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唐代刻石名家邵建和墓志整理研究
来源：《文献》2018年第6期 作者：李浩
内容提要：新见出土文献《大唐故中书省镌□□题玉间都勾当刻玉册官游击将军右威卫左郎将上柱国高平郡邵府君墓志铭并序》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石刻名家邵建和及其家族有重要意义，还可以细化并深化对唐代刻工及石刻艺术家群体的了解。新出史料与传世文献互相映证，对于金石学及刻石艺术以下几方面的认知有重要推进：对墓主邵建和的卒年、年龄、卒葬地有了准确的记录；对邵建和家族和醴泉邵氏世系的简要勾勒以及唐代刻石艺术名家系谱的简要罗列。中唐以后，世家士族日渐式微，但在刻石技艺行业中却出现明显的集团化和家族化倾向。
关 键 词：金石学/刻石艺术/出土新文献/邵建和/家族化 作者简介：李浩，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暨汉唐文学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石刻文献学，家族与地域文学，园林文学。
陕西夏州丝绸之路博物馆收藏了一方唐代石刻名家邵建和的墓志，志文标题为《大唐故中书省镌□□题玉间都勾当刻玉册官游击将军右威卫左郎将上柱国高平郡邵府君墓志铭并序》(见附图一，以下简称“《邵建和墓志铭》”)，据原石测知，墓志长45.5厘米，宽45.5厘米。该志不仅对邵建和的家世及经历有较详细的记述，而且还提及唐代石刻刻工艺术家群体。 附图一 邵建和墓志铭拓片 经过历代学者的黾勉劳作，特别是20世纪以来，天不吝宝，地献遗珍，大批文物文献络绎出土，前哲与时贤不懈努力，金石学之中刻石刻工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许多标志性成果①。但是，由于新文献和文物的限制，有许多细节还不清楚，也还有不少碎片无法联成线条，所以邵建和墓志铭的发现，不仅对研究志主，同时对深入研究唐代石刻艺术史，都有重要的意义，故笔者不揣浅陋，率先将墓志公之于同好，录文整理，并做一些粗浅的说明。 一、墓志铭的录文 大唐故中书省镌□□(字官)题玉间都勾当刻玉册官游击将军右威卫左郎将上柱国高平郡邵府君墓志铭并序 乡贡进士王南薰述 翰林待诏朝议郎守率更寺丞上柱国董景仁书 府君讳建和，周尚书奭之云孙，秦丞相平之远裔。洎脉分派别，今为醴泉县人。曾祖光，祖其孝俊。《易》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爱而不见，贲于丘园。锡类府君，载光累叶。幼章令誉，夙蕴端良。□(求？)敏之思且闲，谨愿之风弥厚。艺高出众，生贵遇时。当敬文之际，郊天祀地，旌善纪功，今少师河东柳公公权伟夫，朝廷重德，文翰高名，凡景钟之铭，丰碑之烈，至于缁黄追述，中外奏记，但树金石者，悉俾刊刻，无处无之。由是声价弥高，劳绩兼著矣。自唐来则有朱静藏、史华、徐思忠、卫灵鹤、郑振、陈英、常无怨、杨暄等，皆异代同妙也。大和五年，始授京兆宝安府果毅，累转至右威卫左郎将，以阶官齐，是有朱绂银印之盛。性惟宽恕，骨肉间孤孀不少，莫不分俸抚字。每患不均，仁人之心，有如此者。妻韩氏夫人齐眉同德，生三子宗简、宗立、宗厚等，一女归王氏。婚嫁方毕，禄寿兾(冀)遥。奈何景命不融，冥数谁逭？噫!大中十二年五月十九日遘疾终于金城里私第，春秋六十三，妻孥号恸，远近伤之。亲弟建初，能嗣其业，不殒其名。希恭友以同欢，痛手足之俱折。式遵光远，克叶称家。即以明年四月廿八日，祔于长安县承平乡杨刘村，礼也。建初伯仲以鄙薄有旧，托志元兄之事，将慰比母之情。言发涕零，讵爽其请？铭曰： 邵郎邵郎，朱绂银章。昭宣简册，发挥侯王。子弟无恙，闾里有光。其名虽著，其寿靡长。长安县，承平乡，前阿房，后未央。祔先代，临高[img][/img](冈)。□白日，扃玄堂。阴风惨惨，寒柏苍苍。金鸡玉犬已鸣吠，万古千秋徒悲伤。 二、墓志所述邵建和的家族及世系 关于墓志题目，原碑石有一处漶漫不清，据任江《略论唐宋玉册官制度——以碑志资料为中心》一文的考证，中晚唐中书省有“镌字官”②，故补缺漏处为“字官”两字，则完整的题目当为《大唐故中书省镌(字官)题玉间都勾当刻玉册官游击将军右威卫左郎将上柱国高平郡邵府君墓志铭并序》。又据程章灿、任江等的研究知，刊刻碑石的官署有将作监和中书省玉册官的区别③，邵建和应属中书省玉册官所辖，但墓志铭中对他的题署称谓是较详细复杂的。 