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砀山（古砀郡）邵氏明代以前史料试考异》

绍兴邵永庆

声明：本文仅限于研究

《芒砀山（古砀郡）邵氏明代以前史料试考异》

绍兴邵永庆 · 2026年9月15日

本文所考限于今豫东、皖北交界芒砀山一带，即秦汉砀郡、隋唐以降砀县（砀山）及相邻永城之境；所考对象限于上述地域内邵氏一族之先世，不及外郡外县同宗。史料分为四等：官修正史与同时代出土碑志为上等，明清方志为次等，私家谱牒又次，近世网络演义最下；凡未经正史或同时代碑志印证者，文中概标"谱牒说"或"待考"，不作定论。"考异"之体，重在辨同异、明虚实，不在于替族谱造史：凡谱牒所记而正史、碑志无征者，存其说而待其证；凡正史、碑志所见而谱牒失载或歧出者，以正史、碑志为断。本文所据正史、地理总志、碑志名目，皆前期已逐项检索，其检索范围与结论即本文立言之据；文中不复罗列逐条检索书目，以免烦芜，凡称"未见""无征"者，指在所检索书目中未见，非谓普天之下必无。

旧谱于明以前世系，叙述斑斑；然一经以正史、碑志相稽，其可征与不可征者粲然分途。本文试辨其先世，为免"以谱代史"之失，特为斯编：于可征者明之，于待考者存之，于附会者辨之。读者苟能循此阶梯，分别家乘之叙述与国史之实证，则庶乎得之。

一、秦汉时期

（一）正史所见召（邵）平事

考秦汉之际，邵（本作召）氏见于正史者，唯秦东陵侯召平一人。《史记》《汉书》载其秦亡之后居长安，于长安城东种瓜，瓜美，世号"东陵瓜"；又闻萧何势盛，客之于其门，劝萧何让封、以家财佐军，以免高祖之疑。其事本末，西京文献斑斑可考。

然考召平行踪，两《史》所载者，皆在京畿：其居在长安，其种瓜在长安城东，其献策在萧何相府之门。两书无一字及砀郡，无一字及芒砀，亦无一字言召平入关之前尝家于砀、或秦亡之后复归砀郡。东陵侯之封，旧说在骊山附近，与砀郡芒砀山邈不相涉。以正史为断，召平与芒砀邵氏之间，不能建立可考之联系。

（二）清代方志"邵平墓在砀山乡"之辨

晚出方志中，有"邵平墓在砀山乡"之文，见清修《永城县志》。按此说，始见于清代志乘，汉魏旧籍——《史记》三家注、《汉书》颜注、《续汉书·郡国志》、《水经注》、《太平御览》所引古地记——皆无其文。是唐宋以上，不闻砀山有召平之墓；其说起于清代，距召平之时已千五百年以上。

又考墓茔一类，最易因名人而附会：地志以邑有先贤之墓为重，往往掇拾史传姓名，实以本土邱垄。今"邵平墓"既无汉魏碑刻可证，又无地下发掘可验，仅凭清代志书一笔，断难上推为秦汉史实。按"方志晚出、不见旧籍、无考古物证"三端，此墓应视为清代方志层累造成之说，本文不作秦汉邵氏居砀之证。

（三）秦汉本地邵（召）姓人物之有无

自秦置砀郡，汉改梁国、后汉因之，砀县、芒县相属。检两《汉》书列传、列传附见人物、《汉书·古今人表》、《后汉书》党锢、逸民、方术诸传，其籍隶砀郡、梁国砀县者，可指数若干人，而邵（召）氏无一人焉。秦汉之际，砀郡为刘邦起兵之腹地，功臣列侯出其间者众，若有邵姓豪强、士大夫为之渠帅，史、汉不应独遗。

按：秦汉传世文献于本地邵（召）姓之无记载，不等于本地必无邵姓平民。平民不入史，自属常事；然"史无其人"与"族无可考"，尚属两层。本文所断，仅止于此：秦汉四百年间，芒砀本地未见邵（召）姓士大夫、豪强之文献记录；其是否有平民聚落，无征，亦不必强为之说。

