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曰濂与《北京余姚会馆碑记》、北京姚江胡同

邵友华

北京有个姚江胡同
褚纳新　文/摄      2010年11月22日
北京初秋的傍晚，已带有几分凉意，淡色的晚霞落在琉璃厂东街粉饰一新的彩楼上，折现出了一些亮丽的余辉。琉璃厂，这一百年前京都文人的雅游之所，如今已成为了经营书画碑帖、文房四宝、古玩玉器的集散地。一路上，中国书店、汲古阁、云松阁、韵古斋、一得阁等老字号无不淹没在现代商业的气氛之中，而我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去寻找一个叫“姚江会馆”的地方。
   大概在半年前，我在查阅《光绪余姚县志》的过程中，在志书“义举”栏中无意间读到了一段有关“京师会馆”的记录：“新会馆在京城东南园，光绪十一年（1885）邑人邵曰濂、邵友濂集捐改置，计屋四十间，正厅曰：‘荣枌堂’，后门通琉璃厂，署曰‘姚江别墅’。”记录中还附记有《姚江会馆碑记》的相关碑文。
    北京琉璃厂有“姚江会馆”，会馆内还曾有《姚江会馆碑记》，这些资料的发现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但互联网上有关“姚江会馆”现状的资料非常缺乏，我只查到了北京南城在1997年做文物调查时的一份会馆资料，记载有：“姚江会馆：姚江胡同l号，破损，现为民居”十六个字，这也许是北京官方近十多年来唯一的一份有关“姚江会馆”现状的文字资料了。
    正是在这一个初秋的季节里，我有机会出差到了北京，正好可以完成这一魂牵梦萦的造访。选择傍晚去，为的是能避开现代琉璃厂的那一种浮躁与喧嚣。以前我先后到过琉璃厂两次，每一次都是在熙熙攘攘中而过，那里的假古董、工艺品、泛滥成灾的湖笔徽墨，与沿街此起彼伏的招揽声，总是让人游兴索然，琉璃厂已不再是传说中的文化胜地了，这也许是每一个到过琉璃厂的游客都会有的感受。
    傍晚时分的琉璃厂，仍是车来人往，不失热闹的气氛。我一路打听，终于在琉璃厂东街找到了写有“姚江胡同”字样的胡同口，进入了狭长的胡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治印”的招牌，旁边是个刻字铺，推开玻璃门，里面有一老一少，似是一对师徒，我说明来意并向他们询问在姚江胡同内是否听说有一块石碑，那师傅模样的人操着一口江苏话说“啥石碑？我在这呆了十多年了，没的听说过，你去里面问问吧！”说罢又闭目养神了。
    出门往里走，胡同显得更小更弯了，在前面岔路口的小屋门口，有一对近70岁的老夫妇站着唠嗑，看来是刚吃好晚饭，我就上去搭讪，那大爷听说我是从南方过来寻访姚江会馆的，激动地说：“我们站着的地方，以前就是姚江会馆的门楼啊！嗨！三十年前就拆了……”说着，老人带着我走到了胡同转弯处的墙脚根上，指着被杂物压着的一块石头说：“看！这块就是姚江会馆门楼上的石牌匾，我用水泥埋在这里的，守了三十年了啊！”大爷说：他叫张祖宽，全家来姚江胡同居住有三十多个年头了，他就知道有这块门楼上的石牌匾，至于其它碑石他就不清楚了，老人最后告诉我说会馆门楼的滚礅石还在，扔在胡同里面，他可以带我去看。
    越往胡同里走，里面的房子就越显得灰暗斑驳了，在老人的指引下，我终于看到有一只带有狮形兽的滚礅石，正孤独地歪斜在墙的一角，我一时无语。这时，从胡同右边的屋子里出来了一位大伯与一个年轻人，当大伯得知我来自浙江余姚，心情非常激动。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是老乡啊！今天终于碰到老乡了！”