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文献发现！雍公《皇极经世图系序》、邵博文章多篇.....

绍兴邵永庆

永庆注：新发现邵博文章若干、邵亢邵必同年1038中试、康节公撰《皇极经世图系序》、《大乐十二均图序》。（下文中有其它文献名称，应也含有邵氏信息）

廖寅：《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的编纂与价值

| 202001-27（总第1182期）

宋史研究资讯2020-01-1304:33:26

本文原刊于《文学遗产》2019年第6期

感谢廖寅老师赐稿！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内容提要： 鉴于《播芳大全》"失于冗滥""卷帙混淆",以汇聚精华、文以载道为宗旨的《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应时而生。二书之间继承与革新的关系自宋以后从未被人发现。《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非常注重编排规律,所收文章大体以载道性的强弱依次编排;文章作者大体以科举为经、时间为纬的原则著录。科举为经、时间为纬的著录原则不仅有助于知道科举名贤的榜次、时间和同年关系,还有助于补正部分科举名贤的榜次和时间。《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保留了六百三十余篇独存文献,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既可以增补名人之佚文,亦可以充实重大问题之史料。《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以及《播芳大全》还反映出了当时名贤观念的显著变化,即由南宋中期以前广义的名贤观念转变为南宋中期以后狭义的名贤观念。

关键词： 《名贤文粹》 《播芳大全》 《名贤世次》 独存文献 名贤观念

作者简介：廖寅，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

宋人“崇文”，喜欢编纂各类总集，从北宋的《文苑英华》《宋文选》到南宋的《宋文鉴》《文章正宗》，总集编纂长盛不衰。在诸多宋人总集中，有两部时代相近、名称相仿，即《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下简称《播芳大全》）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下简称《名贤文粹》）。《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或称《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播芳大全》《播芳文粹》《播芳集》《播芳》《五百家文粹》，编者魏齐贤、叶棻，成书于淳熙、绍熙之际，由宋代最大的刻书中心――福建建阳刊刻出版，“刊行后一时纸贵”[1]，流传极广，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亦带有此书[2]。《播芳大全》虽然“失于冗滥”[3]，但却因“滥”而多，“材料丰富，种类繁多”“对宋代史的研究有极大的贡献”[4]。正因为流传广、内容博，从宋至今，《播芳大全》广受重视，仅现存版本就多达十余种，连朝鲜都有活字印本，相关研究亦很多，其中代表性成果有姚从吾《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对宋史研究的贡献》、仝十一妹《＜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编纂流传考》[5]。《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或称《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国朝二百家名臣文粹》[6]《二百家播芳大全》[7]《二百家播芳文粹》[8]《二百家名贤文粹》[9]《二百家文粹》[10]，编者佚名，成书于庆元三年（1197），刊刻于四川眉山。《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与《播芳大全》书名相仿，成书相隔不到十年，但命运却截然相反，从宋至今，流传极少，现存六个残本皆属庆元三年书隐斋刊本[11]，亦不受研究者关注，目前尚未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但事实上，《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是在《播芳大全》的基础上革新而成，比《播芳大全》更加成熟、完善，其文献价值“似犹在《播芳大全》之上”[12]。因此，有必要对《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作专门疏理，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宝贵文献的重视。

一、编纂缘起：鉴《播芳大全》之失

《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与《播芳大全》成书时间相近、书名相仿，但从来没有人注意到二者之间存在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即《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是在鉴《播芳大全》之失的基础上革新而成。《播芳大全》“失于冗滥”，这是古今学者之共识。朱彝尊“病其冗杂”，“患其卷帙混淆”，“惜无人为之删繁举要”。[13]《四库全书总目》则说：“疑为书肆刊本，本无鉴裁，故买菜求益，不免失于冗滥。”[14]《播芳大全》“冗滥”之处主要表现在：（1）内容上“多采表启诸作”[15]，“所收贺表、谢表、贺启、小简、尺牍、祝辞、祭文独多”[16]，过于偏重应酬之文。（2）总目作者著录格式混乱，有的按“姓＋爵＋字＋名”，如“范鲁公文素质”；有的按“姓＋谥＋字＋名”，如“李文正公明远昉”；有的按“姓＋号（尊称）＋字＋名”，如“苏老泉明允洵”“胡安定翼之瑗”；有的按“姓＋字＋名”，如“苏子由辙”；有的按“姓＋字”，如“刘子翬”；有的按“姓＋名＋字”，如“黄公度师宪”。格式混乱导致有些作者重复出现，如“余襄公安道端”与“余安道靖”当为一人，即余靖；“宋景文公祈”与“宋子京祈”当为一人，即宋祁。（3）正文作者署名方式尤其混乱，或以字，或以名，或以官，或以爵，或以谥，即使是同一人，亦是如此，如宋祁，或署为宋子京，或署为宋侍郎，或署为宋祁公，或署为宋祁。（4）总目与正文多有出入，有的总目有，正文却没有，如范质、李昉、张齐贤等；有的总目没有，正文却有，如夏竦、欧阳修、程颐等。[17]

宋代福建建阳刊书以快、多、廉著称，“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18]建阳书籍不仅销售速度快，而且范围广，朱熹就说：“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19]《播芳大全》“刊行后一时纸贵”，应该会很快流传到南宋全境，文化发达的眉山更不会例外。在广为流传的过程中，《播芳大全》一目了然的诸多缺点必然会被许多人所发现。眉山在南宋以史学著称，史学名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著）、《东都事略》（王称著）、《皇宋十朝纲要》（李埴著）皆出自眉山，另一史学名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心传著）亦出自眉山邻县隆州井研。史学以严谨著称，当《播芳大全》流传到眉山，必然会被许多学者所诟病，进而引起学者之改造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朱彝尊惋惜无人为《播芳大全》“删繁举要”，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过《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其名著《曝书亭集》丝毫没有提及《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即是明证。

