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上海第一家——斜桥邵家

邵友华

百年前上海第一家——斜桥邵家
林 淇
刊载于台湾《传记文学》
1999年10月号
第75卷第4期78－82页
清末，上海斜桥路（今吴江路）口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有一座门牌为四OO号的花园大住宅，它是上海道（相当今上海市长）邵友濂的府第。此宅有东西两幢两层楼房，因每幢有前後进，也可以说是四幢。府第画楝雕梁，富丽堂皇：前後花园，幽雅秀美。
旧上海，卡德路、同孚路、圣母院路、金神父路（今石门二路、石门一路、瑞金一路、瑞金二路）原本是条河，叫东芦浦河。河上有座桥称做斜桥（桥斜——对路来说，故得名）。因了这座桥的缘故，这里一带地区，後来就习称为斜桥。今吴江路旧时叫斜桥路也是从这座桥得名的。今南京西路上海电视台解放前是美国人的总会叫斜桥总会，是从这个斜桥地区得名的。邵友濂当年是上海最高地方长官，他的家当然成了上海第一家，於是名声煊赫的“斜桥邵家”传遍了上海滩，至今，在耄耋之年的上海老年人的脑海里还留有余响呢！
邵家子孙一瓣心香遥念祖宗，追远之极限能上溯到北宋真宗朝，公元一O一一年出生在范阳（在今河北省内）的邵雍，就是邵家子孙们引以自豪的，每一念及述及必为之动容的家谱中的第一代老祖宗。邵雍是一个哲学家。他专研和精通的就是当今很时兴的、国外亦有人研究的中国五经之一的易经。他把易经与道教思想给合起来成了亲，建立起他的学说叫“象数之学”，也名“先天学”，从而开创出一个学派，称为“百源学派”。他还是一位笔迹学（字相学）家，他说：“言：心声也；字，心画也。”他写下了很多字迹方面的著作，对笔迹学贡献极大。他为人很清高，朝廷几次三番封他官，他都谢辞不就。他长期隐居於今河南省辉县苏门山百源（百源学派名称即由此而来）之上，读书，耕稼自给。他把他住的地方称做“安乐窝”。现今很流行的安乐窝一词，大概是他第一个叫出来的，不过他所谓的安乐是安贫乐道的意思，不是眼下享乐的含义。他又自号 安乐先生，这也可以想见他淡泊明志、格物致知的思想境界。他後来又居住洛阳，跟司马光、吕公著等从游甚密。他逝世後，谧号叫康节，後世，“邵康节”三字叫出名来了，邵雍本名反倒没有它来得响了。邵友濂这个邵雍的後代子孙，在浙江省余姚县办了一所小学，它就以这位老祖宗的谥号为校名，这康节小学可能至今还在那里呢。
邵雍逝世後，子孙相传，到明末清初，有一部分後裔迁到浙江省，分居在宁波、余姚、绍兴等地，世代以种田为生，都成了庄稼汉。直到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居住在余姚的一族中才出了一个读书人，名叫邵灿。邵灿三考正途出身，咸丰间官至漕运总督。邵氏显赫家史从这里开始。
邵灿有三个儿子。长子邵曰濂，官至太常寺正卿，除外放过一次某省学政（主考）外，始终当京官。次子早殇。第三个儿子就是邵友濂，原名维埏，字小村，一八四O年生，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中举人。同治问曾任工部员外郎。光绪初年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一八七八年以二品衔道员充头等参赞随全权大臣吏部侍郎崇厚出使俄国交涉归还伊犁。一八七九年十月，崇厚回国，他留俄署理使俄钦差大臣。一八八二年任上海道，一八八六年调离上海。名声煊赫的号称上海第一家“斜桥邵家”的静安寺路四OO号邵友濂大府第即建造於他上海道任内。一八九一年除台湾巡抚。一八九四年调湖南巡抚。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一八九五年初派他和户部侍郎张荫桓为代表赴日求和，後因日本拒绝谈判回国。
邵友濂是清政府中一位出了名的清官，一向为慈禧太后所宠信，每次晋京述职，朝拜慈禧时，老佛爷必恩赐白银两万两以奖其廉洁。
邵友濂殁於一九O一年，享年六十一岁。
邵曰濂、邵友濂两兄弟都先後娶了五个妻妾，他们的子女也都是最後一位妻子或姬妾所生。邵曰濂生一子，名叫邵济（字揖如），还有一个先天性的聋膨女儿。邵友濂则生了两个儿子和几个女儿。长子名邵颐，次子叫邵恒（字月如）。後来，邵曰濂这一支迁居浙江萧山。
邵友濂长子邵颐元配李氏夫人，是前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女儿，所以邵友濂与李鸿章是两亲家。但两亲家後来成了两冤家。邵友濂与张荫桓赴日求和不成回国後，不久和议又起，而日本方面则要李鸿章去。李鸿章对邵友濂说自己不想去日议和，如必得去，当与你亲家同往。後来，李鸿章失信，竟一个人去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回来。邵友濂为此大恼，与李鸿章闹翻，两亲家就此断绝了来往。邵颐娶李氏夫人後，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畹香。不幸，李夫人早故。邵颐继娶史氏夫人，也是官宦千金，无出。邵颐不寿，中年去世，史夫人孤灯空房，守节自誓。这位史夫人生长在北方，平时穿著朴素，十分的整整齐齐，说一口京白，笑不露齿，也从来没有高声，只因长年的青灯孤寂生活，以致寡言少语，整天难得欢笑的时候，成了邵府一个李纨。