这位满口京腔的大伯名叫魏国泉，今年55岁，从小就生活在姚江胡同里，他的父亲魏炳阳是琉璃厂坊间有名气的印刷技工，出生在余姚，后来到上海做学徒，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魏炳阳应琉璃厂一家印书馆之聘来到了北京，之后就一直定居于姚江会馆内，以制作铸字盒为生，解放后在公私合营的印刷厂工作，直到十年前去世。魏国泉说：以前姚江会馆内余姚人很多，后来陆续都走了，他家是姚江会馆内仅留着的两户余姚籍人家中的一户，另一户余姚籍人家姓邵，男的活到80多岁，女的活到了93岁，现在都不在了，夫妇俩有一养女，现在保定当大学教授，自老父母过世后就不再来住了。魏大伯动情地说：实际上，他们家是姚江会馆内最后一户余姚籍人家了，小时候，他经常听父亲说老家在余姚一个叫马渚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有去过余姚，姚江会馆的四合院里也至少有四五十年没有来过一个余姚人了！几年前，他的外甥，也就是与他一起出来的那位年轻人，曾经出差到过余姚，他曾托外甥到那边找找姓魏的人家，探寻一下自己的家世，但外甥只到了一个叫陆埠的地方，后因线索缺乏，就没有再继续找了。说着，魏大伯的眼眶湿润了。
     后来，经魏大伯引荐，我又采访到了他的大哥，今年69岁的魏喜全大爷，大爷说：他是在姚江胡同出生的，小时候，会馆北面有一个很大的门楼，边上的门房内住着一个姓徐的看门人，是个孤老，当时门楼边上有两个趴着瑞兽的门石墩，四合院里的小孩都喜欢聚在那边玩，记忆中他父亲当时经常跑上海采购印刷材料，顺便也会回到浙江老家看看，带点南方的特产回来。在他9岁的那一年，他曾随父母回过一次故乡余姚，那是1951年前后，他们先坐火车到了杭州，然后再坐汽车一路颠簸到了马渚，老家的亲戚们非常客气，杀鸡又宰鸭的，他还第一次吃到了南方的芋头。记忆中的余姚风光很美，老家的后园种着竹子，旁边还有小河……谈起姚江会馆，魏大爷简直是了如指掌，他说：“在解放前啊，姚江会馆里住着的大都是余姚人，余姚人在这儿居住都不用交房租的，会馆内原先有大小四合院四五个，祠堂门口的院落是最大的，那儿还种有两株大海棠树，院子里有块黄泥地，以前大概是个练武场，解放后，电话局还组织运动员到这块场地上练过摔跤……我小的时候，姚江会馆的祠堂里每年都要举行祭祀活动，仪式结束后还有糕饼分着吃……。”
    魏喜全老人继续回忆说：在解放初期，祠堂的边屋内住着一户姓谢的人家，后来这姓谢的男主人被镇ya了，之后祠堂就成了印刷厂的职工住宅，后来产权又转到了同仁堂药厂门下。魏大爷还说：在会馆下院朝北的三间大屋内，还住过余姚来的一位姓黄的先生，很有学问，他们一家在那儿居住了许多年。魏大爷所说姓黄的先生应该就是来自当时属于姚北浒山的黄越川，黄越川曾与秋瑾一起游学于日本，是同盟会早期会员，他在1937年后定居于琉璃厂的姚江会馆，曾把家当作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的秘密联络点，接待过故乡余姚的爱国青年，帮助他们奔赴延安。
    从魏家再朝里面走，姚江胡同就到了尽头，左边就是魏喜全大爷所说的祠堂，这是一座在北方民居中算得上气派的老房子，有着粗大的廊柱与结实的檐料。这时候，从祠堂西屋走出来了一对和蔼可亲的老人，老先生名雷广荣，今年86岁了，他问清我的来意后，热情地把我领进了他的居室。老人说：他是1970年来到姚江会馆祠堂西房居住的，刚来的时候，这祠堂的门窗都是弯木花格制成的，非常精细考究，当时就知道这房子原先是座会馆祠堂，以前还供奉着两尊神像，但在他迁居来之前，这两尊神像已被造fan派捣毁了，身躯扔在北院的门楼边上，大概有二尺来长。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震波涉及北京，祠堂的西山墙震坍了，于是他家就临时住到西院北房的三间大屋里去了。那时候，他就在西院北房的东、西廊心墙上发现了两块大石碑，一块就是《姚江会馆碑记》，另一块大概是记载捐助人与捐助额的碑石，平时喜欢看历史书籍的他当时还仔细阅读过碑文，至今他仍记忆犹新。