《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继承并革新《播芳大全》亦有一些明证：（1）《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编者知道《播芳大全》，但仍然采用了相似的书名。从《播芳大全》流传的速度和广度来看，《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编者是肯定看过《播芳大全》的，编者在《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跋语中也透露了此点。跋语云：“文章莫盛于国朝，而得见其全者或寡。自近岁传于世者，诗有《选》，经济有《录》，《播芳》《琬琰》皆有集。”[20]跋语中的《播芳》当即为《播芳大全》。从前述《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播芳大全》的各种名称来看，两书的书名是非常相似的。（2）《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全名为《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其中“新刊”二字值得玩味。从逻辑上说，“新”总是相对于“旧”而言，但据现存所有版本，庆元三年书隐斋第一次刊行时，该书书名就已经有了“新刊”二字，因此，“新刊”自然不是相对于自身而言，而是相对于书名、主题非常近似的另一本书而言，而这另一本书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播芳大全》。（3）《播芳大全》卷首列有《名贤总目》[21]，而《名贤文粹》卷首列有《名贤世次》[22]，沿袭痕迹非常明显。（4）《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选择文章的旨趣明显有针对《播芳大全》的意思。《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只收六类文章，依次为论著（二十二门）、策（四门）、书（十门）、记（十二门）、序（六门）、杂文（八门），完全排除了表、启、青词、祝文、乐语、上梁文、祭文、挽词等纯应酬性质的文章。《东都事略》作者王称在《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序》中说：“文者，载道之器，不可须臾离；可离，非文也。……乌虖，道散而文盛，乌足贵哉！……庶乎非载道之文，则不与此集也。”[23]书隐斋在跋语中也说：“文章莫盛于国朝，……自近岁传于世者，诗有《选》，经济有《录》，《播芳》《琬琰》皆有集。……独其著述论议所以经纬天人、发明道学、该贯今古者，或罕其传，……此书旁搜类聚、总括精华，会众作如汇百川，气象浑大，诚足以补前人阙典。观者不特可以识斯文之正宗，抑见巍巍皇宋文物之盛如此。”[24]《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六类文章不仅皆便于载道，而且载道性越强的越列于前，像论著、策本身就以论道为主旨。很显然，《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非常注重文章的主旋律，强调文章正宗，强调文以载道。（5）对于《播芳大全》符合主旋律的文章，《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收录者亦不少。《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共收录200家名贤[25]，其中97家亦见于《播芳大全》，占总数的48.5%。[26]在相同的97家中，有16家的部分文章亦相同[27]，有的相同率还挺高，如张栻，《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共收其文章53篇，其中24篇亦见于《播芳大全》，占45.3%。

二、《名贤世次》编排规律：科举为经，时间为纬

有鉴于《播芳大全》“卷帙混淆”，《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非常注重卷帙排列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1）在文章类型上大体以载道性的强弱编排，论著、策、书、记、序、杂文六类文章，其载道性大体是依次减弱的；（2）（其中）《名贤世次》编排大体以科举为经、时间为纬。第一点已见上文，不再赘叙，兹主要就第二点展开论述。

与《播芳大全》之《名贤总目》著录格式混乱不同，《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之《名贤世次》非常注重编排规律，即以科举为经，时间为纬。[28]

科举为经表现在：（1）《名贤世次》将有科举者与无科举者分得很清楚，并且明显偏向于有科举者。在总共二百家名贤中，科举及第者有162家，占总数的81%。（2）在科举及第者中，必按科举等级排列，即按状元、第二名、鼎科（第三名）、甲科、一般及第者排序，如天圣二年（1024）科举及第者有四人入选，分别著录为“宋元宪公庠子序天圣二年状元”“宋景文公祁子京同年甲科”“余襄公靖安道同年第”“河南先生尹洙师鲁同年第”；再如熙宁三年（1070）科举及第者有三人入选，分别著录为“上官御史均彦衡熙宁三年第二人”“左丞陆公佃农师同年鼎科”“待制龚公原深父同年第”。按：状元指殿试第一名；第二名俗称榜眼；鼎科比较令人费解，根据鼎之涵义，鼎科当指殿试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29]，如果状元、榜眼单列，则当指第三名探花；甲科指殿试第一甲[30]，如果前三名单列，则指前三名之外的第一甲。200家共收状元12人（孙何、王曾、宋庠、郑獬、许安世、马涓、黄裳、何㮚、张九成、赵逵、张孝祥、王十朋）、第二名3人（刘敞、胡宗愈、上官均）、鼎科6人（孙抃、祖无择、钱公辅、陆佃、宇文粹中、陈瓘）、甲科18人。（3）在科举不同科目中，进士科地位优先，如天圣八年（1030）科举及第入选者有七人，其中六人为进士科，一人仅中制科，其著录顺序为：“孙文懿公抃八年鼎科”“端明蔡公襄君谟同年甲科”“田宣简公况元均同年甲科又中制科”“徂徕先生石介守道同年甲科”“六一居士欧阳修永叔同年甲科”“参政元公绛厚之同年第”“富文忠公弼彦国同年中制科”。富弼虽然是宋代著名大臣，但其仅中制科，排序在所有进士之后。[31]

时间为纬表现在：（1）凡有科举者，必注明科举及第时间，如柳开，著录为“河东先生柳开仲涂开宝六年登进士第”。凡同榜，即同年科举者，必被编排在一起，并注明是同年，如宝元元年（1038）科举及第者有七人入选，分别著录为“秘监祖公无择择之宝元元年鼎科”“司马温公光君实同年甲科”“范忠文公镇景仁同年第”“鲜于谏议侁子骏同年第”“学士邵公必不疑同年第”“中丞吕公诲献可同年第”“尚书邵公亢兴宗同年中制科”。（2）虽无科举，但接受过皇帝某种考查的，即以考查时间穿插于科举榜次之间，如钱惟演、种放，分别著录为“太傅钱公惟演希圣咸平中献所为文拜太仆卿”“终南先生种放明远咸平中应诏拜右司谏”。（3）既无科举，亦未接受过皇帝考查，但受过皇帝召拜，即以召拜时间穿插于科举榜次之间，如孙复、程颐，分别著录为“泰山先生孙复明复庆历中诏拜国子直讲”“伊川先生程颐正叔元祐初召为崇政殿说书”。（4）其他无任何时间缘由者大致以其壮年时间穿插于一个大的时段之中，如赵普（922－992）为开国元勋，列在第一位，周敦颐（1017－1073）为理学鼻祖，列在仁宗朝中期。