邵颐亡故时，弟弟邵恒仅七岁，哥哥一死，他成了单根独苗，承祧邵家一脉香烟。邵友濂夫妇替邵恒从小定了亲，配的是中国第一个大买办、资本家，後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的第四个女儿。邵恒约在十七岁时与盛四小姐完婚，後来生下六子一女：长子邵云龙、二子邵云鹏、女邵云芝、三子邵云骏、四子邵云麒、五子邵云麟、六子邵云骧。邵友濂顾念长媳史氏守节无後，生前立下遗嘱，命邵恒将来婚後出生的第一个男孩承继史氏为子，所以邵云龙又是长房嗣子。这样，邵云龙就有了三个祖父：祖父邵友濂、外祖父盛宣怀、嗣外祖父李鸿章。
邵友濂继承其父邵灿遗产之半，又购买田地，设置产业，因此，生前积累起几千万两银子的一笔巨大家财。他去世时，邵恒只有十五六岁，因为年纪小，还不知道世事，家务一切全由母亲柴氏太夫人和柴总管家掌管。柴总管家是柴太夫人胞弟，也就是邵恒的舅舅。柴太夫人虽是一家之主，享有最高权威，但毕竟是女流之辈，而且缺少理财的能力，所以把家中财务大权交给了她这个自己完全信赖的胞弟。这位柴舅公机敏有才干，擅长商务，精通会计，而又喜欢弄权，因此渐渐的就成了邵家的主宰人物，加之他胞姊对他的极大信任，其威福就更盛了。
邵恒由於母亲柴太夫人和长嫂史夫人等对他的宠爱、纵容，长大後只知道享乐，不经营正业。他更不管家务，所以从来不知道一两银子可以换多少大米，也弄不清一角钱能买几只大饼，他完全不懂开门七件事。他广交宾客，手面阔绰，挥金如土，而且声色犬马，麻将大烟，件件皆精。他出门轿车（牌照二号，後按住址改为四OO号）代步，经常在十里洋场中逛荡，成了个社交界里的豪客，上海滩上的大官人。因邵家开设有一家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大银楼杨庆和银楼（久记），上海人就叫他“杨庆和小开”。他玩世乐生，多少年来吃吃白相相，後来除了曾作为他岳父老丈人盛宣怀的随员跟著到日本去了一次，在轮船招商局福州分局当过一任分局长和担任上海圣芳济中学（今上海时代中学前身）校董（实际不做事）外，几乎就一直拿享乐当职业。
邵恒之所以不管事，不管家，固然是由於本人不争气，但柴舅公的不肯放权，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这柴舅公还很有一套手段呢，他拿他胞姊的信任作靠山，以舅舅的尊位做本钿，用威严和金钱来镇住邵恒，外甥要用钱，总是尽量满足之。而这个外甥呢，只要求钱必应，挥霍得舒畅，其他的事就什麽都不管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柴舅公非但独揽大权，无所顾忌，而且明拿暗取，中饱了他的大私囊。邵家财产究竟有多少？自邵友濂死後，只有他一人清楚，所以他到底拿走多少，别人就黑咕隆咚了。邵家人只能凭估猜知道他取去了大宗，因为他临死前移交给邵恒的竟一千万两银子也不到了。当然，钱是少了不少，但这究竟还是一笔巨产。
可惜邵恒许多年来享福惯了，积习难改，柴舅公死後现放著权在那里他也懒得去抓了。他让原来各处的经理、帐房等去掌管业务，自己只是到时交来多少钱收多少，一切事情几乎不闻不问。许多执事的都摸熟了这位小开老板的脾性，於是在他的糊涂里净揩油水。这样，邵恒不管事，下人又乘机捞取，更坏在他自己的穷奢极欲，因此家中产业又接二连三地败掉不少。亏得邵家这个财产底盘实在大，尽管一再斫伤，元气已丧，钱又少掉了不少，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剩下的仍不失为一笔巨产。
邵友濂故世後，邵家长、二两房一直没有分家，但产业的利润、出息或卖掉一宗产业之所得，向来规矩，是两房各半，平分的。邵云龙承嗣长房，所以他呱呱坠地来到人间的同时，手里就已经捏有邵家的一半家当了。
邵云龙，一九O六年六月出生於上海。五岁上家塾，後来进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十七岁毕业於上海南洋路矿学校（交通大学前身，盛宣怀创办）。也就在十七岁那年，与盛宣怀孙女盛佩玉（盛宣怀长子的五女儿）订婚，并取《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佩玉锵锵，洵美且都”句，改名“洵美”。从此，以邵洵美名字行世。十八岁去英国留学，进剑桥大学依曼纽学院专攻英国文学。二十岁与盛佩玉结婚。
邵洵美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第一部诗集《天堂与五月》。是年春，与徐志摩、闻一多、胡适、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译诗集《一朵朵玫瑰》和论文集《火与肉》。五月发表第二部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一九三O年十一月与张光宇、叶浅予等一起担任《时代》画报编辑。一九三一年一月与徐志摩、陈梦家等人创办《诗刊》。一九三一年以五万美金向上海德商泰来洋行定购得德国郁海纳堡厂制造的最新式影写版印刷机後，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创立时代印刷公司（後改为时代印刷厂），它是中国第一家使用世界最新式影写版印刷机的印刷厂，因而享誉全国。一九三二年九月与胡适、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共同担任《新月》月刊主编，参与了“新月派”後期的文学活动。一九三二年九月与林语堂、章克标、郁达夫等创办中国唯一的一本幽默杂志《论语》半月刊。《论语》出世，轰动文坛。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与张光宇、叶浅予等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已同时拥有《时代》画报、《论语》、《时代漫画》、《人言》、《声色周报》、《时代电影》、《文学时代》等七大刊物，邵洵美的出版事业进入了金光灿烂、辉煌煌赫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他也因之几乎耗尽了他的百万家产。
