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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章公子女查找 （绍兴邵永庆·2019年1月23日）
结果：均为事业有成的大家 邵章（孝章，号倬盦），父：子进 弟：羲（孝义）； 子：锐，字茗生，以字行 友诚，字敏生 女：……见《邵章自订年谱》 孙：……见《邵章自订年谱》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jp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2.jp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4.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四库简明书目标注》 《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四库全书总目》补充著作。20卷。清邵懿辰撰。初刊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
邵懿辰，一作懿臣；字位西，一字惠西。生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卒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十一年举人，旋考取内阁中书，荐升为刑部员外郎。任职军机处，四年以后，因受命赴山东济宁防治黄河水患无效，罢官。治学勤奋，孜孜不倦，学问渊博，淹雅闳通，尤精于版本之学。任职京师时，日与海内著名学者、藏书大家交游，常于治事之暇，各赍所得，互相订正。晚年罢官家居，又与一些藏书家邮简商榷，经年不断。故左采右获，所得益丰。
乾隆三十七年，政府曾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调动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即《四库全书》。在纂修期间，对采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部分未录入的书籍，都曾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汇成一书，即《四库全书总目》200卷。由于该书卷帙浩繁，检阅不便，乾隆曾下令另刊简明书目一编，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则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乃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这部《简目》虽仅限于著录《四库全书》编录之书，不收《存目》之书，但仍很有参考价值。由于种种原因，《简目》也有不尽完善之处：所著录之书有不应收而收者；有应收而失收者；有所收之本不及未收之本者；有所收采自《永乐大典》，而原书尚有旧刻、旧钞者；有无宋元旧刻，只有明刻为祖本者；也有的图书，明清两朝先后几刻，有足本与不足之分，有佳本与不佳之别；至于《四库》未收之书，后出之书，也所在多有。邵懿辰居京师时，购书甚富，又广闻博览，凡所见书籍，必疏导源流，详考其义例得失、版本优劣，随手即记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各书之下，以备校勘之资。天长日久，乃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20卷。其类目如下：
经部十类：易、书、诗、礼(周礼之属、仪礼之属、礼记之属、三礼总义、通礼之属、杂礼书之属)、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
史部十五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诏令之属、奏议之属)、传记(圣贤之属、名人之属、总录之属、杂录之属)、史钞、载记、时令、地理(宫殿簿之属、总志之属、都会郡县之属、河渠之属、边防之属、山水之属、古迹之属、中外杂记游记之属)、职官(官制之属、官箴之属)、政书(通制之属、仪制之属、邦计之属、军政之属、法令之属、考工之属)、目录(经籍之属、金石之属)、史评。
子部十四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推步之属、算书之属)、术数(数学之属、占候之属、相宅相墓之属、占卜之属、命书相书之属、阴阳五行之属)、艺术(书画之属、琴谱之属、篆刻之属、杂技之属)、谱录(器物之属、饮馔之属、草木禽鱼之属)、杂家(杂学之属、杂考之属、杂说之属、杂品之属、杂纂之属、杂编之属)、类书、小说家(杂事之属、异闻之属、琐记之属)、释家、道家。
集部五类：楚辞、别集(汉至五代、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祜、金元、明洪武至崇祯、清)、总集、诗文评、词曲(词集之属、词选之属、词话之属、词谱词韵之属、南北曲之属)。
本书所作标注，内容丰富，或叙校刊者，或叙收藏者，或叙版本鉴别、源流和内容得失。凡《简目》已收者，本书就其所见版本详加叙述，并考订优劣；凡《简目》未收者，本书则按原来类目，分别补充插入。本书问世后，邵懿辰之孙邵章乃对此书未及者，有所见闻，续加补充著录，皆有关版本考据之内容，乃成《续录》，专著咸丰以后嗣出各书。
版本：《标注》书稿成后，长期未能付梓。懿辰死后，家藏群籍，荡然一空。《标注》稿幸赖项傅霖借钞未还，得以幸免。懿辰之子索归后，写定副本，方流传都下。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由邵章刊版印行。原刻本将诸家批注，列为《附录》，下注名字，不知名者，则书某氏。后见王懿荣家传钞本，批注之不知名者，多得见其姓氏；且增益王懿荣、孙诒让、黄绍箕诸人若干条。邵章乃手自迻录，另刻数板，附于各部之后。但翻检不便，且有讹漏。邵章之子邵友诚又将各条悉移于各书标注本文后《附录》中，并据邵章手录本校补订正，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易名《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书中增加了邵章所作《续录》、孙诒让、缪荃孙等人所作《附录》，丰富了标注内容，提高了参考价值。书后还附有邵懿辰所著《善本书跋及其他》及邵章所辑《四库未传本书目》、传钞东武刘喜海家写本《东国书目》。