由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首先考虑的是科举名贤，其他非科举名贤在时间标准选择上并一定合理。比如程颐（1033－1107），著名理学家，其著录时间系于元祐（1086－1094））初，因其在当时被召为崇政殿说书，但其学生杨时（1053－－1135）却系于熙宁九年（1076），因其及第于该年。其他晚辈居程颐之前的尚不少，如刘安世（1048－1125）、张耒（1054－1114）皆系于熙宁六年（1073），二人皆于当年及第。因为科举，学生排名远在老师之前，这也再次印证了《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名贤排序“科举为经”的原则。

《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名贤世次“科举为经，时间为纬”的编排原则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知道科举名贤的榜次、时间和同年关系，进而可以补正部分科举名贤的榜次和时间。凡同榜，即同年科举者，必被编排在一起。依此，至少可以补正以下几位名贤的榜次和时间：

（1）邵亢。邵亢（1011－1071），字兴宗，润州丹阳人。邵亢中制科的时间颇有疑问，《宋代登科总录》只说他“仁宗朝擢贤良方正制科”[32]，并未提及其中制科的具体年份。据前录《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名贤世次宝元元年（1038）科举及第者，可以确定，他是在宝元元年（1038）中制科的。

（2）杨天惠。杨天惠（1053－1123），字祐夫（甫、父），成都郫县人。《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系于元丰二年（1079）榜，同年尚有陈瓘（鼎科）、晁补之、刘弇。但是，《宋登科总录》却记为“熙宁三年登进士第”[33]。两说都有很多旁证。元丰二年说有《蜀中广记》《宋诗纪事》、［乾隆］《中江县志》、［嘉庆］《郫县志》[34]；熙宁三年说有［万历］《四川总志》、［嘉庆］《四川通志》[35]。从时间来说，只有《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是宋代的记载。杨天惠家乡郫县紧邻《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编纂地眉山，而且，《名贤文粹》成书于庆元三年，其编者与杨天惠存世时间相距并不遥远，因此，元丰二年说明显优于熙宁三年说。

（3）张刚。张刚，字正己，眉州人。《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系于元丰五年（1082）榜，同年尚有黄裳（状元）、邹浩、冯澥、任伯雨。《宋代登科总录》只言其“元丰中登进士第”[36]，并不知道张刚的字和具体的及第时间，据《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我们知道张刚字正己，及第于元丰五年。

（4）李新。李新（1062－？），字元应，陵井监仁寿县人。《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系于元祐六年（1091）榜，同年尚有马涓（状元）、王当、侯浦。但是，《宋代登科总录》却记为“元祐三年登进士第”[37]。另，《宋史翼》记其为“元祐五年进士”[38]。元祐五年并无科举考试，显误。李新的及第时间，历来记载很模糊，《郡斋读书志》只说其“早登进士第”[39]，［光绪］《资州直隶州志》系其于“熙宁中进士年分无考者”[40]，仅［嘉庆］《四川通志》记载李新为元祐三年进士[41]。在元祐六年与元祐三年两说之中，元祐六年说明显更合理。李新的家乡紧邻《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编纂地眉山，而李新的存世时间基本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编者前后相接。

（5）宇文粹中。宇文粹中（？－1139），字仲达，成都华阳人。《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系于崇宁二年（1103）榜，且为该榜鼎科（第三名），同年尚有王赏、彭俊民、汪藻、汪伯彦。宇文粹中的及第时间并无疑义，但其名次却有争议。《宋代登科总录》注意到了宇文粹中第三名及第的史料，即《全蜀艺文志》所载宇文粹中“第在第三”[42]，但仍然认为张守是该榜第三名，因为张守有《谢第三名及第启》[43]。《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共收录六位鼎科名贤，其他五位（孙抃、祖无择、钱公辅、陆佃、陈瓘）皆确定为第三名无疑。而且，宇文粹中的家乡紧邻《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编纂地眉山，其存世时间亦当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编者前后相接，《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的记载会有错吗？答案应该是没错。除了《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之外，还有宋代的文献亦可证宇文粹中为第三名。《太平治迹统类》记载：“崇宁二年，……御集英殿策试，初赐霍端友、蔡佃、宇文粹中、王赏、彭俊民、……汪伯彦、张守等以下三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44]宇文粹中明显排在第三。至于张守的《谢第三名及第启》，其第三名当是省试第三名。《谢第三名及第启》中有言：“遽蒙亲擢，处之数百辈之上，独在二三人之中。”殿试当为皇帝亲擢，此“遽蒙亲擢”明显是对省试主考官而言。宋代并非殿试合格才可称及第，省试合格者亦可称及第，淳祐四年（1244），衢州徐霖省试第一，史称“试南省，第一人及第”[45]，淳祐十年（1250），吉水解生春省试合格，史称“南省试及第”[46]。

（6）何熙志。何熙志，生卒年不详，字中远，嘉州龙游人。《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系于绍兴二年（1132）榜，同年尚有张九成（状元）、赵雍。但是，《宋代登科总录》却记为“绍兴八年登进士第”[47]，且不知何熙志的字。何熙志的及第时间，历史记载亦很模糊，［万历］《四川总志》、［万历］《嘉定州志》皆称其“绍兴进士”[48]，《宋诗纪事补遗》称其“绍兴初进士”[49]，只有［嘉庆］《四川通志》记其为绍兴八年进士[50]。何熙志家乡紧邻《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编纂地眉山，其存世时间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编者当有一段重合，因此，绍兴二年说当优于绍兴八年说。