复按"召"之为"邵"，秦汉以前本是一字，后汉以降始分二姓。若本地果有召平之后，其姓在西汉或仍作"召"，东汉以后或写作"邵"。然无论作"召"作"邵"，两《汉》书于砀郡、梁国砀县人物中皆无其名，是即分姓前后两端，皆不见于史，不得以"古今字异"为本地补一古人也。

二、东汉至南北朝

（一）官修史乘之检索

东汉以降，历三国、两晋、南北朝，砀县或省或复，或属梁郡、或属徐州，沿革无常。然其地望不出芒砀山左右。检《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魏书》之列传与《郡国志》《地理志》所附人物，又检《水经注》汳水、获水、睢水诸篇所经梁、砀山川古迹，凡见于记载而可定为芒砀本地之人物者，各史所载不过数家，其间并无邵氏一人。

考此一时期，北方大族重郡望，谱学大兴，凡累世仕宦之族，史传必着其籍；即非高门，若有刺史、守、令见于列传，亦必书其乡里。今芒砀一隅，邵氏于四史与《水经注》中竟无姓名可指，是官修系统中，本地邵氏大族之不见明矣。

（二）出土碑志与买地券

又考出土文献：汉魏以来墓前碑碣、墓志、买地券、镇墓文，近年豫东、鲁西南、皖北出土已夥。其出土地点涉及芒砀周边、永城、夏邑、宿县一带者，志主姓望、祖考、妻族、官阀多所备列；其间所见著姓，亦无邵氏。按出土石刻为当时人所立，地望、乡里自署可信，其证力高于后世志乘一等。今于此类材料中亦不见芒砀邵氏之铭，是出土系统中复无旁证。

（三）"无大族记载"与"无邵姓"之辨

需要辨析者有二：其一，史、志、碑三方未见邵氏大族与连续世系，此为有据之结论；其二，此结论不能等同于"本地绝无邵姓平民"。盖平民无官阀、无碑碣、无谱牒上达，本不在史传搜罗之内，不能因史阙而反推其族姓之绝无。

按：考异之法，有"不见"与"无有"之辨。本文于东汉至南北朝一段，所敢言者：芒砀本地无见于官修记载之邵氏大族，无连续可考之世系；所不敢言者：本地必无邵姓庶民。二者当分别观之，庶免以默证为实断之病。

三、唐代

（一）谱牒所记邵仰古事

砀山《狐父城邵氏族谱》（怡怡堂本）所叙先世，以中唐邵仰古为始迁之祖。谱称仰古居狐父城，登进士第，历官御史，子孙因家焉，遂为砀山邵氏一世祖。狐父城者，秦砀郡故邑，地近芒砀；怡怡堂者，该族堂号。谱中世系自仰古以下，脉络粗具，班班可诵。

然按谱牒之体，其述始迁之祖，多属后世追叙。一姓之谱，往往于数百年后追源，所举始祖之科第、官职，多采旧闻，未必定可征信。故仰古其人其事，自谱牒言之则可，自国史考之则尚待验证。本文称之曰"谱牒说"。

（二）正史与谱牒之互证

检两《唐书》之《进士登科记》类记载、《唐会要》、《元和姓纂》、《元和姓纂》所存唐宋类书辑本，以及存世唐碑、墓志中唐代邵姓人物，邵氏有唐一代，见于碑传者若干人，其郡望、里贯可考者各有系属；而中唐登进士、官御史、家于狐父城之邵仰古，遍检无征。

按：唐代重进士科，新进士及第，同年题名、座主门生，记载特详；御史为清要之官，台院、殿院、察院各有题名。果有邵仰古以进士入御史台，虽不必如名公卿之列传，亦当于《登科记》、御史台题名、唐人墓志署衔中留其痕迹。今三方——两《唐书》、《元和姓纂》、存世唐碑——俱不见其名，是邵仰古其人，目前仅有谱牒一面之词，无唐代文献相互印证。

故本文于唐代一段，断曰：砀山邵氏之得系于中唐，出自怡怡堂谱牒追述，未得唐代官史与碑志之证实；仰古之登进士、官御史，暂作"谱牒说"，列之待考。其是否真有其人、是否确居狐父城，当俟唐以后出土材料与更早族谱之发现。

