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岳先生藏族谱在中国家谱馆

绍兴邵永庆

“中国家谱馆”首批家谱入藏仪式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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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

2018-01-04

入藏仪式在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举行

众位特邀嘉宾共同为家谱开箱

2017年12月21日上午，“中国家谱馆”（筹建中）首批家谱入藏仪式在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隆重举行。这批家谱原系湖南省著名藏书家何光岳先生（1935.2.22~2015.1.29）“光岳藏书楼”所藏，何氏收藏家谱4700多部，近5万册，共有姓氏323个，稀见姓氏超过100个，有数十个姓氏未见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馆藏目录，资料十分珍贵。历经三年多的沟通协商，何氏所藏全部家谱今正式落户京城。

何氏光岳楼藏家谱于2017年12月20日晚23点抵京

此举系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古籍藏书转让，学术价值及文化意义巨大，堪称文化盛事。何光岳先生长女何小宜女士代表“光岳藏书楼”将一套习氏家谱郑重交付国学网创始人尹小林先生，象征着何氏家谱正式入藏国学网筹建的“中国家谱馆”。北京大学教授杨铸，清华大学教授刘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邓瑞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左东岭、赵敏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范子烨，首都艺术博物馆原馆长张树伟，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古籍修复专家范晓榆，四库研究中心主任卢仁龙，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等著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一刻。

众位专家学者与何光岳后人共同研讨家谱的未来

尹小林先生感慨，光岳藏书楼家谱入藏国学网，是冥冥中的缘分，也是上天赋予的使命。国学网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古籍数字化研究，但在家谱方面却未有涉足，首要原因便是由于资料的欠缺，而光岳楼家谱正好弥补了这一遗憾。下一步，国学网在做好保存、修复的同时，将集中力量对这批珍贵古籍文献进行编目和数字化整理，以嘉惠学林，服务当代社会。

著名藏书家何光岳先生（1935.2.22~2015.1.29）

何光岳长女何小宜女士向国学网创始人尹小林先生移交家谱

何小宜女士回忆父亲一生嗜书如命，全家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讲到艰难处几度哽咽。数万册藏书，千里迢迢，由湘顺利入京，她相信一定有父亲在天之灵保佑。其妹何小宏女士也认为，书不能只藏不用，父亲的藏书在京畿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将来若能传播到全社会，父亲也会感到欣慰。

何氏光岳楼藏家谱（部分）

家谱庐山真容（部分）

家谱庐山真容（部分）

各位专家学者纷纷表示愿意加入到这批家谱的整理行动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建议成立“中国家谱研究中心”，组织学术力量对5万册加以研究，适时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柴剑虹先生还向国学网捐赠了一套5册的新编《柴氏家谱》，成为“中国家谱馆”受捐的第一套家谱。

家谱是家族血脉绵延不息的记录，是根之所在，魂之所系。家族和祖先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信仰。国学复兴，当从家谱复兴始。

附：

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

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中华谱牒文化研究基地”成立

2019年03月25日 17:24 | 作者:郭海瑾 | 来源：人民政协网

https://www.rmzxb.com.cn/c/2019-03-25/2317285.shtml

中国谱牒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谱牒是记载宗族世系及其事迹的档案，它以特定的形式记载了宗族历史，和历史档案中的奏折、题本、信函、日记等并列为一类的史料。完整的谱牒，不但记载了家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还记载和家族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与本家族相关的地方风俗习惯、名胜古迹、年节来历等，具有难能可贵的史料价值，是档案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中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

3月18日，“中华谱牒文化研究基地”成立大会在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举行，多位专家学者参会。中华谱牒文化研究基地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下属机构，接受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双重领导，具体业务和相关工作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与国学网负责。谱牒基地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原馆长詹福瑞担任主任，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担任执行主任，并聘请马自力、左东岭、赵敏俐、洪波、傅道彬、李浩、张廷银等专家担任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书记邱运华表示，家谱文献是保证中华民族血脉科学传承和健康繁衍的有力支撑之一。中国民协正在开展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保护重大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编纂出版工作。谱牒记载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其中有关家谱、家规、家训等极其丰富的民间文化信息，都应纳入大系研究相关文学门类的文献视野，或为推动大系工程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首都师范大学在古典文献学和数字文献学研究领域拥有雄厚实力，具有家谱典藏及数字化方面的优势，特别是近现代家谱实物的收藏规模宏大，学术研究价值极高。

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志宏指出，谱牒、方志学是新兴的学术领域，首都师范大学将积极组织学术力量，借助“中华谱牒文化研究基地”的成立，充分发挥学校特色和优势，参与到谱牒学的研究中去，为谱牒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让谱牒基地能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为首都师范大学争创“双一流”作出贡献。

清代张澍在《姓氏寻源》自序中写道：“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姓氏文化源远流长，姓氏不仅是血缘的标志、家族的徽章，还体现了门第思想、宗法观念，是民族文化的表征，是国家文化的具体化。但是，与很多传统文化一样，姓氏文化处于濒危境地，宗谱家谱存量稀少，保存完整的更是罕见，加之年轻一代对于宗祠、姓氏文化的忽视和淡忘，在姓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中困难重重，需要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参与。

国学网以整理古代文献著称，除了收集传统文献外，也十分注重收集、整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迄今为止，共收藏有1949年以前刻印的纸质线装家谱4万余册，家谱电子文献1万多种，总容量达10T。其中，纸质家谱由原著名藏书家何光岳家族转让，以清代和民国时期家谱为主，初步统计约3500套、4万余册，涉及340多个姓氏，其中稀见家谱有四五十种，多为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所未收，极具学术研究价值。先辈们一笔一笔手写而成的文化瑰宝，动辄流传数百年被族人奉为传家宝的家谱，理应得到更好的保护与研究。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中华谱牒文化研究基地的成立是契合党中央国务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之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重要讲话精神的落地项目。

谱牒基地将以收集谱牒、整理文献、研究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教家风家训为己任，为淳化社会风气、建设和谐社会服务。詹福瑞认为，谱牒基地是在中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形势下应运而生，其成立恰逢其时，意义重大。下一步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

一是以国学网收藏的民国和清代线装实物家谱为基础，联合其他民间藏书家开展家谱的普查、调研、编目工作，摸清民间谱牒现状，深入发掘其学术价值；

二是筹建以存放线装家谱为主的“中国民间家谱博物馆”，整合各方资源，及时抢救、保存、交流和使用好大量散存民间的谱牒文化资源；

三是培养专业的研究人员，依托首都师范大学在文献学领域的独特优势，寻求与国内高校和外国研究机构的合作，集中学术力量，加大专业研究人员的培养力度，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四是积极顺应党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和传播优秀的家风家训，普及中国人的同根同源思想，增强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