关于邵建和的生卒年，墓志记录邵建和于“大中十二年五月十九日遘疾终于金城里私第，春秋六十三”，“以明年四月廿八日，祔于长安县承平乡杨刘村，礼也”。据此知，邵建和卒于大中十二年(858)五月十九日，第二年(大中十三年，859)四月廿八日祔于祖茔，享年六十三。据此逆推，依历史人物年寿计算的惯例，建和应生于贞元十二年(796)。 墓志还清楚地记录了志主的卒地和葬地：“遘疾终于金城里私第”，“祔于长安县承平乡杨刘村……长安县，承平乡，前阿房，后未央。祔先代，临高  (冈)。”金城里即唐代长安外郭城坊里金城坊，《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次南金城坊。本汉博望苑之地，初移都，百姓分地版筑，土中见金聚，欲取便没。隋文帝曰：此朕金城之兆，因以金城为坊名。随有释梵、法众二寺，大业七年废。”④《大唐新语》：“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司法参军伊尹请追禁西市胡，俄果获贼，盖金城近于西市也。”⑤坊址在今西安城西玉祥门外桃园东路、西仪一坊至延光里、新民西巷之间⑥。葬地承平乡是唐京兆长安县属乡，位于唐长安城西开远门外龙首乡之南，即今西安西郊阿房村向东一带，此乡与毗邻的龙首乡曾先后出土过三十多方唐代墓志⑦。又，据唐长安地图及实地勘踏知，卒地与葬地距离很近(参见附图二)。 附图二 邵建和卒地及葬地距离示意图 墓志追述邵建和世系：“府君讳建和，周尚书奭之云孙，秦丞相平之远裔。洎脉分派别，今为醴泉县人。曾祖光，祖其孝俊。”《元和姓纂》卷九：“邵：邵公奭，周同姓，受封于燕，传国四十馀代。其支庶为卿士，邵穆公、武公、邵廖、邵昭公，并其后也。秦有邵不疑。[汝南]汉汝南太守邵安。唐都官郎中邵升，自安阳徙汝南；弟炅，考功员外。[安阳]状云称信臣之后。青州刺史邵休，其先避事，加邑为邵氏。晋邵奇，寿春太守；五代孙知新，唐刑部郎中。又殿中御史邵琼之，相州安阳人，生挚、说。挚，监察御史，生中和。说，吏部侍郎，生浑、沧。”⑧邵、召本同源，故召公奭又称邵公奭。唯墓志提及的醴泉邵氏这一房支，姓氏书上均不载，可见这一支早已衰微汩没。 墓志还提及邵建和兄弟的信息：“亲弟建初，能嗣其业，不殒其名。希恭友以同欢，痛手足之俱折。式遵光远，克叶称家。即以明年四月廿八日，祔于长安县承平乡杨刘村，礼也。建初伯仲以鄙薄有旧，托志元兄之事，将慰比母之情。言发涕零，讵爽其请？”通过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等知，邵建初也曾任中书省镌玉册官宣节校尉前鄜州五交州折冲上骑都尉，参与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庆王李沂墓志》、《刘遵礼墓志》、《刘中礼墓志》、《德妃王氏墓志》、《马公度妻王氏墓志》等的镌刻⑨，可见志文中所谓“能嗣其业，不殒其名……式遵光远，克叶称家”云云，确实可以落实。 墓志还提及邵建和与妻韩氏“生三子宗简、宗立、宗厚等，一女归王氏。婚嫁方毕，禄寿(冀)遥”，据此知，邵建和与韩氏育有三子一女。唐代石刻刻工资料中还出现邵宗异、邵宗两个名字，其中邵宗异当为建和的子侄辈，笔者怀疑就是邵建初的子嗣，而邵宗的名字，疑有漏缺，按照命名的原则，当即建和、建初兄弟的下一辈，其行辈的字为“宗”，下一字因磨损漶漫，无法辨认，也有学者认为邵宗就是邵宗异，因为唐代刻工名字书写中经常有类似现象，“刻工署名向来有将双名省略一字的习惯”⑩。根据以上文献，可以将醴泉邵氏这一房支的家族关系简单罗列(参见附图三)： 附图三 邵建和家族关系简表 研究唐代石刻刻工者多已注意到唐代石刻刻工的家族化、集团化现象：“附在铭刻上的工人名字，则由个体而扩大为一家一族，有一家一族而扩大为一个集体。如祖孙、父子、叔侄、翁婿、师徒、兄弟等等，同事工作的，已指不胜屈。”(11)自唐代开始，刻工的社会地位也不少得到了提升，故民间刻工对刻石技艺往往以家族传承较为多见，如万钧、万文韶、万宝哲、万三奴、万元抗。程章灿等的研究还提及天水强氏家族(12)。 除天水强氏外，主要就是醴泉邵氏家族，会昌元年(841)十二月二十八日建和、建初两兄弟还曾合作镌刻过《玄秘塔碑》(13)，子侄辈又有人继承事业，据本文所引墓志和其他资料知，著名书法家柳公权所书的碑铭多有邵氏家族中的刻工镌刻。有意思的是，邵建和墓志铭中提及唐代不同时期的刻工多人，几可构成一部唐代石刻工简史纲要，唯对同时的天水强氏家族的刻工不著一字。两个家族成员还互相合作镌刻过不少石刻，应该是互相了解互相往来的，但为什么不提及？