    雷老先生继续说：大概在一年前，来了几个年轻人，好像是前来寻访北京老胡同的，在寻访过程中他们在那边斑驳的廊心墙上发现了石碑，于是就从琉璃厂买来了纸与墨拓，匆匆地拓下了碑文……之后，那块石碑就被房子的主人用灰沙浆泥住了。“嗨！……看不到啰！”老人带着遗憾的表情絮叨着。“我住在这里四十多年了，你是第一个来这里寻访姚江会馆的余姚人，最早看到碑的就是那几个前来寻访老胡同的年轻人，他们也曾来采访过我，我就把这里的历史告诉了他们。后来，其中的一个年轻人还特意拿来了这块碑文的材料，说让我保存一份。嗨！看我糊涂得，这纸片儿不知放哪去了？”说罢，老人便摸摸索索地寻找起来了，先是从抽屉里找，然后又从床头找，最后，终于从墙壁的挂钉上找到了一只铁夹子，从中扯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果然包着一张A4纸的复印件，展开一看，《北京余姚会馆碑记》跃然纸上，复印件的落款处注有：“刘征注录”，左角下有碳素笔的签名：“张金起，中国记忆网总执行人”。
复印件所录碑文大致如下：
“光绪纪元之二年，岁在丙子，余姚邵曰濂集邑之京外官绅，谋建会馆于京师，众议勰同，乃集捐若干两，购潘家河沿民屋二十余间，创建余姚会馆。
    越八年壬午，曰濂弟友濂奉天子命备兵沪渎，兄弟窃议，前所建会馆湫隘不可居，又三年乙酉，捐廉俸所入凡若干两，购东南院民屋四十间，修葺改造，始制堂舍、斋厨及会客宴息之所，悉备租前馆为岁修费，经始于某月日，落成于某月日，工既竣，曰濂遂为之记曰：天下行省及府厅州县建会馆于京师，以栖士之应京兆及礼部试者，顾行省地广，其官于京师者亦众，会馆得赖以不废。……
　　余姚在胜国时，人才辈起，于京师不应无会馆，或曰今宣武门外正乙神祠即其遗址，而卒不可考……曰濂更思人才之兴以科名然，必以道德名节有所观法，而后足以持久，爰于馆中构精舍，祀阳明王先生，而以梨洲黄先生配焉，使乡之官京师者春秋致祭，以景行前贤，而一邑之士之应春秋试而来者，亦皆有所宗仰。
   自顾老病，区区之志，恐不获竟，愿后来者，概慕奋兴，名臣硕儒，将跨有明而上之，则是馆也，特椎轮之先路而也。
   光绪十有三年正月邵曰濂撰并书。”
    邵曰濂为何许人也？他原名维城，字子长，号莲伯，余姚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历任会试同考、顺天同考、陕西主考、内阁侍读学士、光禄寺卿、太常寺正卿。在近代史上，他与他的父亲邵灿、弟邵友濂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邵灿，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吏部左侍郎、军机大臣，是咸丰皇帝身边的重臣。邵曰濂弟邵友濂，字小村，同治四年举人，光绪初年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曾署理使俄钦差大臣，后历任苏松太兵备道、台湾巡抚、湖南巡抚。追溯起姚江会馆的历史，可以说是与这邵家父子三人息息相关。
    全碑共有620余字，从碑文内容来看，北京余姚会馆的历史一览无遗，从中可知，在明代，北京就已经有了余姚会馆，据邵曰濂考证，宣武门外正乙神祠大概即其遗址。正乙神祠相传是明代一处香火极盛的寺庙，清康熙六年（1667）被浙江在京的银号商人购置，成立“银号会馆”，其中的“正乙祠戏楼”，即是清圣祖康熙下旨敕建的，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其木质戏楼虽历经岁月沧桑至今仍保存完好，梅兰芳等京剧大师都曾在正乙祠戏楼登台演出过。真是没有想到，这京都大名鼎鼎的正乙神祠，在明朝的时候，居然还曾是余姚会馆的所在地。