又按：唐人谱牒之学，至宋已多散佚；今日所见唐人碑志，凡署乡贯者，多与两《唐书》列传、《宰相世系表》可相参证。一果有邵仰古以进士及第、官至御史，其科第、年辈、亲属，自应在唐人墓志、唐人文集行状、宋代类书所引《登科记》残卷中留一鳞半爪。今遍检无之，是其说孤悬于谱牒一端，未足以为唐代史实之据。研究者于此，当知"谱牒有其人"与"国史有其人"，未可遽等。

四、宋代

（一）本地士大夫之有无

有宋一代，砀山、永城隶属南京（应天府）、归德，地为畿辅近郡。宋代崇文，科举取士之广，远过前代；一郡一县之士，登进士、入特奏名、任州县官者，方志、登科录、文集笔记多所网罗。检《宋史》列传、宋代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方舆胜览》）所录州县人物，又检芒砀、永城一带现存宋碑——寺观、桥道、墓碣、经幢——其文涉及里居、族姓者，无本地邵氏士大夫之记载。

按：宋代谱学虽衰，而士大夫家传、墓志、行状之例极备。果有邵氏聚族砀山、累世科第，不应于《宋史》、总志、碑刻三方面皆为空白。是有宋一代，芒砀本地邵氏之不见于文献，与唐以前情形相类。

（二）邵雍正史世系与砀郡之辨

谱牒中又有将砀山邵氏上接北宋邵雍者，谓雍之后南渡或北迁，一支入砀。此说尤须辨析。

按邵雍正史世系，自其父邵古以上，出于范阳；雍幼从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后居洛阳，卒葬伊川。《宋史·道学传》于雍之先世、子伯温、孙博，记载明白；范阳—衡漳—共城—洛阳一线，脉络清楚，与砀郡—芒砀之地望初不相涉。雍之子孙，史传所载多在洛阳、偃师一带，亦不闻有迁居砀山者。

又按：宋人族谱攀附名贤，本是常例。程朱以下，凡同姓者往往援以自重；若不加辨析，径以族谱所接邵雍为史实，则犯"以谱证史"之忌。本文于此断曰：砀山邵氏与邵雍之世系联系，仅见于谱牒，《宋史》无征，亦无宋代碑志可证，属攀附名贤之"谱牒说"，不得作为宋代砀山邵氏出自康节之证。

复考雍之学派与乡里：雍居共城百源之上，晚迁洛阳，其门弟子、后学多在河北、河洛之间；雍子伯温入仕，亦多在关中、蜀地。砀山在汴水以东，于雍之生平交游、学术传布皆不相涉。谱中所谓"一支入砀"，既无宋代同时记载，又无雍之子孙行迹可指，其为后世追附，自不待言。

五、金元时期

（一）谱牒所记定居夹河村

谱牒叙金元之际，砀山邵氏复有迁动：称其一支自狐父城迁居城东夹河村，村在狐父故城东、夹河两岸，后世聚族而居，遂名邵寨。自此而明、而清、而近世，邵氏居邵寨之脉络，差可自述。此一节，为谱牒中较晚近、亦较为具体之家族记忆。

按：金元易代，北方村落多因兵燹残破，居民重行结聚；一村一寨之得名，往往与其地著族姓相关。夹河村—邵寨之命名，于情理不背。然情理之合，不等于文献之证。

（二）正史与方志之无征

检《金史》《元史》之列传、表志，其见砀山、永城、归德一路人物，无邵氏姓名；即元代《经世大典》遗文、元人文集所记河南北地方著姓，亦无砀山邵氏之可指。更要者：砀山、永城二县之宋元旧志，今皆不存。金元之际，本地无方志传世，县以下村落迁徙、族姓聚散，本无系统记录；又此一时期芒砀本地，未出土金元时期邵氏墓志、碑刻、塔铭、买地券以为佐证。

故本文于金元一段，断曰：邵氏定居夹河村（后世邵寨）之说，出自怡怡堂谱牒追述；《金史》《元史》无征，本地无旧县志可核，亦无同时碑志可证，仍属"谱牒说"，列之待考。其说于家族内部史料自有其价值，然未可径作金元之际邵氏已定居砀东之史实。