这究竟是因技艺行业“卖白面的见不得卖石灰的”，“同行即冤家”的陋习，还是别有原因？此处仅提出问题，供方家深入讨论。 三、墓志所记唐代石刻艺术家的资料 墓志首先记述了邵建和的刻石成就：“艺高出众，生贵遇时。当敬文之际，郊天祀地，旌善纪功，今少师河东柳公公权伟夫，朝廷重德，文翰高名，凡景钟之銘，丰碑之烈，至于缁黄追述，中外奏记，但树金石者，悉俾刊刻，无处无之。由是声价弥高，劳绩兼著矣。” 流传至今的邵建和参与刻石的作品有： 《大唐回元观钟楼铭并序》碑，令狐楚撰文，柳公权书，邵建和刊刻，开成元年(836)； 《苻璘碑》，李宗闵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邵建和镌字，开成三年(838)； 《玄秘塔碑》，柳公权书，邵建和并其弟邵建初刻，会昌元年(841)； 《唐故禅大德演公塔铭》，裴休撰文，柳公权书，邵建和镌字，会昌四年(844)； 另有《九疑山赋》拓本，一说是唐文宗太和二年(828)李郃撰文，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柳公权书写，邵建和镌刻，被称为歌颂九疑山舜帝陵的“三绝”(14)。 以上作品都由柳公权书写，这与墓志的记录一致：“今少师河东柳公公权伟夫，朝廷重德，文翰高名，凡景钟之銘，丰碑之烈，至于缁黄追述，中外奏记，但树金石者，悉俾刊刻，无处无之。”应该说，出土文献的记录与传世文献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邵建和的弟弟邵建初也是中书省玉册官，据曾毅公、程章灿等的统计，有记录的邵建初刻石作品有九件，加上他们兄弟合刻的《玄秘塔碑》，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只不过现存作品似乎可以看出，邵建和主要与柳公权合作，目前提及的他的主要刻石作品都是柳公权所书。而邵建初的作品则无此限制，各种身份的人所托，各类内容的都有。 除了对邵建和兄弟在刻石艺术史上的成就进行评价外，墓志铭还提及：“自唐来则有朱静藏、史华、徐思忠、卫灵鹤、郑振、陈英、常无怨、杨暄等，皆异代同妙也。”这实际是一个简略的从初唐到邵建和时代石刻名家排行谱，现依照志中所列的顺序简单注释，对前人研究中已经提及的，也略做说明。其中曾毅公《石刻考工录》所录用*号标注，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所录用◎号标注。 1.朱静藏 咸亨三年(672)刻怀仁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此碑为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八日京城法侣建立，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行书，三十行，行八十五、八十六字不等。额刻七佛像。碑原在陕西西安弘福寺，后移西安碑林。今藏陕西历史博物馆。(15) 2.史华* 天宝十一载(752)刻《多宝塔感应碑》，此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唐岑勋撰文，颜真卿楷书，徐浩隶书题额，史华镌刻。唐天宝十一载(752)四月立。碑高7尺9寸，宽4尺2寸。34行，行66字。原在唐长安安定坊千福寺，宋代移西安碑林，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为国宝级文物。曾毅公《石刻考工录·自序》认为“史华就是颜的侍从之一”(16)，不知所据何出？ 3.徐思忠*◎ 开元九年(721)刻《兴福寺半截碑》，唐代僧大雅等集晋王羲之行书所成，立于长安。此碑又名《兴福寺残碑》、《吴文碑》，因碑仅存下半截，故又名《兴福寺半截碑》，“林郎直作监徐思忠等刻字”。计三十五行，每行二十三、四、五字不等，中空三行，原碑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清代杨宾谓唐代集王书者有十八家，推《圣教》为第一，《兴福寺》仅次于《圣教》。字行流畅，摹刻精良，是研究王羲之书法的重要原碑刻。此碑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西安，《墨林快事》谓：“集人大雅乃兴福寺僧，故世谓之《兴福帖》，其集王字顾独得其精神筋力，是以书家重之。”