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广闻博览购书甚富。
疏导源流详考得失，随手即记乃成《标注》。
四十四类内容丰富，邵章见闻补充《续录》。
诒让荃孙所作《附录》，提高价值丰富标注。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6.jp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8.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0.jp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2.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4.jp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6.jpg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28.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集》(上中下册)·2011年 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宋镇豪考释甲骨文字20多个，阐释了 甲骨学与殷商史诸多问题。2009年，他与朱德天合作编集出版了《云间朱孔阳藏戬寿堂殷虚文字旧拓》，为上海已故著名金石收藏家朱孔阳生前购得的戬寿堂殷虚甲骨拓片639片，以及编余拓本辑成的《殷虚文字拾补》，《殷虚文字之余》两批合计293片。同年，宋镇豪还主编出版了《张世放所藏殷墟甲骨集》，著录安阳"四堂书屋"张氏藏甲骨文385片。2011年他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集》(上中下册)，以甲骨彩照、拓本、释文与来源著录表四位一体的形式，集中刊布来自 郭沫若、 胡厚宣、容庚、康生、罗福颐、罗福葆、王杏东、王献唐、顾铁符、易忠箓、罗守巽、叶玉森、郭若愚、徐宗元、徐坊、臧恒甫、顾承运、陈侃如、邵友诚、方曾寿、周伯鼎、蒋楚凤、英国考文夫人及北京琉璃厂庆云堂、韵古斋、振寰阁、富晋书社和1956年公私合营后的北京文物商店等二十八家的旧藏殷墟甲骨文凡2023片。
记历史所收藏的殷墟甲骨文 …… 胡厚宣师《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2]一文，对历史所藏殷墟甲骨文的来源有如下记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藏为原郭沫若、康生、王献唐、易均室、王杏东、胡厚宣、臧恒甫、顾承运、罗福颐、罗福葆、陈侃如、邵友诚、顾铁符、容庚、徐宗元藏及庆云堂、韵古斋、振寰阁、富晋书社藏。其中郭沫若藏与《佚》拼合，康生藏为原元嘉造像室李玄伯藏，王献唐藏可证临淄孙文澜所藏甲骨不伪，易均室、陈侃如藏为刘铁云物，王杏东、臧恒甫藏为王绪祖物，罗福颐藏为端方物，罗福葆藏为罗家物，徐宗元藏为端方物，胡厚宣藏有人头骨，有戬寿堂物。 …… 端方所得刘鹗甲骨中，其中有一小批后归了邵章。邵章（1872–1953），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伯綗，一作伯炯，光绪时进士，工书法，精研碑帖，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与其子邵友诚（字敏生），续其父邵懿辰前绪，编修完成《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二十卷，是研究中国版本目录学的重要参考书。邵懿辰（1810一1861），字位西，清经学家，精于目录学，著有《礼经通论》、《尚书传授同异考》、《孝经通论》、《杭谚诗》等。20世纪50年代邵章之子邵友诚的甲骨5片归了历史所。 出售稀有罕见古籍（四），邮购电话：18279229946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30.jpg 对邵茗生戏曲学术贡献的重新评估和定位http://www.lw54.com/html/gudai/20161007/6395405.html 从研究个性方面来说，邵茗生较少涉及戏曲文本，而更多关注为其他学者所忽略的音乐、乐器、舞蹈、散乐百戏等方面的论题，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对邵茗生戏曲学术贡献的重新评估探究的 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邵茗生(1905-1966)，本名锐，以字行。浙江杭州人。上个世纪30年代，在《剧学月刊》发表了大量戏曲研究论文，功底扎实、视角独特，引起学界关注。他的《古乐器考》《古舞考》《女乐源流记》《曲调源流考》等系列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研究的趋向，可惜由于流播范围较窄，影响力受到局限。因此，有必要在百年学术史的视野下对其学术贡献加以重新评估和定位。 一、邵茗生的家世、生平及学术活动考述 经过数十年时光的淘洗，邵茗生的生平事迹逐渐湮没不彰，很多历史细节已然无法探考，这为了解其人带来很大困难。笔者检索中国知网，截至2013年2月底，未发现一篇专论邵氏的文章。至于其生平事迹的考述，似以胡文彬《曹寅撰〈北红拂记〉抄本中的几个问题--新发现抄本〈北红拂记〉考察报告之二》一文为详。胡文专列“抄者邵锐家世生平说略”一节，此处不妨摘引如下： 邵锐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据我目前已经查到的资料看，邵锐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905年生。字茗生，斋号“澹宁书屋”“菰香馆”.青年时就读北京通才商业学校，并从这里毕业。曾任黑龙江省财政厅秘书，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为考古学社社员。著有《宣炉汇释》《衲词楹联》(笔者按：应为《衲词楹帖》)。从其所抄戏曲珍本情形看，邵锐本人对戏曲亦当非常熟悉和热爱，或为近代戏曲专家. 平心而论，此段论述仅勾勒出邵锐生平之轮廓，似略显单薄。笔者今就查考资料所得，对邵茗生家世、生平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1.邵茗生的家世。据胡文彬考证，邵茗生的父亲邵章(字伯絅)“一字伯褧，号倬盦、倬庵，又署崇伯、旧史馆。