（7）张行成。张行成，生卒年不详，字文饶，邛州临邛人。《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系于绍兴五年（1135）榜，同年尚有程敦厚。但是，《宋代登科总录》据陆心源《宋史翼·张行成传》认为他“绍兴二年登进士第”[51]。《蜀中广记》、［万历］《四川总志》皆仅言其“登绍兴进士”[52]，［嘉定］《四川通志》系其为“绍兴中进士年份无考者”[53]。张行成家乡紧邻《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编纂地眉山，其存世时间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编者亦当有一段重合，绍兴五年说明显优于绍兴二年说。

三、意义：《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的独存文献与名贤观念

上述根据名贤世次补正名贤科举榜次和时间已属《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的意义，但还未涉及《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的主体，即文章本身。兹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的独特文献价值及其所反映的时代观念来透视该书的非凡意义。

（一）《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独存文献

现存《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共收文章2076篇，其中独存文献约有630余篇，占总数的约30.3%。所谓独存，指仅见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其他典籍未有著录者。这些独存文献，不仅量大，而且价值极高。独存文献篇篇皆有价值，难以全面阐述，兹仅从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1.增补名人之遗文

独存文献可以说皆属遗文，但名人遗文更受世人关注。兹略举几例：（1）王安石《松赋》，见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七七，《临川文集》未有收录。（2）程颢《王通赞》，见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八七，《二程集》未有收录。（3）程颐《克己铭》，见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八三，《二程集》未有收录。（4）邵雍《皇极经世图系序》（永庆注：还有《大乐十二均图序》，见下图），见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六三，《击壤集》未有收录。（5）黄庭坚《题东坡晁君成诗引后》，见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九二，《山谷集》未有收录。（6）吕祖谦《司马迁论》《刘向论》《少皞氏官名记》，分别见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七、九、一四五，《东莱集》未有收录。其他名人，如杨亿、钱惟演、晏殊、富弼、梅尧臣、苏舜卿、吕大临、王雱、苏过皆有遗文见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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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实重大问题之史料

与《播芳大全》偏重应酬性文章不同，《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强调主旋律，侧重“经纬天人、发明道学、该贯今古”的文章，因此，《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很多文章都关涉国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天道与人道等重大问题，独存文献对于理解宋代的一些重大问题非常关键。兹分述如下：

（1）重大政治问题

宋朝开国。《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收有赵普《皇朝飞龙记》[54]。赵普是宋太祖最重要的谋臣，是宋朝的开国元勋，全程参与了宋朝开国的整个过程。《皇朝龙飞记》，又名《皇朝飞龙记》《龙飞日历》，全文2630字，写成于开国元年，即建隆元年（960）。《皇朝龙飞记》全文仅见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续资治通鉴长编》《玉海》《佛祖统纪》《宋史》《文献通考》等重要典籍皆有关于《皇朝飞龙记》的记载，但都只是著录书名或节录小部分文字。[55]该文以实录的形式记录了陈桥兵变的整个过程，从《龙飞日历》的书名亦可见其记录之详细。从正月初一政变开始到正月初五政变成功大赦天下，《皇朝龙飞记》按日记载了政变领导层、军队的活动与心态以及周室官员的不同反映、民间的谣言图谶。可以说，《皇朝龙飞记》是研究宋朝开国史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洛阳耆英会新释。元丰五年（1082），文彦博留守西京洛阳，效仿白居易九老会，“悉聚洛中士大夫贤而以老自逸者”于富弼家，“置酒相乐”[56]，与会者共十二人，除司马光时年64岁外，皆为七十岁以上的高层官员，这就是著名的洛阳耆英会。因为与会者寿高名重，且以闲情逸乐为旨趣，洛阳耆英会历来被视为佳话。但是，《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所收邵博（西山先生）《书楚元辅耆英图后》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对于洛阳耆英会的传统感观。兹转录如下：

“元丰五年（1082），文公（朱熹）镇洛阳，始为耆英会。世或以诸公为乐者，非也。当王荆公已变更国朝旧制，富公致大政，司马公免枢近，楚公不主战，议罢西垣师，皆退居里中。名公卿从游者，其论无不同。时富公上疏曰：“老臣仰屋，窃叹无所赴诉。”司马公预作遗表，有“怀忠不尽”之言，皆可为之流涕。其爱君忧国之心，则安敢乐？余观图画，为表出之。”（《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九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654册，第110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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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庆注：耆英会：qí yīng huì 宋文彦博（文彦博(1006 -1097)，字宽夫，号伊叟 。汾州介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 。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留守西都洛阳﹐集年老士大夫十一人﹐聚会作乐﹐当时谓之"洛阳耆英会"。见宋司马光《洛阳耆英会序》。一说﹐文彦博为"耆年会"﹐凡十三人﹐人为一诗﹐命画工郑奂图于妙觉佛寺。见宋沈括《梦溪笔谈·人事一》。明沈自晋演其事为《耆英会》传奇。后亦以"耆英会"指年高有德者的集会。】

邵博为理学家邵雍之孙，邵雍则是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的知己好友。根据邵博的跋语（永庆注：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洛阳耆英会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置酒相乐”，而是王安石变法中失意保守派元老们的一次大串联，“世或以诸公为乐者，非也”。第二，洛阳耆英会与会者当为十二人，其中包括有“楚公”。此楚公即楚建中（1010－1090），字叔正，洛阳人，官至正议大夫，《宋史》有传[57]。洛阳耆英会与会人数历来有三说，一说为十一人，见于司马光所写《洛阳耆英会序》[58]，名单无楚建中；一说为十二人，见于王应麟《小学绀珠》[59]；一说为十三人，见于佚名《氏族大全》[60]，名单多了王拱辰。三说之中，当以十二人说为准，楚建中不仅参加了耆英会，还留下了《耆英图》[61]，至于王拱辰，《宋朝事实类苑》说的很清楚，当时王拱辰71岁，为大名府留守，“贻书”文彦博、富弼，表示“愿预其数”[62]，但并未实际参加。王拱辰无法参会，却表示“愿预其数”，这也可印证邵博所说耆英会并非为“乐”，而是为了保守派大串联。