六、方志史料之价值与存佚

（一）方志在宗族考证中的价值定位

按宗族考证之材料，本有上、下两端：上为官修正史与全国性地理总志，其视野在天下，所录非名公卿、即郡国大事，一郡一县之中下之家，非有大节、大功、大政，例不得登；下为私家谱牒，其视野在一族，详于本支世系而略于外郡外县，且往往有攀附追源之病。正史之失在疏，谱牒之失在私，二者之间，正赖地方志以为之中介。

方志以一郡一县为范围，其书分设人物、古迹、冢墓、艺文、风俗、族姓诸门，凡本乡先达、本地邱垄、里中旧闻、祠庙碑刻，皆在网罗之内。一族之是否聚于斯土、村名之是否始于某代、祖先之墓是否在某山之原，正史不书、碑志不存者，方志往往独载。是以在宗族考证中，方志之权重极高：其史料等级，居正史、同时代碑志之下，而居私家谱牒之上。考一地一族之渊源，舍方志而专恃谱牒，则入于私；舍方志而专恃正史，则失于疏。方志之可重，正在于此。

本文前此各段，于官修史乘与出土碑志反复致意，而于方志一端，仅零散带过。然明以前本地邵氏之有无，若欲于正史、碑志之外别求一线之证，所可凭者，正在方志一门。故别立此节，专论方志之价值、存佚与证据边界，以为下文综合张本。

（二）宋元旧志之散佚

考方志之于世，其用在"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一县之有志，莫古于唐，莫备于宋；然宋元旧志之传于今者，十不一二。砀山、永城二县，地处中原腹心，金元之际，屡经兵燹，版籍荡然。今日按现存方志目录检之：砀山、永城二县之宋元本地方志——无论图经、地记、图志——皆已散佚无存，无一卷真本传世；今日学者所能见者，最早亦仅明代中后期刻本，宋元旧志之面目，已不可复睹。

此一文献学事实，于本文考异有直接影响。前此各段所断"宋元一段芒砀无邵氏士大夫""金元夹河村定居无方志可核"，其所以仅能依赖官修正史、全国性地理总志与出土碑刻三端者，正因本地宋元方志已亡，无由取校。盖方志之可贵，正在其能补正史之疏；而宋元旧志既亡，则补史之缺者已失，研究者于宋元一段，反较明清一段更为无据。故"宋元旧志散佚"一事，非仅版本目录学之话题，实乃本文结论之硬边界：宋元四百年间，本地邵氏之有无，今日已无本地系统记载可供复核，只能以正史、总志、碑刻三端为断，不得凭明以后方志之追述，反推宋元当时必有。

（三）现存明代本地方志

现存与芒砀、永城相关之明代方志，可考者略如下。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所修《永城县志》，六卷，原刻本今藏天一阁，此为今日所见永城本地最早之志，去元未远，所录人物、古迹、冢墓尚多沿明代前期之旧，于金元以前本地旧事，保留较多早期线索。明崇祯十二年（1639）所修《砀山县志》，二卷，今为残本，其存佚与残阙卷次，俟访原目核定。又砀山一县，隆庆、万历两朝皆尝修志，然此两版原书今皆亡佚，仅序目散见于他书征引，原帙已不可得见。

按上述各志之纂修人姓名、卷次分目、门类子目，本文未能逐一复核原刻，暂不详列，统俟访书时核其卷端题衔与凡例，再为补注。志中凡涉及邵氏、狐父城、夹河、邵寨者，目前本文尚未逐条通检，暂不作"有""无"之断。此所谓"待核"者也。

（四）明代方志之证据边界

虽然，明代方志可据，而其证据边界不可不明。明代方志成书之时，上距宋元已三、四百年；其书中所载秦汉召平、唐代邵仰古、金元定居夹河诸事，皆属明人追述前代，非宋元当时之原始档案。明志之可用于核验者，乃明代本朝之人物、明代始见之聚落、明代已立之祠墓——例如明代砀山邵氏人物之可考者、邵寨村名之始见于何志、邵氏祖墓在何山之原。若欲以明志所记"邵仰古登进士"一条，径作中唐史实；或以明志所记"金元迁夹河"一条，径作金元事实，则又犯"以后证前"之病，与谱牒攀附同失。