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留日，毕业于法政大学，善书法。著有《倬盦遗稿》、《云踪琴趣》(词集)、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 邵家在杭州亦属诗书名门，与著名学者邵懿辰为本家，其弟邵羲亦有传，绝非寻常百姓家”.邵懿辰(1810-1961)，字位西，他与邵章之关系，并非胡文所称的“本家”,而是祖孙。缪荃孙《半岩厂所见书目序》谓：“光绪戊申八月，胡幼嘉观察持钞书十巨册见示，则位西先生之孙伯絅同学思刊行其书，索余弁言。” 吴庆坻《蕉廊脞录》亦谓：“仁和邵位西先生博极群书，尝就所见诸家藏书记录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册端，蝇头细书，上下皆遍……光绪癸卯，先生之孙伯絅章游吴门，见胡氏钞本，乃更贻书中颂，商定体例，缮校付刊。”由此可证。 邵章(1874-1953)(笔者按：一说邵章生年为1872年)，曾任奉天提学使，民国后担任过中央 教育会议议员、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平政院评事兼庭长等职。 与鲁迅有交往，1925年曾经办轰动一时的鲁迅控告章士钊案。他在 文化艺术领域有着精深的造诣，乃清末著名词人，“与淳安邵次公并称二邵”.伯絅师承谭献(复堂)，守律极严，不袭故常，“无一字不经洗炼”,为夏敬观、叶恭绰等人推许。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谓邵章：“云淙琴趣通词髓，宛委书丛衍巧心。夏、郑、邵、张四君子，耆儒宿学集题襟。” “夏、郑、邵、张四君子”,指的是江阴的夏孙桐(闰枝)、高密的郑文焯(叔问)、淳安的邵次公(瑞彭)、钱唐的张尔田(孟劬)，这四人俱与伯絅友善。邵章又极善书法，时人谓：“杭人邵伯絅章，翰林中能榜书者，无出其右者。故京宣武、崇文诸门额，皆出其手。门额字遥望不过径一二尺，其实则径丈。”可见功力非凡。 2.邵茗生生平补叙及卒年考订。邵茗生出身名门，幼承家学，在书法、 文学、文物鉴定等领域，均取得杰出成就。据载：“茗生为伯絅先生公子。才华气宇，皆克传家。楷书严密，不减乃翁。特小者工耳。于宣德铜炉，辨析极精，著宣炉小志，复集宋词为联句，五年之中得三千焉，名曰《讷词楹帖》，付刊之时，茗生年才二十有六。故番禹叶遐庵先生乐而叙之。当时售价银四饼，书家辄人手一编。近久绝版，购求不易矣。”由此可见，邵锐年少时即已成名，且涉猎广泛，“才华气宇”“不减乃翁”.邵氏生于1905年，其卒年，《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等辞书均未著录。在胡文彬的研究成果中，亦付阙如。其实，这个问题并非不能破解之悬案。谢国桢撰有《唐豆沙关摩崖袁滋题名拓本跋--悼念至友向达》一文，曰：“一九六六年夏，杭州邵茗生兄贻余其先人伯褧(章)先生手题袁滋起名墨本，未及一周，邵君为事变损躯，遽归道山，曷胜哀悼!余之草《袁滋题名跋尾》，即据茗生所贻之本也。因附记于此。”由此可知，邵茗生当卒于1966年夏，此可补以上诸书之未逮。 3.邵茗生的学术活动。邵茗生与程砚秋、荀慧生等人均有交往。他的戏曲研究成果，引起过顾颉刚、赵景深、周贻白等人的关注。如顾氏“坚持《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南、风、雅、颂只是一个音乐的分别;由于受乐谱的支配，所以重在回环复沓。他曾抄邵茗生《曲调源流考》、佟晶心《通俗的戏曲》中所记竹枝词和声、莲花落叠句的例子，加以论证”. 戏曲研究之外，邵锐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文物研究。他的《记明前拓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载《文物》1962年第11期)、《汉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释文》(载《文物》1964年第11期)、《明前拓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补记》(载《文物》1965年第6期)、《晋王浚妻华芳墓志铭释文》(载《文物》1966年第2期)、《记宋拓三国吴天发神谶碑》(载《文物》1966年第4期)等论文，均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邵茗生还参加过商务印书馆《辞源》的编纂工作。1961年初，商务印书馆移至复兴门外的翠微路，《辞源》组设在办公大楼的二层。在陈叔通的介绍下，邵茗生和夏纬寿(夏闰枝子)加入编辑队伍。据刘叶秋回忆：“邵茗生则对碑帖很有研究，于许多碑帖的刻拓源流、流传端绪以及现在存亡和藏于何处等等，皆能了如指掌。从此组内又多了一位碑帖专家，已出版的《辞源》第一分册中的全部碑帖条目，俱经他手修订;第二分册中的部分碑帖条目，也用的是他撰的旧稿。另外，常有一些书须要查对，而馆内没有，大家就把材料集中起来，交给茗生到科学院 图书馆去查，他总是逐条检阅原书，改正引文，并注明所据书籍的版本和页数，作得相当仔细。这样的外查',每隔一两周即得有一次，茗生于此，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邵茗生戏曲研究著述辑目 邵茗生之戏曲研究著述，因从未见有人整理，为方便研究者利用，特为其编目如下(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1.论文类。(1)《杭州戏剧杂曲记》，载《剧学月刊》第1卷第1期，1932年;(2)《古乐器考(一)》，载《剧学月刊》第1卷第3期，1932年(;3)《古乐器考(二)》，载《剧学月刊》第1卷第4期，1932年;(4)《古乐器考(三)》，载《剧学月刊》第1卷第5期，1932年;(5)《古乐器考(四)》，载《剧学月刊》第1卷第6期，1932年;(6)《宋邵康节先生响盏乐器考》(署茗生)，载《剧学月刊》第1卷第7期，1932年;(7)《古乐器考(五)》，载《剧学月刊》第1卷第8期，1932年;(8)《古乐器考(六)》，载《剧学月刊》第1卷第9期，1932年;(9)《八音联欢》(署茗生)，载《剧学月刊》第1卷第9期，1932年;(10)《古乐器考(七)》，载《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1932年;(11)《过锦戏》(署茗生)，载《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1932年;(12)《古乐器考(八)》，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2期，1933年;(13)《古舞考》，