宋金外交。《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收有翟汝文《回金国割燕云地界代三镇输赋增币书》。翟汝文（1076－1141），字公巽，润州丹阳人，元符三年（1100）进士，官至参知政事。翟氏此信透露了靖康年间宋金外交秘闻，兹转录于下：

昨承大统，方睦邻邦，虽道里之甚遥，闻英姿而可想。深惟涉海讲好，先自本朝之谋，殆至约日告期，同举燕山之伐。亲仁之意，实在厥初，固已备形载书，同守信誓。属疆吏之生事，致忿兵之远来，已诛前者误国之臣，乃辱退舍讲和之议。戒敕诸将，无遏归师。复遣行人，申谕三镇。适会其民恋土，誓死不移；致使北方构兵，迄今未已。重伤百姓之命，徒失两国之欢。思寻旧盟，共建长策。今者不敢爱燕云已得之地，归此土疆；又复代三镇赋入之常，增以岁币。载惟亮达，深所乐闻。（《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一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653册，第384页）

从内容来看，这封信当写于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第一次包围首都开封之后。这是笔者所见宋金早期交涉唯一保存完好的书信，是非常宝贵的原始档案资料。信中透露了几点重要信息：第一，宋金联盟灭辽的“海上之盟”是出自宋朝的提议，也就是信中所说的：“先自本朝之谋，殆至约日告期，同举燕山之伐。”第二，宋金战事是宋方违反盟约在先，即“属疆吏之生事，致忿兵之远来”。第三，第一次开封被围之后，宋方内部存在严重战略分歧，有主张“无遏”金国“归师”的，有主张半路伏击的，即“其民恋土，誓死不移”。第四，第一次开封被围宋方付出的代价是放弃燕云地区的领土主权，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主权虽得以保存，但三镇之赋税需要以岁币的形式转与金国。

靖康勤王。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掳，四方勤王之师蜂起，但各地号召勤王的檄文几乎都没有传世。《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收有唐重《檄蜀文》，是笔者所见当时唯一的勤王檄文。兹节录如下：

契勘金人犯顺，都城戒严已逾半年，臣子区区忧国之心，……金人于于四月初三日尽离京城，邀致太上皇帝及嗣君皇帝并渡河前去。闻之骇愕，痛贯心骨，血泪交流，仆地自摧，号天莫诉。……四月初五日元祐孟太后垂帘听政，康王大元帅总天下兵马，见在山东，亦已奉迎。即是宗庙社稷不失祭祀，四海生灵不忘旧戴。然两宫法驾蒙尘冒难，凡为臣子义当如何?况太上皇在位二十六年，改过不吝，备见罪己之诏，嗣君皇帝宽仁恭俭，天下归心，今一旦播迁，万里远涉，而中外士大夫无一人效死请命以尽臣子之节者，岂不为万世耻哉!……主辱臣死，乃臣子见危致命之日。某疲病怯懦，不能被坚执锐，身先士卒，以抆国难，亦不敢偷生忍耻，苟延喘息，以为身谋。不量小己，辄欲率诸路守臣各优备礼物，奉表前去大金国请迎銮舆。某捐躯冒死，躬造绝域，沥血恳请。凡我同志，宜鉴此心，早为之所，毋贻后悔。如有忠臣义士愿奋身同往，或倾资助义，各赴所属具陈。期以两月，决定一行。念我祖宗德泽涵育一百七十年，必有忠义慷慨以徇国家之急者。须至移文。（《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654册，第66页）

这封勤王檄文比较特别，不是按常规的鼓动组建勤王军队，而是号召准备礼物到金国去请愿。

（2）重要文学史资料

对王安石文学的认知。《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收有程敦厚（金华先生）《临川文集序》。该序阐述了北宋中期到南宋前期社会对王安石文学认知的变化，兹转录如下：

自孔子殁，曾子、子思、孟子以降，得道德之传而发圣贤之秘以诏后觉，惟国朝欧阳氏、司马氏、苏氏、王氏、程氏，各一家言，皆非汉唐先儒之所能到。然王氏之学，其弊在于尚同，而施于政事者，又不幸失于功利。文正、东坡二先生之所排者，以此而已。及至于文词之雅健，诗章之精深，舂容怡愉，一唱三叹，尽善极挚，则无以议也。而后代之士，见之不明，讲之不详，则摈以为邪说，举而弃之，可乎?乡人杜仲容悉裒临川凡所论著，合为大成集，锲木以行于世，曰抑有以也，谓：“吾州里唯知尊苏氏，而不博取约守，以会仁智之归，彼自陋也。”予于是乐为之书。（《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五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653册，第629页）

王安石政见不容于司马光（文正）、苏轼（东坡），但其文章、诗歌却是得到司马光、苏轼高度认可的。然而，到南宋前期，很多人主张因人废文，将王安石的文学与其政治、哲学思想皆视为“邪说”，“举而弃之”。

北宋诗、文发展脉络。《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收有程敦厚（金华先生）《陈无己诗集序》。陈无己即陈师道（1053－1102），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苏门六君子之一。该序在追溯陈师道学术渊源时，也透漏出了重要的文学思想以及文学家之间的关系，兹节录如下：