(17)旧拓本第二十行“四序”之“四”字完好，八行“断裁”之“断”字“斤”部未损，民国时期的文明书局、日本博文堂、艺苑真堂社、二玄社及日本《书苑》均曾影印出版。 4.卫灵鹤*◎ 开元二十年(732)刻《唐故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并序》，此志由张九龄撰文，梁升卿书写，卫灵鹤镌刻。 盛唐名臣张说去世之后，由唐玄宗为其撰碑文，书法家梁升卿为其书写，著名刻工卫灵鹤为其刻石。卫灵鹤时任鄜州三川县丞，三川县在今陕西富县，而张说墓在东都洛阳附近，由此可见，卫灵鹤是被远聘去给张说墓刻碑志的。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刻《金仙长公主志石铭》。此碑志盖齐全，徐峤奉敕撰，玉真公主书，卫灵鹤检校镌勒并篆额，志文楷书，三十三行，行三十二字，志盖篆书“大唐古(故)金仙长公主志石之铭”十二字，四行，行三字。周边刻四神像及蔓草花纹。原石现藏于陕西省蒲城县博物馆。 又，开元十三年(725)刻工卫鹤等刻《伯夷叔齐碑》，署名原作“卫鹤”，一般认为当为“卫灵鹤”之省称。(18) 5.郑振 笔者目力所见的研究尚未提及郑振的石刻作品。 6.陈英◎ 开元十五年(727)，陆尚宾隶书《杨孝恭碑》，由朱曜乘、陈英等刻石。 7.常无怨 笔者目力所见的研究尚未提及常无怨的石刻作品。 8.杨暄 笔者目力所见的研究尚未提及杨暄的石刻作品。程章灿据《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录出刻《何德墓志》的杨萱或为另外一人(19)。 墓志还提及本墓志铭的文作者和书法作者：“乡贡进士王南薰述、翰林待诏朝议郎守率更寺丞上柱国董景仁书。”关于王南熏，已知《沧州节度使荆公(从皋)墓志铭并序》由王南薰述并书兼篆盖文，强颖刻字。当时王南熏为平凉县令(20)。还有新发现的《罗州玠墓志》也署名由乡贡进士王南薰述并书兼篆盖(21)。董景仁在唐宣宗时曾任翰林书待诏，《唐故庆王墓志铭并序》署名“翰林待诏朝议郎守率更寺丞上柱国臣董景仁奉敕书”(22)，《唐华严寺杜顺和尚行记》也署名“朝议郎试左武卫长史上柱国董景仁书”(23)。此外，《宝刻丛编》卷八还提及董景仁书有《唐宣宗女齐国恭怀公主碑》、《唐内侍杨公碑》等(24)。 由上可见，《邵建和墓志铭》叙述了墓主邵建和以及其弟邵建初的刻石技艺及成就，此外还提及从初唐到中唐的八位刻石名家，再加上本志的撰文作者、书写者名讳，应该是已出唐代墓志中保留刻石技艺和石刻名家信息最集中最丰富的文献，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结论 新发现的《邵建和墓志铭》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石刻艺术家邵建和及其家族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可以细化并深化对唐代刻工及石刻艺术家群体的了解。新出史料与传世文献互相印证，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初步结论： 首先，墓主邵建和的卒年及年龄有确切的记录，可以补史之不足。 其次，对墓主的卒葬地的记录清晰准确。 第三，对邵建和家族和醴泉邵氏世系有一个简明的勾勒。 第四，对唐代石刻艺术名家的简要罗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初唐到中晚唐石刻刻工的简单谱系。但有趣的是，对初唐以来的刻石名家多所提及，唯对同时代的天水强氏家族则不着一字。 第五，唐代是中古家族史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世胄阀阅类家族逐渐式微，但寒庶技艺类家族的社会地位有了长足的发展。以石刻刻工行业而言，邵建和墓志铭述及的邵建和、邵建初兄弟，以及子侄辈的邵宗异等，此外还有天水强氏家族的强琼、强琮、强演、强审、强颖等，均可以成为支撑此观点的一个有力证据。