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4)《汉晋六朝之散乐百戏--汉唐以来散乐百戏考上篇》，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9期，1933年;(15)《唐宋明清之散乐百戏--汉唐以来散乐百戏考上篇》，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10期，1933年(按：应为下篇);(16)《裔乐述往》，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11期，1933年;(17)《唐宋乐舞考--即古舞考之第三章》，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12期，1933年;(18)《女乐源流记》，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19)《女乐源流记(续)--唐代之女乐》，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3期，1934年;(20)《元明乐舞考--即古舞考之第四章》，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4期，1934年;(21)《曲调源流考》(署茗生)，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5期，1934年;(22)《曲调源流考(续一)》(署茗生)，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6期，1934年;(23)《清代乐舞考--即古舞考之第五章》，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6期，1934年;(24)《舞器舞衣考--即古舞考之附录》，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7期，1934年;(25)《曲调源流考(续二)》(署茗生)，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8期，1934年;(26)《岑斋读曲记(一)》(署茗生)，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8期，1934年;(27)《曲调源流考(续三)》(署茗生)，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9期，1934年;(28)《岑斋读曲记(二)》，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9期，1934年;(29)《宋代之女乐--即女乐源流记之三》，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10期，1934年;(30)《宋代之女乐--即女乐源流记之三》，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11期，1934年;(31)《岑斋读曲记(三)》，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12期，1934年;(32)《温凉盏》，载《剧学月刊》第4卷第1期，1935年;(33)《曲调源流考(续四)》(署茗生)，载《剧学月刊》第4卷第2期，1935年;(34)《岑斋读曲记(四)》，载《剧学月刊》第4卷第3期，1935年;(35)《岑斋读曲记(五)》，载《剧学月刊》第4卷第6期，1935年;(36)《岑斋读曲记(六)》，载《剧学月刊》第4卷第8期，1935年;(37)《历代戏曲作家传略》，载《剧学月刊》第4卷第9期，1935年。 2.整理类。(1)《女起解沿革派别记》(署王瑶卿、陈墨香口述，邵茗生笔记)，载《剧学月刊》第1卷第2期，1932年;(2)《近百年来昆曲之消长》(署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1期，1933年;(3)《我的幼年时代》(署王瑶卿自述，邵茗生代记)，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3期，1933年;(4)《我的中年时代》(署王瑶卿自述，邵茗生代记)，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5)《前清内廷演戏回忆录》(署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5期，1933年;(6)《曲谱零拾》(署曹心泉撰，茗生附记)，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7)《说笛》(署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9期，1933年;(8)《音声杂谈》(署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10期，1933年;(9)《丝竹锣鼓十番谱》(署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11期，1933年;(10)《丝竹锣鼓十番谱(续一)》(署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载《剧学月刊》第2卷第12期，1933年;(11)《琵琶谱录》(署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1期，1934年;(12)《琵琶谱录(续)》(署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13)《丝竹锣鼓十番谱(续二)》(署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3期，1934年;(14)《清宫秘谱零忆》(署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4期，1934年;(15)《清宫秘谱零忆(续一)》(署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5期，1934年;(16)《清宫秘谱零忆(续二)》(署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6期，1934年;(17)《清宫秘谱零忆(续三)》(署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8期，1934年;(18)《清张禹门戏画三幅》(署邵茗生藏)，载《剧学月刊》第3卷第8期，1934年。 