一九三六年，邵洵美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诗集《诗二十五首》。这是他最重要的也是最後的一部诗集。诗集卷首有篇“自序”，它是一篇诗论，论及的一些地方在今日新诗界也有现实意义。同年，他又在大型英文杂志《天下》月刊上发表：“Poetry Chronicle“（《新诗历程》）一文。它也是一篇诗论，它是研究新诗及其发展历程的重要史料。
对於邵洵美这位诗人的诗，人们给予这样的一些评论和赞誉：诗人朱维基说“邵洵美的诗的奇异的美在新诗里是一个突惊”。诗人徐志摩说“中国有个新诗人（指邵洵美），是一百分的魏尔伦”。诗人陈梦家说“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她有女人十全的美），只是那缱倦是十分可爱的”。作家沈从文说“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恶》与徐志摩风格各异，与郭沫若也完全两样。邵洵美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於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於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另一面看到的破灭，这诗人的理知，却又非闻一多处置自己观念到诗中的方法”。作家夏衍有次对人说：“达夫（郁达夫）对我说邵洵美是一位很好的诗人”。苏联作家契尔卡斯基对邵洵美的《诗二十五首》进行了评论，他说邵洵美也像新月派其他诗人一样，致力於使他的作品摆脱“中国旧诗的思想（伦理道德）的束缚，去写感情上美的题材”，并肯定邵洵美创作新诗“不是形式上的，而是根据诗的本质进行的”。同时，契尔卡斯基还指出邵洵美从唯心主义出发，“只知道一定意义上的感情的现实，他也仅仅赞美感情”，这样的诗“尽管有不少优美易记的句子，生动鲜明的形象，但总的说来，他的作品雄辩地证明了，在风云变幻的世界里，企图作那些逃避复杂的生活的人的绿洲，作没有一点改造生活的要求和愿望慰藉的诗，是没有前途的”。
邵洵美，从政治倾向上来说，属於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范畴；从艺术倾向上来说，所持的是“艺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但是，三十年代民族的危机，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把他从“艺术至上”的殿堂里驱赶出来，促使他面对现实，跨步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秘密绑架了青年作家丁玲和潘梓年，为此，他和蔡元培、杨杏佛、邹韬奋等二十九位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的抗议。从一九三四年起，他发表了不少社会评论和时事短评，如《痛苦的外交》、《中东路卖买与日俄妥协》等，表露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一九三六年，民族危机更形严重，六月初，他与茅盾、洪深、何家槐等四十一人发起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他们在“宣言”中指出：“光明与黑暗正在争斗。世界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前夜。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要求更多的作家们共同负起历史决定了的使命。把我们的笔集中於民族解放斗争吧！”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邵洵美的出版事业全部停顿。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借用美国女朋友作家项美丽（英文原名Emily Hahn）名义，挂起洋商牌子，创办《自由谭》月刊宣传抗日。同时，为向国际宣传中国抗日，又再请项美丽以其名义另行出版一份取名：“Candid Comment”（《公正评论》）的英文月刊，并邀她亲自担任编辑。《自由谭》问世後，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嗣因日人横加干涉，被迫停刊，存世仅半年左右时间。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接受共产党交给的任务，将女共产党员杨刚翻译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本（最早译本）冒著生命危险秘密印刷并散发出去。