无己陈公学文于曾南丰，学诗于黄豫章。南丰以西京为宗，而豫章以少陵为诀，此千载作者之极功也。然文以气为主，要掇古人机杼，而自为边幅；诗以意为胜，能得古人句法，则方为受用。……盖西京，文之正宗，而少陵，诗之真诀，国朝得其传者，自欧阳文忠始，一再传而至苏氏以及南豊、豫章焉。自公之后，无足论者。（《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六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653册，第638页）

虽然为苏门六君子之一，但陈师道的文章却主要学习曾巩（南丰），诗歌却主要学习黄庭坚（豫章）。文章讲究气，以西京文章为正宗。西京文章，当指西汉风格的文章，王十朋说：“西京之文章最为近古。”[63]。诗歌讲究意，以杜甫（少陵）诗歌为真诀。

（3）不同地区士人的乡土观念

《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收有王赏（玉台先生）《送李德固还广南序》。该序描述了哲宗时期南方士人乡土观念的巨大差异，兹节录如下：

绍圣初，天子锐意于治，……四方之士鼓策而进者几三千人，独东南之士居多。盖其来也，去父母，捐坟墓，辞妻子，誓欲得富贵而后返。茹苦含辛，不复言归。乡书至，不发视辄焚之，曰“徒乱人意”。苟时命大谬，往往至白首而不返者。而吾西南之士则不然，其性乐而不能苦，其情爱而不能忍。久去故乡，而父母兄弟之念起，则虽富贵不能动其心矣。由此观之，无怪乎东南之士多也。李生，广南人也，来太学踰年，遽告吾归，盖有合于吾西南之士而不为东南之所为乎! （《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653册，第681－682页）

从科举考试的角度来看，东南，主要指两浙路、江南东西路，或许还包括福建路；西南，指川峡四路。在科举的道路上，东南士人不受乡情之羁绊，勇于破釜沉舟；四川士人则更在乎“性乐”“情爱”和父母兄弟之思念。当然，王赏祖籍眉州，其所言难免有为家乡辩护之嫌。

（二）《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之名贤观念

名贤，顾名思义，指著名的贤人[64]，明显是一个褒义的词语。《名贤文粹》，顾名思义，指著名贤人的文章集粹。由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与《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刊行时间非常接近，且都使用了“名贤”概念，在分析当时的名贤观念时，不妨将二者综合起来讨论。

在分析《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和《播芳大全》所反映的时代名贤观念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这两部书的阅读对象。“名贤”涉及价值判断，每个人的名贤判断标准会有差异。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这两部书的编者看来，两书所收作者皆属名贤。但究竟是个人观念，还是时代观念，关键看这两部书的阅读对象。两部书皆由书坊刊刻发行，阅读对象明显是社会大众，像《播芳大全》，“刊行后一时纸贵”，不仅广泛流行于南宋境内，而且流传到域外。《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的流传情况史载不明，但无疑也是面相社会大众发行。在面相社会大众发行的情况下，必然要考虑到社会大众的观念，因此，这两部书所反映的名贤观念，不仅仅是两书编者的观念，也是当时社会大众的观念。

无论是《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所载200家名贤，还是《播芳大全》所载520家名贤，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得到有宋一朝认可的，并不存在明显争议，但有少数名贤却在两书出版后不仅名声急剧下降，由“贤名”转而为“臭名”，最终被列入《宋史·奸臣传》。不过，恰恰是这些名声发生大幅波动的名贤能够折射出当时名贤观念的变化。这些名贤包括吕惠卿、蔡确、章惇、蔡京、汪伯彦、秦桧，其中，吕惠卿、章惇收录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蔡确、蔡京、秦桧收录于《播芳大全》，汪伯彦则同时被两书收录。先来看这些名贤的基本信息以及两部书的收录情况。

吕惠卿（1032－1111），字吉甫，泉州晋江人，嘉祐二年（1057）甲科进士，王安石变法二号人物，官至参知政事。吕惠卿的文学造诣极高，欧阳修称赞吕惠卿“文艺优通”[65]，“学者罕能及”[66]，政敌司马光亦承认吕惠卿“诚文学辨慧”[67]，郝经列举宋朝著名文学家14人，吕惠卿即为其一[68]。吕惠卿著述颇丰，“平生所为赋颂、名碑、制诰、册命、书奏、议语之文数十万言”[69]，有文集一百卷，奏议一百七十卷，其文集《东平集》（又名《吕吉甫集》）在《播芳大全》《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刊行时尚存。《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收其文章五篇：《杭州学记》（卷一○七）、《大名府天宁万寿观碑》（卷一二六）、《四堡记》（卷一四六）、《送张叔毅序》（卷一六七）、《送王漕序》（卷一六七）。

章惇（1035－1105），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嘉祐四年（1059）甲科进士，王安石变法骨干成员，官至丞相。章惇亦有文学之才[70]，《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收其文章两篇：《清汴记》（卷一四六）、《别张道士序》（卷一七二）。

蔡确（1037－1093），字持正，泉州晋江人，嘉祐四年进士，王安石变法骨干成员，官至丞相。蔡确亦有文之学[71],现存《播芳大全》收其文章两篇：《慰李文思书》（卷七○）、《修能仁寺释迦殿疏》（卷七九）。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人，熙宁三年（1070）甲科进士，官至丞相。蔡京亦有文学之才，“博通经史，挥洒篇翰，手不停辍”[72]。现存《播芳大全》总目有蔡京，但正文却无蔡京文章，当因散失或佚名。

汪伯彦（1069－1141），字廷俊，徽州祁门人，崇宁二年（1103）进士，官至丞相。汪伯彦亦有文学之才，王安中称其“属文之工，蔚多华藻”[73]，吕惠卿见其文，“嗟赏数”，有文章数十卷。[74]《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收其文章八篇：《上张相公贺克捷书》（卷八三）、《与张相公书》（卷八三）、《别幅》（卷八三）、《宣州重建学记》（卷一一九）、《建炎中兴日历序》（卷一五九）、《后序》（卷一五九）、《跋唐质肃公诗》（卷一九二）、《跋徽宗皇帝御书草圣诗》（卷一九三）。现存《播芳大全》总目有汪伯彦，但正文却无汪伯彦文章，亦当因散失或佚名。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人，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官至丞相。秦桧亦有文学之才，宣和五年（1123）中词学兼茂科[75]，现存《播芳大全》收录其文章一篇：《谢赐御书传神赞表》（卷七上）。