三、邵茗生戏曲研究的路径探索 与同时期的学人相比，邵茗生的戏曲研究，既有从基础文献入手这样的共通之处，也颇具自己的特色。从共性方面来讲，他戏曲研究的主要贡献是能充分利用新见材料，在戏曲目录编订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1935年，张元济主持上海商务印书馆时，曾购得怀宁曹氏所藏钞本戏曲七十种。1937年，卢前根据这批藏书作《读曲小识》四卷。然只为其中四十种做了比较详细的叙录，其余三十种，多系伶工累世所积的场上之曲，卢氏以为或“乱弹与南北曲相混合者，或纯为乱弹”,价值不大，所以“概不阑入”.卢前所录《宝藏》《定风珠》《浑仪镜》(以上收入卷一)、《正昭阳》《生辰纲》(以上收入卷二)、《锦衣归》《万年觞》《万倍利》《名花榜》(以上收入卷四)等九种剧目，邵茗生的《岑斋读曲记》亦曾著录。而邵氏所录的《玉鸳鸯》《福星照》《三义节》《游龙传》《六美图》《祥麟镜》《天星聚》《阴阳钟》等八种剧目，由于体例原因，卢氏则未予收录. 其实，从这类舞台演出本更容易看出戏曲嬗变的轨迹，是论证花部和雅部如何争胜的绝好材料。所谓“冷淡场子则填昆曲,热闹场子则用乱弹”,花部和雅部由于各自的艺术特点，在演出功用上也有区别。据邵氏介绍，嘉庆以前的旧抄本《游龙记》，全剧54出，昆48出，乱6出(主要囊括第13出、第31出、第45、46出、第52、53出等内容)。剧中的乱弹明显属于调节气氛的“插曲”,尚不能影响昆曲的主体地位。 而到了《天星聚》一剧(封面题“同治十年十月曹记”)，全剧36出，昆9出，乱27出，乱弹的占比由11%骤升至75%,形势发生了大逆转，说明花部的地位已后来居上.邵茗生对此类剧目详加介绍，可谓具有卓识。 此外，邵锐还曾对《传奇汇考标目》一书进行过补正。清初无名氏的《传奇汇考标目》是一部重要的戏曲目录，王国维编撰《曲录》时，曾屡屡加以参考。然而，学界一般认为，经过后人增补的《传奇汇考标目》“别本”,文献价值更巨。所谓“别本”对原书的增补，据邓长风考述，至少进行过三次：第一次至迟在乾隆末叶;第二次1933年由蔡寄甫校补;第三次1944年由邵茗生增订.《传奇汇考标目》原本已佚，今存民国十五年(1926)李伯珩抄民国二十六至二十七年(1937-1938)蔡仲埙五色校补本。书后有邵锐跋语，曰：“戊寅初冬因孙君桂联之介识寄父蔡君于旧京观音寺僧舍。倾盖论曲，摊卷商量，密迩敝庐，时相过从，纵谈一夕，胜读十年。闲尝出示手抄《传奇汇考标目》二卷，著录之本，颇多罕见。寄父复流其见闻标注简端，丹黄满纸，考订綦详。因拜假迻写，获益良多。次曲之学昔鄙小道，晚近好事乃大昌盛，顾缀拾丛残，每苦隘陋，片羽偶出，得者矜秘邃，学因晦蒙，窃憾焉。今寄父举其苦搜所得，公诸同好，一破在我之见，学者之用心固宜如是也。余钦寄父致力之勤而又感其不自珍惜示我津梁也。爰书其后而归之，且志谢忱，杭人邵锐记。” 由此可见“别本”后两次增补的具体情况。 在基础研究方面，邵茗生还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对曲家生平进行考订。如《历代戏曲作家传略》一文，为康进之、李文蔚、杨显之、李寿卿、纪君祥、石君宝、吴昌龄、戴善甫、王仲文、李好古、张寿卿、岳伯川、石子章、王伯成、孟汉卿等十五名曲家编写了小传，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二是对笔记中的戏曲史料加以利用。如明代过锦戏，学界认识不一，争讼不休，至今仍有学人撰文讨论。其实早在八十年前，邵茗生就曾论及。他依据清代笔记，认为：“《天咫偶闻》曰，明代宫中有过锦之戏，其制以木人浮于水上，旁人代为歌词，此疑即今宫戏之滥觞，但今不用水，以人举而歌词，俗称托吼，实即托偶之讹，《宸垣识略》谓过锦戏即影戏，失之。” “八音联欢”,是一种特殊的音乐演奏形式，邵氏根据《余墨偶谈》《天咫偶闻》的记载，对这一伎艺加以介绍，可以看出演出方法变化的轨迹。 从研究个性方面来说，邵茗生较少涉及戏曲文本，而更多关注为其他学者所忽略的音乐、乐器、舞蹈、散乐百戏等方面的论题，切入的视角比较新颖。这在戏曲文学研究占主流的学术界，既是他的独特之处，恐怕也是很快被湮没的原因之一。这种立足自身学养和特长的研讨与努力，也在无意中探索出几条深化戏曲研究的可行性路径：一是对中国戏剧早期形态予以涉猎(如音乐、舞蹈等);二是对历代女乐加以关注和研究;三是对戏曲口述史料的重视和整理。 第一，中国戏剧早期形态研究。戏曲是一项综合艺术，它融合音乐、舞蹈、 美术、雕塑、诗歌、杂技、幻术、说书、讲唱、俳优伎艺、口头嘲诮等各种艺术因素而形成自己独标一帜的格局和气象宏大的态势。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云：“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 那么，各个艺术门类内部以及内部与外部的冲撞、融合、发展，对中国戏曲的产生到底产生过怎样的影响?自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邵茗生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首先是对音乐的研究。中华音乐，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新的营养，以丰富、完善自身。这其中，既有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也有对兄弟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表现最突出的，就是雅俗文化从事实上到观念上的转向。在以伦理为本位的古代社会里，任何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往往强调其教化作用。音乐之类，也是如此。“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此谓也。持有正统艺术观念的人，往往把国家的兴衰隆替硬是与音乐捆绑在一起，认为“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声起”,对外来音乐持排斥态度，对裔乐更是持有很深的偏见。但在现实生活中，所谓“裔乐”对“雅乐”“正乐”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种娱乐产品，“裔乐”往往能更快更有效地融入生活，在事实上形成对雅文化的冲击，待融合到一定程度，雅俗观念上的调整也便成为必然。 裔乐，又称夷乐，是四裔乐的简称，始于周代。