抗战八年中，邵洵美谢绝汪伪政府劝仕，效蛰虫之冬眠，深居简出。他以集邮自娱，并有十万余字的《中国邮票讲话》一书问世。
抗战胜利後，邵洵美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复刊《论语》，并自任编辑（实际编务交好友林达祖代理），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为止。
解放後，邵洵美从事翻译工作，多年中，翻译了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长诗《麦布女王》，英国诗人拜伦的长诗《青铜时代》，印度作家泰戈尔的长篇小说《家庭与世界》等等多部作品。
一九五八年十月，邵洵美以帝特嫌疑，蒙受冤狱三年半。一九六二年四月他拖著一条“帝特嫌疑”的尾巴从牢里被放了出来。一九六八年五月，这位一代文人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十七年後始获平反。
一九八九年二月，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在一篇题为《提篮桥难友邵洵美》的文章中对於邵洵美说过这样的话：“我现在写这篇文章，一方面履行二十八年前邵洵美先生在狱中对我的委托，一方面藉此表示我对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和出版界有其一定影响和贡献的诗人、翻译家和出版家的一点纪念的微忱。多年来，在‘左’的文艺思潮和路线的统治下，他的名字和作品久已从文学史和出版物中消失了，被遗忘了。这个历史的失误，也到了应该纠正的时候了。”
邵恒六个儿子中，除了长子邵洵美之外，还有一个也是享了大名的，但因为是当了大汉奸，所以享的是臭名，此人就是老五邵云麟。邵云麟後来改名叫邵式军。他曾就读复旦大学政治系。他的妻子叫蒋冬荣，岳父名蒋尊簋（百器）。蒋尊簋出身日本士官学校，辛亥革命後曾任浙江都督、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和军需总监等职。所以这个邵老五既是昔时旧贵世家公子，又为今日新贵门庭娇客。
抗战前，邵式军经妻子的舅舅吴启鼎的引荐，拜在了孔祥熙门下当了一名福建省税务局稽查，这个职位的本薪和外快都很丰厚，因此他尝到了税吏的甜头。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十一月上海沦陷後，邵式军投靠日寇，被上海日军司今部楠本中将委任为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成了一个先不受梁鸿志维新政府管辖，後不属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统制的日本军部红人。後来，他还去日本觐见裕仁天皇，从此，更因在日本人面前地位特殊，成了一个汉奸群中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上天入地唯我独尊的人物。在整个敌伪时期，邵式军官运久盛不衰，财运亨通旺达，他是大官，又是汉奸群中数一数二的大财主。
抗战胜利前夕，邵式军眼见日伪大势已去，於是毅然接受新四军的策反，投向光明，参加了革命，他参加革命後一直从事财经工作。一九五八年在山东省财政厅税务局工作时被捕判刑七年。一九六四年春死於狱中。死後二十年始获平反。
邵友濂的子孙现在都在大陆，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大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其中，邵洵美长子邵祖丞是上海时代中学美语教师（现已退休），业余从事翻译工作，五十年代曾翻译出版“彼得一世一书，一九八八年与人合译《展望未来》（美国前总统乔治·布希自传）一书，英文程度甚高。邵恒第四子邵云麒的独生子邵林，是位制药废水处理专家，又受他大伯父邵洵美薰陶，从事集邮。他专集中国邮票，在版式研究中屡有独到见解，对集邮名词的正名释义尤多建树，其集邮作品，识见精博，文采斐然，以严谨、精练、流畅之风格著称於集邮界。他参与创建上海市集邮协会，历任常务理事、《上海集邮》副主编。并为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第二届学术委员、集邮名词审定委员。他集邮著作丰富，与刘广实联袂主编《集邮词典》，任《中国集邮大辞典》分科主编、《中国集邮百科全书》分支主编及特约编审、《中国集邮史》分章主编。上述集邮文献，多有得奖者，其中享誉最高者当推《中国集邮大辞典》，已获世界邮展金奖。一九九八年邵林六十华诞，上海集邮界特为召开邵林邮文编辑研讨会，并制“邵林集邮五十年纪念封”二千枚以资纪念云。
邵氏有後，这许是邵友濂德泽之所被，邵洵美灵秀的锺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