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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召公山之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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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20 08:58: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长寿召公山之我解
原创: 方忆平 平江乡友网 2017-03-24
文/方忆平
家乡长寿街的城东南边上,有一座“案山”,民间称召公山,或昭公山。 去岁,我回乡时和几位同学登召公山,山上长春禅寺的方丈本德大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和我谈起召公山名字的由来。的确,召公是谁呢?这其实也是一个萦绕在我脑海中多年的问题。历史上称召公或昭公的人很多,这里是指哪位召(昭)公呢,值得长寿街人民以其案山以记之?
笔者认为,我国史载第一位召公姬奭(shì)参与周文王创业,是西周王朝初期的三朝重臣,为周王朝立下了不世之功,多次南巡,又是极长寿之人,长寿街的案山可能是以其命名。
一、召公是历史上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周朝创立、统一、安定与繁荣的重臣
《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东汉建安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则直指:“召公为文王庶子。”史载“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我们可以确定,姬奭是周文王的儿子,周灭商前,因其始封地为召(今岐山西南),故姬奭称召公,而姬旦的始封地为周(今陕西岐山北),故姬旦称周公。文王将其始发之地岐周交由奭、旦分管,足见其受任之重。文王过世,武王即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灭商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召公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诗经·召旻》追忆说:“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周王朝建国后,武王封召公于燕,都城在蓟(今北京),是后来燕国的始祖,但是他派长子姬克去治理,自己仍留在镐京辅政,担当辅佐武王的重任。《诗经·大雅·江汉》:“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充分说明了召公的地位和作用。武王去世,成王继位,《尚书·君奭》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这说明召公、周公是年幼成王的主要辅政者。召公支持周公摄政当国,而其所任之太保,是当时周王朝行政之首领。当时发生了管叔、蔡叔、霍叔等三监叛乱,召公亲自参加了平叛。《太保簋》记载说:“王降征令于太保,太保克敬亡遣。”三年毕定后,成王顺遂武王的遗旨,确定营建洛邑作为陪都,“使召公先相宅”,召公勘察、设计了宗庙、宫室、朝市的方案后,和周公一起组织了建设全过程,而召公对洛邑规划设计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方案也成为此后历代王朝营建都城所遵循的传统模式。在此之后,周王朝发生了东夷之乱,召公又“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可以说,召公是西周初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约公元前1021年,周成王病重,“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康王继位,召公为康王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召公还率领诸侯,陪康王钊来到祖庙,把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康王,更是以叔太祖的身分,循循善诱教导康王,“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他以高龄之年,辅佐康王,任用贤臣,《史记》记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后世将成王后期和康王时期,誉为“成康之治”。
按《夏商周断代工程》考究,周武、成、康王三代共在位51年,《竹书纪年》记述:“(周康王)二十四年,召康公薨。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康王崩”。这说明召公在康王前二年去世,故召公官居三代共49年。召公为周王朝的创立和安定统一,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为西周初期国家的稳定繁荣,精心策划,名载史册。
二、召公首提敬德保民思想,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础
召公是非天命、德政、殷鉴等思想的首创者。
殷周时代,神权意识十分强烈,他们甚至把自己政权的存亡也看成是上天的眷顾与遗弃,殷王纣濒临亡国之际,还信誓旦旦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作为思想家的召公奭尖锐地指出:“天不可信”(《尚书·君奭》)。这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语!召公认为应当“时我”、“惟人”。“时我”即“依靠自己,“惟人”即相信和依靠老百姓。
周人伐纣成功后,西方旅国即来向周王朝献大獒等宝物。召公敏锐地意识到,由于胜利而骄奢的危险已尖锐地摆在执政者面前。他及时作《旅獒》,提醒告诫周武王:“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劝他“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指出“所宝惟贤,则迩人安”,这充分反映了召公政治上的清醒。  
不惟如此,召公提出了如何巩固和建设新生政权,时刻警惕殷亡历史重演的重大问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殷鉴思想。在武王驾崩成王主政之后,召公作为太保,在分析了殷商亡国的教训后,撰写了诰以天下的雄文《召诰》。在该文中,提出了“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的著名观点,指出夏殷两代“不其延”,其主因在于夏殷之王“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指出殷末统治者贤能藏匿,小人在朝,百姓陷于水火。他同时明确指出“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义民,若有功,其维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这其实是指出了敬德与慎罚两个方面的问题,明确君王当以敬德为首,为万众之榜样,对百姓当以教化为先,勿敢滥用刑罚,勿敢以暴虐杀戮的办法来治理国家,百姓乃效法以行于天下,才能达到“祈天永命”的目的。《召诰》提出的治理天下之精义大法,为周王朝800年的统治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召公首创的敬德保民思想,发展成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儒家学说。
召公是勤政爱民的实践者。周成王主政后,为了保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成王将统治区划分成两大部分:“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史记·燕召公世家》)。召公不仅在棠树下平审狱讼,解决人民疾苦,还讲学论道,习周公之礼,论学问之道,开创了周代“学在官府”的教育模式。他以“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而谢绝给他建办公用房。百姓看到召公“暴处远野,庐于树下”而处理政务的辛劳情况,无不感动,加倍努力耕桑,连年获得大丰收,达到“民给家足”的温饱生活。召公去世以后,后人思其遗爱,为保护甘棠树勿被采伐而作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公所菝”(见《诗经·召南》),留下了“甘棠遗爱””的典故和佳话。
     三、召公多次南方之行,且是极长寿之人
周文王姬昌时,召公就曾奉父命循行南方,巡行江汉,布文王之德政,为后来的伐纣战争建立了同盟者,这是史载召公第一次到南方。武王伐纣后,他又奉命四出活动,时而南巡,去江汉流域宣扬王命。《竹书纪年》记载:“(周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庐山。”而召公是主要的陪同者。从史料分析,康王从长江乘船而下至九江,登庐山下山,一般来说,不会再逆江而返,可能乘船从九江进修水西行,再转汨水而至洞庭湖进入长江再返镐京,故康王一行可能舟行汨水时路过平江长寿街。
武王卒于公元前1043年,享年61岁,故武王生于公元前1104年,而召公和周公同为武王的弟弟,武王是文王次子,周公是文王的第四个儿子,而“召公,周公之兄也”(《论衡·气寿》),故召公可能生于公元前1100年前后,不会晚于公元前1095年。康王二十四年召公去世,是公元前996年,这样推算,召公的寿年应在104岁至99岁之间,这是极长寿之人,故长寿街的地名亦可能与召公有关。
由于召公奭为周朝建立了不朽功勋,和周公旦一样,其后代有一支世袭召公,一直掌管周朝政事。史载在西周第十代君王的周厉王末年,国人暴动攻入王宫,周厉王逃跑,政权由周公(周公旦的后代 )和召穆公姬虎公共同执掌,史称周召共和,故姬虎也是一位有作为的召公。但召公虎的地位和贡献与其先祖召公奭是不能相比的。当然,历史上称召公的人还甚多,长寿街的案山是与那一位召(昭)公相关联,尚待家乡的学者进一步挖掘史料而证之。
     
(作者系长寿镇人,现任职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系统工程司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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