《周礼·春官》云：“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注曰：“四夷之乐，东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离，北方曰禁。《诗》云：以雅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乐，一天下也。” 邵氏认为，高丽、日本等国音乐，都有着深厚的中国渊源。同时，中华音乐也是雅俗文化混融的产物，包含着各民族音乐的艺术因子，且自唐代，“国乐、裔乐，融为一体，非有识者，几难辨内外之分矣。宋元明清，亦复中外之乐并用，踵事增修，视前更备。 近今则风行戏曲，亦有阳春白雪，和者弥寡矣。裔乐之于中国古乐，相互之关系既如此，历史之悠久又如彼，是不可以不考”.他的《裔乐述往》一文，对六十八种域外音乐或少数民族音乐进行了考订，较早涉及中华音乐的域外传播问题，揭举了中华文明在汉文化圈的深刻影响。虽未能进行深入论述，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但这一研究思路已取得后来之研究者的广泛认同。贺昌群的《元曲概论》，1930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稍早于此文，曾列专章论述“汉代乐舞与外国音乐的关系”,认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就不同程度地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带有一定的“外来音译的色彩”,可谓所见略同，代表了那一时代的研究趋向。 此外，邵氏的《曲调源流考》系列论文，对【点绛唇】【满江红】【蝶恋花】【忆王孙】【六么令】【后庭花】【祭天神】【忆帝京】等八十五种曲调的来源进行了考察，同样值得关注。 其次是对乐器的研究。古代乐器，名式纷繁，好多已退出历史舞台。对于其形声制度，历史文献或语焉不详，或歧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邵茗生的《古乐器考》系列论文，共辑录古乐器一百六十九种，其中金之属六十四种，石之属二十四种，丝之属八十一种。对琴、瑟、天宝乐等，更是附上图片说明，方便读者直观了解。他在综合各种文献说法的同时，对材料时加辨证，尽可能消除歧见。对于一些难点问题，也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 还有是对舞蹈伎艺的研究。邵氏的《古舞考》系列论文，记载历代乐舞一百一十五种，其中上古三代乐舞十六种，汉魏六朝乐舞二十二种，唐宋乐舞五十二种，元明乐舞十种，清代乐舞十五种，舞器二十八种、舞衣六种。《散乐百戏考》系列论文，考证历代散乐百戏九十种，其中汉晋六朝之散乐百戏三十九种，唐宋明清之散乐百戏五十一种。这些分门别类的研究工作，丰富了人们对舞蹈伎艺的认知，对全面了解戏曲产生的各种因素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历代女乐研究。从女乐到优伶，从歌舞伎艺到戏曲表演，无疑是一条探寻戏曲生成、发展的线索。女乐起源甚早，历史悠久，到了隋唐时期，发展至鼎盛。 安史之乱之后逐渐衰落。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云：“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 宋代以后，女乐开始分化，一些艺人进入勾栏瓦肆，从事职业性演出活动，使这门伎艺得到新的发展。邵茗生对女乐的源流进行探究，并指出女乐与戏曲的渊源关系。他说：“《西京赋》曰：华岳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实离离。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 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李善注此段有曰：仙倡伪作假形，谓如神也。罴豹熊虎，皆为假头也。女娥，娥皇女英也。洪涯，三皇时伎人，倡家托作之。飘飘霏霏。雪下貌，皆巧伪作之。此则以女倡假饰神仙及罴豹龙虎，又作华岳神木灵草飘雪之状，与近今戏剧之以脚色搬演故事及用切末布景者，大相类似。可谓为女戏之作俑者。” 张衡的《西京赋》记载的《东海黄公》《总会仙倡》这两种表演形式，因与戏曲的产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所以多为学者关注并引用，如卢前、周贻白、任讷、董每戡等，但邵茗生无疑是更早发现这一重要信息的一位。邵文较卢前的《中国戏剧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3月版)早一个月问世，且论述更近一层。二十余年后，任讷著文亦论述此事。他在引述《西京赋》后，认为：“当生旦诸角所扮的一定人物，如女娲坐而长歌，洪厓立而指挥的前后，舞台上竟有山岭草木的地景，有风云雨雪的天景，还有闪电轰雷，声与光的效果，天人融为一片，景象不为不伟大。”应是一场“活动的，行进的，立体的，综合的，感人的戏剧”.与邵氏的观点不谋而合。又如，该项研究根据《侍儿小名录》《脞说》《唐六典》等文献记载，考知唐时“士大夫家蓄声伎，但五品以上，女乐不得过三人”.知明清之家乐，其来有自。又结合新、旧《唐书》之载述，进而论及古时宫廷伎艺之表演格局，“凡欲出戏，所司先进曲名。帝以墨点者即舞;不点者即否，谓之进点”.无疑是后世戏曲演出活动中“点戏”之滥觞。还有，邵氏较早注意到关于记载“菊部头”“菊花新”的戏曲文献。《齐东野语》(卷一六)载曰：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为仙韶院之冠，宫中号为菊部头。然颇以不获际幸为恨，既而称疾告归。宦者陈源以厚礼聘归，蓄于西湖之适安园。一日，德寿按《梁州曲舞》，屡不称旨。提举官关礼知上意不乐，因从容奏曰：“此事非菊部头不可。”上遂令宣唤，于是再入掖禁，陈遂憾恨成疾。有某士者，颇知其事，演而为曲，名之曰《菊花新》以献之，陈大喜，酬以田宅金帛甚厚，其谱则教坊都管王公谨所作也。陈每闻歌，辄泪下不胜情，未几物故。园后归重华宫，改名小隐园。孝宗朝，拨赐张贵妃，为永宁崇福寺云. 《女乐源流记》将其全文收录，考述宋代宫廷女乐之盛。遗憾的是未做进一步论述。 时隔近五十年，胡忌著《“菊花新”曲破之发现及其意义》(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一文，充分肯定了这一文献的认识价值，并进而说：“这事发生在高宗(思陵)末年(1162年左右)，当时有某士者根据菊部头(不知其真名)的异常经历作了【菊花新】，由教坊都管王公谨谱了曲，然后流传开来，盛行一时。