在《播芳大全》《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刊行的时代，上述诸人虽然饱受某些人，尤其是理学人士的批评，但从社会总体来看，他们仍然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正面形象，是社会大众认可的“名贤”。这一结论尚有其他旁证。在成书于淳熙二年（1175）的《新安志》中，汪伯彦名列名宦之列[76]；大约在《播芳大全》《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刊行的同时，眉州人杜大珪编有《名臣碑传琬琰集》，其中的名臣包括有吕惠卿、章惇、蔡确[77]；大约在《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刊行后一段时间，岳珂著有《宝真斋法书赞》，其中所录“宋名人真迹”包括有章惇、蔡京、汪伯彦[78]；成书于嘉定二年（1209）的《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所收名贤亦有章惇[79]。

但是，就在《播芳大全》《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刊行的同时或稍后，否定上述诸人名贤地位的各种暗流、明流也正在涌动，并呈不断增长之势。在否定潮流中，道学是关键的推动力量。在道学人士的轮番改造下，上述诸人逐渐从“名贤”“名臣”隐退，并逐渐污名化、邪恶化。此一书写过程，美国学者蔡涵墨在其《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一书中揭示的酣畅淋漓，其中对秦桧的分析足以成为典范。“宋代最后的百年里，朝廷历史的撰写一直控制在以某种方式与道学运动保持关联的学者手中”，其中对于秦桧的书写，“涉及的著作年代越早，秦桧的形象反面色彩就越少”[80]，大约在《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刊行的同时，成书于绍熙五年（1194）的《三朝北盟会编》仍保留有秦桧大量正面的记载，称其为古之忠臣[81]，大约在《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刊行的稍后，编修于庆元二年（1196）－嘉定元年（1208）之间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秦桧仍持一种中性描述，其中还引用名臣赵鼎门人方畴之语，说“秦相亦今之贤者”[82]。然而，随着“嘉定（1208－1224）更化”，道学力量持续增强，并最终在理宗朝确立起官方意识形态，各种说教性的著作大量兴起，如《皇朝中兴大事记》《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圣政》，道德、伦理与政治走向融合，社会需要创造出一种与道学的伦理和道德专制相容的历史的版本，秦桧一类走向奸臣化和邪恶化即成为必然。[83]

在污名化的过程中，社会对于“奸臣”们的正面记忆逐渐被抹除。这种抹除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物质抹除主要是毁灭与“奸臣”们相关的物质景观，如各地建立的纪念性祠堂。淳熙九年（1182），浙东提举常平使朱熹巡历浙东各地，曾专门发文温州，要求各级学校撤毁秦桧祠堂。[84]温州秦桧祠堂也表明：在《播芳大全》《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编纂前夕，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地方仍然认可秦桧名贤地位的。文化抹除主要是让“奸臣”们的文章、书籍以及宣扬“奸臣”们正面形象的文章、书籍从历史中消失。《文章正宗》编者真德秀在讨论文章邪正时就说：“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近世如夏英公（竦）、丁晋公（谓）、王岐公（珪）、呂惠卿、林子中（希）、蔡持正（确）辈，亦非无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85]真德秀以是否心正、理正来决定文章的去留显然是非理性的，科学的态度应该如四库馆臣所言：“其文可取，不以其人废矣。”[86]在理学尚只是诸多学派之一时，理学人士的态度难以左右“非君子”文章的流传。但当理学定于独尊时，“六合一家，文公（朱熹）之学行于天下”[87]，理学人士的态度对于“非君子”文章的流传将是致命的。像吕惠卿，其文学水平当仅次于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等一流大家，只因与“正道”不合，其文集遂逐渐亡佚。即使是在正面人物的文集中，也有意抹掉关于“奸臣”们正面形象的文章。《播芳大全》《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保留有大量“名贤”们与“奸臣”们来往的书信，但这些书信很少见于“名贤”们的文集，如《播芳大全》收录有汪藻《贺秦丞相启》、翟汝文《贺秦太师启》、冯时行《谢秦丞相小简》，但并未见于汪氏《浮溪集》、翟氏《忠惠集》、冯氏《缙云文集》；《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收录有洪迈《代上师相书》《上秦师相贽所业书》，亦未见于洪氏《野处类稿》。这种情况，或许是因为文集在流传的过程中有所散佚，但更可能的，是文集在编纂和流传的过程中有意遗漏、删削。