    碑文中邵曰濂还写道：“国朝雍正、乾隆间，科名复盛，而此事未有议者。道光中，先文靖久官京师，屡议及之，会时乱不果。曰濂兄弟幸承先绪，同官于朝，而事力不给，因循累年，既营数椽,又苦湫隘。适庚辰、癸未两科与计偕者凡数十人，一时特盛，乃谋移建于此，较前为式廓焉。自兹以往，科名踵起，当不乏人，庶邑之士，官台阁、入省院者，彬彬益众，而会馆因以不废欤。”
    由以上碑文记叙可知，在北京建造余姚会馆当是邵曰濂之父邵灿（谥文靖）之初衷，其兴办会馆的主要目的是给应顺天乡试的秀才与应礼部会试的举人提供学习与休息的场所，以兴一邑科名之盛。但未及建馆，邵灿便于咸丰三年离京出任漕运总督，后又兼署河道总督，累年在山东参与平捻，咸丰十年回浙任团练大臣，同治元年因病去世。
直到邵灿去世十多年后的光绪二年，邵曰濂续父遗志与在京的余姚邑官绅一起在北京潘家河沿购置民屋四十余间做为余姚会馆，其地址在今两广路虎坊桥南首，但七八年后这些房子因低矮狭小而无法居住，时邵友濂已官至苏松太兵备道，兄弟俩便商议捐出俸禄所得银两，扩建姚江会馆，于是就把目标放到了琉璃厂一带。琉璃厂初兴于清乾隆年间，时宫廷兴修《四库全书》，四库馆内的一些翰林经常到琉璃厂一带的散摊上寻访民间遗书。之后书市日盛，到了晚清时期，北京外城原先红火的灯市口、城隍庙书市都逐渐转移到了琉璃厂，琉璃厂成为了外城西部最大的文化交流中心。当时的汉族官员大多居住于附近，书肆中也有较多的闱墨书籍，赶考的举子聚居于此有利于学习、购书与置办笔墨书砚。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九日，邵氏兄弟以松江银二千七百两之价从琉璃厂韩氏处购得民屋四十八间半，地处琉璃厂东南园西头，东至东胡同，西至鹿犄角胡同，南到东南园，北至琉璃厂古芬阁，经修葺改造，始制堂舍斋厨及会客宴息之所，并把前购潘家河沿旧会馆的房子出租做为新会馆的岁修资费，新会馆的工程在光绪十二年岁末完工，竣工后，邵曰濂撰碑记并书，从碑文记载可知，姚江会馆内还建有乡贤祠，祀王阳明先生，配祀黄宗羲先生，使在京师当官的乡人与每年前来应考的儒士们能在春秋致祭，雷广荣老前辈所说的在文革时候被毁的两个神像即二位先贤人物是也。
    走出姚江胡同时，已是华灯初上，琉璃街的店号门口挂起了中英文对照的“经营中”的灯箱牌子。踏着霭霭暮色，我走过了东琉璃厂的火神庙，思潮起伏的我似乎也在慢慢地走离历史，真若雷老先辈所说：我是四十余年间，第一个来京寻访姚江会馆的余姚人，那么，我对这一次的寻访已是感到无比的幸运与满足。
    回到余姚后，我按照雷老先生那张纸片上的记录在网上查阅“中国记忆网站”，打开了中国记忆论坛，里面的每一个帖子都令人触目惊心，这是一个以民间文保人士为主体，以实际行动从事文化遗产发现与保护的网站，近年来，他们为保护古建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做为一个余姚人，我为姚江会馆的安然存在而感到一丝暂时的慰藉。几天后，我终于从网上找到了刘征和“老北京”、“老寇”等网友在第一次寻访姚江胡同时所拓下的那一张《姚江会馆碑记》，图片上碑拓已经精心装裱，在帖子上，北京版主有如下注解：“此碑宣武文管委说没有文物价值，碑刻是嵌在廊心里的，修房时露出来的，本来那里是工地，正在修房，是拓不成的，但那天下大雨没有人上班，趁此时机所以才得以拓成。碑文是邵曰濂写的，字迹清秀俊美，光绪十三年立碑至今已122年了。”此碑的命运将会如何？姚江会馆内的乡贤祠将会是拆是留？这些都是未知数，真希望有更多的热心人能参与进来，给予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更多的关注。
（来源：余姚日报 编辑：李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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