直至近代，还有把戏曲界以菊部作为代称的，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还以此为基础，对该曲在南戏剧作文本中的运用以及【菊花新】曲破的流变、演化之迹做了进一步梳理与考证，对戏曲曲调研究的深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三，戏曲口述史料的整理。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技术方法，近几十年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据学者介绍：“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艾伦·内文斯(AllanNevins)教授在该校创立了口述史研究中心，并开始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记录美国显要人物的回忆，第一次使用了口述史这个概念。从那个时候开始，口述史研究就作为当代学术界研究当代历史的新方法、新领域而正式呈现出来。这正式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术领域的成立。” 戏曲研究领域可以说是与口述史最具亲缘关系的学术领域之一。这是因为，戏曲的传承主要依靠口传心授，很多东西是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诸如曲谱、演唱技法之类，如果没有深谙此道的艺人指点，要想深入学习是十分困难的。早期的伶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演出自然本色当行，而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一部可以传承的演出史，则是相当有难度的。邵茗生与当时的戏曲界名伶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他虽然没有明确表达过“口述史”之类的概念，但在学术实践中，却相继整理了曹心泉、王瑶卿等人口述的著作，其中尤以曹心泉的著述为主。 曹心泉(1864-1938)，一作沁泉，名沄，安徽怀宁人。父曹春山，乃四喜班昆老生。心泉幼承家学，曾从陆炳云学昆曲小生，又拜徐小香为师。后嗓败，改学场面，师从笛师钱锦源、琴师李四等。他善吹笛，尤工月琴。光绪时充内廷供奉。辛亥革命后曾任礼制馆乐律主任，晚年任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特约研究员和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歌剧系主任.曾为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等人谱曲。曹氏的代表性著述，如《近百年来昆曲之消长》《前清内廷演戏回忆录》《清宫秘谱零忆》等，为清代戏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至今仍常为学者所利用。其他重要文章，也多是口述后由邵茗生加以整理、刊布。邵氏甘为他人做嫁衣，对此倾注心血，也可看出他的学术眼光的独到及学术心胸的开阔。 这些经邵茗生整理的口述史料，均富含学术价值。试举数例：在秦汉时期就已盛行的“鼓吹”乐，经过历史的传承和演变，逐渐分化成各种各样的民间吹打乐种。如十番鼓，自明代以来就不乏记载。余怀《板桥杂记》谓：“侍儿曳罗縠者十余人。置酒高会，则合弹琵琶筝。或狎客沈元、张卯、张奎数辈，吹洞箫、笙管，唱时曲。酒半，打十番鼓。” “曲中狎客，则有张卯官笛，张奎官箫，管五官管子，吴章甫弦索，钱仲文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沈元甫、王公远、朱维章串戏，柳敬亭说书。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每集必费百金。此亦销金之窟也。” 由曹心泉口述，邵茗生笔记的《丝竹锣鼓十番谱》，记录下共计十二套曲目，包括：第一套《闹元宵》、第二套《遍地风云》、第三套《蜂蝶闹》、第四套《鹧鸪天》、笫五套《赶苏卿》、第六套《和合调》、第七套《双鸳鸯》、第八套《下西风》、第九套《风吹花蝶》、第十套《十二月》、第十一套《花信风》、第十二套《嘉兴锣鼓·灯月交辉》以及附录《吵子》。其中，《双鸳鸯》等已不见演奏。这些珍贵的音乐文献，为我们了解民族乐曲的传承打开了一扇窗。 至于《近百年来昆曲之消长》一文，无异于一部昆曲演出简史。文中所叙伶人功法，如演出时根据剧情需要，吸收气功之长，“面肉欲分何处颤动及面色欲令红或白者，悉能称意所使”,“脑顶能令其随时出汗(如唱《醉菩提》之《当酒》，饮酒至脸红后再饮酒，将帽向上一挺，能令头冒热气，汗出如蒸)”,极摹醉酒后身热如火之状。 此等功法，殆早绝迹于今日之舞台。为后人考究当日昆曲演出之状况，提供了生动翔实的宝贵史料。其他，如名伶徐屏山能凭借一口气“在苏州城马道由东而上，由西而下，绕城唱大江东三字”,小生的五种步法，昆曲南、北分之始，苏丑杨三(杨鸣玉)的台上演技，昆、乱同台演出情状，昆、乱竞胜之格局，嘉庆帝解散南府外学之原因等等，皆能补一般戏曲史之不足，为我们全方位地把握晚近戏曲的演出史提供了借鉴，堪称20世纪上半叶昆曲史研究的权威著述。吴新雷先生曾在著述中把这篇文章作为“附录”全文征引，可谓有识之举.平心而论，邵茗生对戏曲研究的新的路径进行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着若干局限：一是研究时间短，从1932年到1935年，仅仅持续了四年;二是成果分布不广，全部发表于《剧学月刊》一家刊物，接受群体较为单一;三是重音乐、歌舞，研究之内容与戏曲之本体有一定的偏离;四是重资料而少观点，多总结而少创新，难以给人留下整体的印象和深刻的回味。这些，大概也是他较少为主流研究视野所关注的原因。 潘伯鹰一百一十周年诞辰、许伯健一百周年诞辰 仿汉未央瓦海天初月砚(潘伯鹰赠许伯健)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32.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34.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36.