故明志之用，可分两层：其于明代本朝事，可作次等可信之地方记载；其于明以前事，仍须视为明人对旧闻之整理与追述，其史料等级不因其为方志而遽升。本文前此各节所断"唐代邵仰古仅见谱牒""金元夹河村定居仅见谱牒"，不因明志中或有追述之文而遽改——明志若果有其文，亦只能作为明人追述之证，不能上推为唐宋金元当时之实。

本文草成之日，有二事尚待后续通检，列为待核查工作清单，以见研究未尽之域。一为明嘉靖二十三年《永城县志》人物、古迹、冢墓、艺文诸门中，凡涉邵氏姓名、邵氏祠墓、邵平墓、狐父城者，当逐条检出，核其时代、撰人、所本；二为明崇祯十二年《砀山县志》残本中，人物、古迹诸门凡涉邵氏、邵寨、狐父城、夹河者，亦当逐条检出，与嘉靖《永城》对勘。此二事皆属"待检""俟核"之列，目前不得据此预断其必有或必无；将来检出之后，当别为札记，以补本文之所未备。

（五）邵良卿与《养拙漫文》——明志人物之个案考索

前举待查清单中，崇祯《砀山县志》人物门之邵氏，已得一具体个案，即邵良卿。按崇祯志残本人物志有邵良卿小传，称其为明季砀山诸生；传中于其生平、交游、出处，记述极简，唯于传末著其著述曰"有《养拙漫文》"。传中但记书名，不记卷数、不记体裁、不记刊刻与否、不记序跋撰人，亦不记其书成于何年。是关于邵良卿其人其书，明志以外，今日所见者仅此一行。

考《养拙漫文》一书之目录著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未收，《千顷堂书目》未著录，《安徽艺文考》及续修四库总目、各版皖人书目，亦皆不见其名。夫明季皖人著述，《四库》虽多有遗漏，然《千顷堂》为有明一代书目之总汇，《安徽艺文考》为一省艺文之总录，二者皆不著录此书，是其书在清代中叶以前，已不为目录家所知。复按公藏状况：中国国家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安徽大学图书馆，以及徐州、宿州两地博物馆古籍部，皆无明刻本、明清钞本之入藏记录。又考其书之单篇流传：明清总集、安徽地方诗钞、砀山本地文献征录，亦未引《养拙漫文》之任何一篇一文、一诗一句；今日欲读其书，并无零篇断句可寻。

合目录、公藏、选集三端而断之：《养拙漫文》当是明季一位地方下层士人——诸生——所撰，其书或未刊行，或仅由家塾雕印，印行极少，流传不广；鼎革之际，砀山再罹兵燹，其文遂与同时地方文献同归散亡，今日已无完帙，亦无残叶可睹。此一判断，非谓邵良卿其人必无诗文可传，乃谓其书今日已不可得而读。研究者引及邵良卿，只能作如下表述："邵良卿，明季砀山诸生，著《养拙漫文》，见崇祯《砀山县志》，其书今佚，无逸文可考"；不得径引《养拙漫文》之文以为立论之据，盖无原文留存也。

虽然，考索之事，贵留余意。此书之复见天日，理论上尚有三端可能，然皆概率甚低，未可作为既定线索。一曰砀山怡怡堂邵氏旧谱，于先祖诗文或有摘抄；然今世所传重修谱，大抵仅转抄崇祯志"著《养拙漫文》"一语，于原书文字未录一字，不足据为原书尚在之证。二曰散佚之清或民国《砀山县志》采访文、乡土文本，其书仅藏于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等实体馆藏，线上不可得见，其中或有良卿小传之详文，然亦仅理论可能，须亲赴馆阅方可定。三曰崇祯《砀山县志》原书之艺文志卷——今传为残本，此卷适在散佚之列——其中或收《养拙漫文》旧序，然此卷至今未重新发现，亦仅悬想而已。三端皆当俟核，目前不得预断。

复按：明季以降，清人撰述中以"养拙"名文、名钞、诗选者颇不乏人，其人多在江南、河北，时代与里贯皆与砀山邵良卿无涉。引用之际，不得以后世同名之书溷而一之；凡题"养拙文""养拙漫钞""养拙诗选"而作者非砀山邵良卿者，皆不得引作本文考证之据。

