:“燕,周太保召康公之后,成王所封。分子,谓周之别子孙也。”杨士勋疏:“分者别也。燕与周同妙,故知别子孙也。”《史记·燕召公世家》引谁周日:“周之支族。”不仅这两部书这样说,就是《尚书》伪孔传也同样是这样说,如在《尚书·君奭》中注“君奭”篇名时说:“尊之日君。奭,名。同姓也。”孔颖达在疏中也是主张这个说法,可见此说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这里有一重要问题;召公奭与文王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文王之子。 上述记载不是否认就是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说得笼统。后世学者否认召公奭是文王之子者,其主要根据有以下两条资料,《史记·竹蔡世家》中,记载了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的名称,其中并未提到召公奭。另外,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记载了周王朝大夫富辰列举的文王十六子所封之国,其中也未提到召公奭所封之燕国。参照了这些记载,后世不少学者认为,召公奭并不是文王之子。孔颖达在《尚书·君奭》疏中提出:“僖二十四年《左传》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国,无名奭者,则召公必非文王之子”。至今仍有不少学者接受这一说法。 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说法,在古籍中也还有不同的记载,《白虎通》卷三《王者不臣篇》云:“诗云:`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公,文王子也。”工充《论衡·气寿篇》:“邵公,周公之兄也。”皇甫谧《帝王世纪》云:“邵公为文王之庶子。”在这些文献中都明确记载,召公奭是文王之子。 现在需要弄清楚的是,在上述两种说法中,应以那一种说法为据。文王的儿子很多,除十子、十六子说外,在《诗经》中也有记载,其数目字就更多了,在《诗·大雅·思齐》中云:“大姒(si)嗣徽音,则百斯男。”大姒为文王之妻,“则百斯男”,这是说大姒有一百个男孩。一个人生了“百子”,这是不可能的,对此,毛传曾作了这样的注释:“大姒十子,众妾则宜百子也。”这个说法也为孔颖达所接受。他在《思齐》疏中说:“大姒一人有十子,不妬(du,同妒)忌而进众妾,则宜有百子,能有多男为国之屏翰,是妇人之美事,故言为大姒之德也。”这是说,文王之百子并不是一个人所生,而是大姒加上文王之“众妾”共同生了百子。按孔颖达所说,这“百子”都为捍卫周王室贡献了力量。他在《思齐》疏中反复说:“(大姒)思贤不妬,进叙众妾,则能生百数之。此男得为周藩屏之卫也。”是否真的如此,今天不得而知,不过“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是周王室的政策。孔颖达所谓“百子”为周室“蕃屏”之说,也是根据这个政策推测出来的,并没有什么事实依据。不过毛传与孔颖达疏对“则百斯男”一句,倒是作出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文王百子”之说流传得很广泛,直到近代,在人物画中还有“文王百子图”之类的画在流传。这些虽然未必都要归之于毛传孔疏的影响,但分析其思想渊源,恐怕与毛传孔疏之说不能毫无关系。然而,毛传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是很勉强的,“则百斯男”的“百”字,恐怕不是实际数字,不能当作“一百个男孩”解。此“百”字应是形容词,表示有很多的孩子。如果一定要把它当作实词解释,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生了一百个男孩,这就很难不引起人们对这件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文王之子虽然未必有百人,但也应该是很多的。正因其多,才有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他。至于具体的数字是多少,在史籍中并未留下记载。《史记》中所记的武王弟兄十人,《左传》中提到的文王之子十六人,恐怕不能认为这是全部人数,不能排除在这数字之外尚有“文王之子”的可能性。既然如此就不能据此作出结论,认为《史记》与《左传》未提到召公奭是文王之子,因此他就不可能是文王的儿子。文王有妻有妾,其所生一子女,就有摘庶之分。武王为大姒所生,所以武王为嫡。《史记·管蔡世家》中所列的文王十个儿子的名单,均为嫡子。司马迁还在文中十分明确地注明,这十个儿子.均是“武王同母兄弟”。说明这十兄弟乃是一母所生,均为大姒之子,至于文王其他配偶所生之子,并未在这名单之内,这就留下召公奭为文王庶一子的可能性。王充在《论衡》中说的“邵公,周公之兄也。”《白虎通》说的“召公,文王之子也。”皇弗谧《帝王世纪》说的“邵公为文王之庶子”等等,看来是有此可能的。近代也有人主张这个说法,陈梦家先生在谈到周公、召公对周王室的贡献时说:“当武王受命之初,周召兄弟辅助其兄武王伐殷,左右成王平定四方之乱,是功劳相当的。”虽然《史记》中说:“召公奭与周同姓”,但不能据此把“与周同姓”的提法和“文王之子”二者对立起来,“与周同姓”不等于不是“文王之子”。如毕公高为文王之子,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列举文王之子所封十六国中,就有“毕、原……”等国。可见,毕公高为文王之子,而《史记·魏世家》在谈到毕公高身世时也说.“毕公高与周同姓”,可见,“与周同姓”与“文王之子”二者的含义不是互相排斥的。此外,西周初年武王死后,国内发生武庚之乱,《逸周书·作锥解》在记述当时周公、召公的情况时说:“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这里把周公、召公并提,文中有“父兄”二字,此“父兄”是谁的“父兄”? 从文意上看应是指周公、召公二人之父兄,亦应包括召公在内,可见召公与周公是兄弟关系。《逸周书·祭公解》中还有以下一段记载:王日:“呜呼,公!联皇祖文王·~一暨列祖召公”。此处之“王”是指周穆王②,距成王时期已有四代了,称召公为祖,当然可以了。这里提到的“列祖召公”可知召公与穆王还是有比较亲密的血统关系。清代学者左暄,很注意这两条记载。他在《三余偶笔》中提到这两条记载时认为:“此召公为文王子之确证”。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说召公奭是文王之子,也很合乎他的情况。召公奭在周王室中的地位很显赫,位列三公。《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史记·周本纪》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可见在史籍中常是周公、召公并提,在王之左右,成为成工的重要辅佐,参与周王朝的重要决策。在史籍中还记载召公与周公曾有过以下一件事,《史记·燕召公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柞,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此事在《尚书·君奭》中有记载。《君奭》篇的序中说:“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此事是说,召公曾疑周公,至于怀疑周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不论,这里只是说,召公敢于怀疑周公,除了他的政治地位之外,他与周王室贵族的血缘关系也在起着重要作用。否则是不敢对文王之子,正在执掌大权的周公有任何怀疑的。 综上所述,在谈到召公奭的出身时,若说他是文王之子,据现有资料来分析,其可靠性是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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