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38.jpg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40.jpg 肝胆一古砚 波涛两浮萍 ——潘伯鹰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和许伯健一百周年诞辰 来源：2013年4月24日《书法导报》第17期 潘伯鹰与许伯健的莫逆契交早已成为绝响，乾隆仿汉未央海天初月砚又是二位先贤的一段文字缘同骨肉深的见证。1992年我刚参加工作，在重庆友谊华侨公司主持画廊，许老为出版其《补茅文集》和修居房，因经济困难特将几件书画和一方古砚交我售出，今值潘伯鹰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和许伯健一百周年诞辰，故将古砚拓片刊出，以纪金石千秋之情义！ 《西清砚谱》载乾隆皇帝自用砚有三枚，名为：仿汉未央瓦海天初月砚，大小同式，砚材为歙县贡品之龙尾坑上坑石最精者，凡火捺、刷丝、蕉叶白、星点、云涛纹诸奇石，砚背皆镌刻乾隆所书铭词，俱分别作楷隶行草篆字体，双钩阴刻笔画十分精制并填金为饰，原砚今藏故宫博物院，当时贡材原有多余，从中有月牙形、火捺、蕉叶白、星点者，乾隆命琢同式砚百具，以充赏赐王公近臣之用，此砚即百枚之一也！ 此砚为道光年中颁賜邵懿辰，其后为其长孙邵章文房之物砚，旁琢勒有“邵伯褧填词研”小篆文；1948年冬天潘伯鹰随“北平和使团”收得，另刻有行书“伯鹰老兄寄赠，癸卯初冬伯建敬识”，当年许伯健先生对我言及：1963年鹰公托(四川江安)黄稚全从上海乘长航轮船带至渝转交。砚背鐫弘历隶书而字嵌金，所书铭词曰；“未央之瓦胡为署，建安年或三台之所遗坠，清漳而濯渊，似孙不察谬为，题笺形则长，以橢声廼，清而坚嘉，素质之浑沦，浴初月于海天，师其跡而不承其伪，是亦稽古之一助焉！乾隆御铭，”一圆一方单字“乾”“隆”御印，砚首旁还琢有“仿汉未央瓦海天初月砚”隶书嵌金。石质细腻，式样清素，砚池上有月牙豆瓣形朱砂印，侧面刷丝环绕一圈，砚背石还有蕉叶白和火捺印痕，漆制砚盒已经散开，砚盖上有一枚古玉钮装饰。 邵懿辰〔1810一1861)是清代著名学者,经学家。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十一年(1831)中举,道光二十一年(1841)考取内阁中书。二十五年(1845)充军机处章京,二十七年(1848)荐升刑部员外郎。为官峭直公正,开言不讳,常指斥人过,以此为人所忌,终致落职。咸丰四年(1854)罢职回故里杭州,潜心治经著述， 笃志于学，专治义理、目录学。文宗桐城派，常与梅曾亮、朱琦一起谈论诗文。 由于久官于京师，熟悉朝章国政，朝廷不少大典、礼制、诰文均出其手，且博览典章，撰有《礼经通论》、《尚书传授同异考》、《杭谚诗》、《孝经通论》等。并精于目录学，所编《四库简明目录标注》20卷，是研究中国目录版本学的重要参考书。该书主要记载了《四库简明目录》中各书的版本,邵懿辰撰,他的儿子子晋传抄,孙儿邵章续录,曾孙友城增订,百年勤奋，四代心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1963年第二次版本重印,1979年重印时,个别地方作了修改。 其经学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在《礼经通论》这本经学著作中，认为当时所存的《仪礼》是完整的，不认为有《逸礼》三十九篇，这种认为秦焚书而经不曾亡的看法，促使了清代考据学想要以文献考订恢复古籍的工作失去意义。由于留下来的经是完整的著作，因此并非仅是文件集，而必须视为一整套哲学。此外，由于这种看法，他认为西汉刘歆后来提出的古文经完全是他所作的伪书，这种在经学上具颠覆性的主张，影响到下一代的晚清学者如廖平及康有为怀疑经书权威性的激烈想法。 邵懿辰还与曾国藩交游甚密。据《清史本传宗》载,他“博览群籍,研究义理,每谓汉、宋诸儒,学问不可偏废,尤谙练国朝掌故,洞悉源流”。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围攻杭州,他助浙江巡抚王有龄对抗太平军,在战乱中投水而亡。 邵章（1872—1953）是邵懿辰长孙，近现代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字伯炯、伯絅，一作伯褧，号倬盦、倬安。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奉天提学使。曾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历任翰林院编修、杭州府学堂，湖北法政学堂及江三省法政学堂监督，奉天提学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北京政府评政院评事兼庭长、院长等职。富收藏，积数十年之功，累积藏书数万卷；精研碑帖，四体皆通。字体古雅隽迈，浑厚庄重。其诗文亦名重一时。 历朝历代大批文人墨客爱砚成癖 ，砚台作为“文房四宝”之一，它集历史、艺术、文学、使用、欣赏、研究、收藏等价值于一身， 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传统艺术，古砚的艺术价值均体现在构图设计与刀法琢工上，制砚技术是我国民族雕刻中的一种独特形式，还因它是非再生资源而弥足珍贵。砚的造型还体现着雕刻、绘画、书法、篆刻以及文字等方面的修养。既要随石赋形，因材施艺，又要兼顾实用，由于雕刻工艺的精湛，加上绚丽的天然石材，使得古砚奇巧而有灵气，成为天工人工两臻其美的艺术珍品。 当年陪都山城酒薄不堪饮，潘伯鹰、许伯健草草开尊资一笑，微生痛苦随缘了，友义交情如地厚，故人肝胆心相照，抗战胜利东归后，潘伯鹰在上海念念不忘老友许伯健，曾邀至游沪，十余年里书信往还从不间断，潘伯鹰弥留之际，许伯健接信赶到病床前，最后送别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遵其嘱整理遗稿和后事，文革后许伯健即到苏州凭吊潘伯鹰墓。我初识许老后，他经常津津乐道鹰公逸事，直至他去逝，最愤慨鹰公去逝后也未能躲过文革之害，他凭吊时见墓碑已被砸烂。 古人云：“笔砚纸墨皆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俗话又说：“武士爱剑，文人爱砚。”潘伯鹰、许伯健也不例外，并为此留下了趣闻逸事传为雅谈！我有诗为纪： 赠君明月满山溪，原是乾隆制御题。难弟难兄烽火外，金兰金石海天齐。 尊前歙砚凝文采，别后鸿儒踏雪泥。无奈世情不齐物，文人末路失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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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3 11:38: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