注释： ①专门研究古代石刻刻工的成果如，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此外还有陈尚君《贞石诠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胡可先《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胡可先《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辛德勇《中国印刷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等。程章灿的著作是这一领域的专门成果，采铜于山，补虖订正，纵横拓展，颇多心得。 ②任江：《略论唐宋玉册官制度——以碑志资料为中心》，《四川文物》2007年第6期，第47页。 ③程章灿：《唐代刻石官署及所辖刻工考》，载于《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2-88页。任江：《略论唐宋玉册官制度——以碑志资料为中心》，第46页。 ④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 ⑤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九“从善”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138页。 ⑥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3页“金城坊”条。 ⑦张永禄主编：《唐代长安词典》，第12页“龙首原”条。 ⑧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等整理：《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第二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1305页。 ⑨见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第81-82页。 ⑩见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4页。惟建和、建初兄弟的子侄不少，“邵宗”究竟是“邵宗异”名字的省略，还是“宗”字辈子侄别的人名字的省略，抑或是别的名字的缺漏，似可进一步讨论。 (11)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自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页。 (12)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第81、84页。 (13)曾毅公辑：《石刻考工录》，第20页。 (14)一说此篇为伪作，讨论见孙吉升：《小楷〈九疑山赋〉是柳公权真迹》，《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第21-23页。 (15)黄锡蕃：《刻碑姓名录》，《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3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463-496页。 (16)曾毅公：《石刻考工录·自序》，第3页。 (17)安世凤：《墨林快事》卷四，清钞本。 (18)曾毅公：《石刻刻工录》，第9页。 (19)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第196页。 (20)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74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90页。 (21)陕西历史博物馆2009年新征集文物，见呼啸：《新征集唐〈罗州玠墓志〉志主的胡人身份浅析》，《文物》2010年第3期，第46-49页。 (22)西安碑林博物馆2006年新征集文物，见赵力光：《西安碑林新入藏墓志略论》，《碑林集刊》2010年第1期，第5-12页。 (23)西安碑林博物馆2006年新征集文物，见赵力光：《西安碑林新入藏墓志略论》，《碑林集刊》2010年第1期，第5-12页。 (24)王海宾：《唐代翰林书待诏制度综考》，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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