此邵良卿一案，于本文结论实有印证之用：明志人物门所录砀山邵氏诸生，正是前文所断"该支邵氏可被文献实证之可靠起点只能到明代"之一具体个案。其人不见于宋元，不见于金元，而始见于明崇祯志——虽其书已佚、其文无征，然其人之为明季砀山邵氏，已得明代方志之一证。此与前此各代"仅见谱牒"者，恰成对照。

七、综合边界

（一）可证与不可证之分际

合秦汉以下至金元一千五百年而统观之，可得结论如下：明代以前，官修正史、全国性地理总志、现存碑志三类材料，不能证实芒砀—古砀郡一带有自汉延至元、世代可考之邵氏大族。秦汉之召平，家于关中，与砀无涉；东汉至南北朝，史、志、碑三方不见邵氏；唐代邵仰古，仅见谱牒；宋代本地无邵氏士大夫，上接邵雍之说出于攀附；金元夹河村定居，亦仅见谱牒。六段之中，凡属明以前之始祖、始迁、科第、官职，无一得到正史或同时代碑志之印证。

于此尤须强调：芒砀、永城二县之宋元本县方志，今已全部散佚。今日所见《永城县志》乃清代重修，砀山县志亦以明清以来传本为旧。宋元旧志既亡，则本地在宋元时是否有邵氏之记载，已无从取校。此一文献学事实，本身即是结论之边界：不能因今日无征，便断言宋元旧志必无其文；然旧志既亡，亦不能凭今日之推测反证古志必有。两端皆不可说，唯"无本地旧志可核验"一语为实。

考方志之散佚，于北方州县为尤甚。金元之际，黄河南北兵燹相仍，版籍荡然；明初修志，已多摭拾传闻。砀、永二县宋元旧志之不存，并非二县独然，而是北方许多州县共同之命运。故于宋元一段，研究者之可凭者，仅官修正史、全国性总志与出土碑刻三端；本地一域之私乘、传闻，反须在此三端之外别作一层观。

（二）文献实证之可靠起点

综合以上考异，砀山怡怡堂邵氏族谱中所保存之家族世系记忆——自唐邵仰古、中经金元立村夹河、下逮明清——作为家族内部史料，自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它反映了该族对自身源流的世代叙述，是研究砀山邵氏家族认同、迁徙想象、谱牒建构之第一手材料。

然家族记忆之史料价值，与"被文献实证的史实"，尚属两事。本文严格区分二者：谱牒所述，可以作为"谱牒说"征引、讨论、待考；不得径作为已被官史证实之史实引用。由此推出，该支邵氏可被传世文献与现存碑志共同实证之可靠起点，只能到明代。明以前各代始祖——无论秦汉之召平、唐代之仰古，抑或金元之迁夹河——其故事皆属谱牒追记，均在待考之列。

（三）未来可用材料之范围

考异之业，贵留余地。本文今日所断之"无征"，乃就现存材料而言，非谓地下、民间永无新证。他日若欲将明以前各代始祖从"待考"推进为"可证"，所凭材料，不过三类。一类为出土唐、五代、宋、金元时期之墓志、碑刻、买地券，其志主或署砀山、芒砀、狐父城、夹河村里，而姓望为邵（召）氏者——此为最直接、最有力之实物证据。一类为比现存怡怡堂本更早之族谱，若明代刊本或清代前期钞本，其世系叙述与今本有异，或附录有宋元旧跋、旧序、旧像赞、旧祠堂记，可作为谱牒源流之新证。又一类为明代早期——洪武、永乐、景泰、成化间——修成之府、州、县志残本或辑佚文，其去元未远，所录人物、寺观、冢墓尚近于宋元之旧，此为本地系统记载中最有可能保存早期家族痕迹者。

除此三类之外，明代以前本地旧县志已经散佚，无由复见；近世网络文章、通俗读物、姓氏大全一类资料，史料等级最下，不待取证。故本文郑重申说：今后凡讨论芒砀邵氏明以前世系者，当于上述三类新材料出现之前，一律以"待考"视之，不得以清代方志与私家谱牒一面之词，上定汉唐宋元之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