从“名贤”到“奸臣”，同一个人前后身份定位发生如此大变化，这不得不让人思考一个问题――何谓“名贤”？即判断“名贤”的标准是什么？“名贤”之“名”歧义较少，关键是“名贤”之“贤”，歧义很大。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贤，多财也。财，各本作才，今正。贤，本多财之称，引伸之，凡多皆曰贤。人称贤能，因习其引伸之义，而废其本义矣。”[88]“贤”，本义是多财，因“财与才同”[89]，历史上皆解释为“多才”，宋人亦然，如丁度《集韵》、贾昌朝《群经音辨》皆曰：“贤，多才也。”[90]但是，宋代还始终并行着另一种观点：贤专指有德者，如程颐说：“贤者以正德。”[91]朱熹曰：“贤，有德者。才，有能者。”[92]就整个宋代来说，这两种并行的观点，越往前，主张“贤为多才”的越多，越往后，主张“贤为有德”的越多，两种观点之消长与理学力量之起伏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事实上，是非贤否属于主观价值判断，很难有统一的价值标准，就整个社会来看，评价标准往往是多元的。就宋代来说，“名贤”的评价标准至少是三元的，即立德、立功、立言，正如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所说：“不朽有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有一于斯，可以无愧于后世，其德可尚，不必有功，其功可纪，不必有言，其言可传，不必其人之贤也。”[93]三者皆备，当然是名贤，三者具其一，也应算名贤。“明德有诚之谓贤。”[94]“立功名之谓贤。”[95]当然，如果能立言，即工于文章或学术，亦可谓贤[96]。［天启］《同州志》凡例说：“人物自帝纪外，毋论为功业，为气节，为理学，为文章，总寘一简，署曰名贤。”[97]其中的功业为立功，气节为立德，理学、文章则为立言。如果将三者具其一之名贤看作广义的名贤，那么，程朱所认为的有德之名贤则为狭义之名贤。狭义之名贤，立德是必要条件，立功、立言者只有在有德的前提下才可算贤人。在理学家看来，这三者还必须统领于“道”之下，“三者皆非有得于道不可，立德者，道之本也，立功者，道之用也，立言者，所以载道之文也”[98]。大致来看，南宋中期以前，广义名贤观念非常流行，南宋中期以后，狭义名贤观念逐渐占据主导，其中的关键就是理学的背后推动。上文提到，“宋代最后的百年里，朝廷历史的撰写一直控制在以某种方式与道学运动保持关联的学者手中”，道德、伦理与政治走向融合，社会需要创造出一种与道学的伦理和道德专制相容的历史的版本，这种道德至上主义必然要求名贤观念从广义走向狭义。这种转变在名贤总集的编纂上表现的很明显，成书于理宗绍定三年（1230），由著名理学家魏了翁作序的《两宋名贤小集》，吕惠卿、蔡确、章惇、蔡京、汪伯彦、秦桧等“奸臣”皆被排除在外，无一幸免。

就《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来说，“名贤”还隐含有一标准，那就是科举。马永卿记载：“本朝崇尚进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99]熊彦诗说：“三年科举之设，虽较一日之长，它时建立事功，乃有无穷之闻。凡世名德，皆出此途。”[100]陆九渊也说：“名儒巨公，皆由此出。”[101] “名德”“名公”与“名贤”大致同义。“凡世名德，皆出此途” “名儒巨公，皆由此出”，所言未免夸张，但宋代大多数名贤出于科举当无疑问，正如张九成所言：“本朝名公，多出科举。”[102]这也是《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以科举为经的重要原因。

[1] 宋均《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跋，《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99册，第210页。

[2] 耶律楚材著，向达校注《西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册，第1698页。

[4] 姚从吾《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对宋代史研究的贡献》，《大陆杂志》1965年第30卷第7期。

[5] 仝十一妹《＜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编纂流传考》，北京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6] 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五下《国朝二百家名臣文粹》，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册，第700页。

[7]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三《唐诗纪事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30册，第157页。

[8] 陆心源《宋诗纪事小传补正》卷三《刘望之》，《续修四库全书》，第1709册，第682页。

[9] 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916册，第541页。

[10] 孙能传《内阁藏书目录》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917册，第51页。

[11] 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2－214页。

[12] 刘琳《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提要，《宋集珍丛丛刊》，第93册，第308页。

[13] 朱彝尊《曝书亭序跋》卷一八《播芳文粹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页。

[14]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下册，第1698页。

[15] 宋均《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跋，《宋集珍本丛刊》，第99册，第210页

[16] 姚从吾《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对宋代史研究的贡献》，《大陆杂志》1965年第30卷第7期。

[17] 关于《播芳大全》之失，参见仝十一妹《＜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编纂流传考》，北京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第11－20页。

[18] 叶梦得著，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19] 朱熹著，戴扬本、曾抗美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八《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册，第3745页。

[20] 书隐斋《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跋，《续修四库全书》，第1654册，第117页。

[21] 魏齐贤、叶棻《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宋集珍本丛刊》，第96册，第325－333页。

[22] 佚名《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续修四库全书》，第1652册，第388－393页。

[23] 《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续修四库全书》，第1652册，第387页。

[24] 《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续修四库全书》，第1654册，第117页。

[25] 《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之《名贤世次》只列199家，然实收200家，吕祖谦有五篇文章被收，但姓名却未见于《名贤世次》，当为遗漏。与《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不同，《播芳大全》虽说是“五百家”，但实收有520家，这大概也是《播芳大全》“失于冗滥”的表现之一。

[26] 97家分别为：张齐贤、田锡、寇准、张詠、王禹偁、杨亿、王曾、晏殊、范仲淹、宋庠、宋祁、余靖、尹洙、韩琦、文彦博、孙甫、孙抃、蔡襄、石介、欧阳修、富弼、张方平、赵抃、司马光、范镇、吕诲、王珪、王安石、韩维、陈襄、孙复、刘敞、刘恕、郑獬、李清臣、苏洵、曾巩、苏轼、苏辙、邵雍、刘挚、范祖禹、张舜民、张商英、黄庭坚、曾肇、王岩叟、刘安世、张耒、陈瓘、晁补之、杨天惠、黄裳、张刚、秦观、李廌、陈师道、苏过、马存、崔鶠、马涓、李新、唐庚、晁詠之、翟汝文、汪藻、汪伯彦、刘观、唐重、孙觌、韩驹、何㮚、李良臣、胡宏、范宗尹、计有功、熊彦诗、杨椿、冯时行、张九成、赵雍、程敦厚、张行成、邵博、王之望、李焘、晁公遡、刘望之、宋远孙、张栻、赵逵、李石、张震、张孝祥、杨万里、王十朋、赵雄。

[27] 16家分别为：范仲淹、苏轼、黄庭坚、司马光、唐庚、王禹偁、苏辙、欧阳修、石介、王安石、曾巩、程颐、张耒、孙觌、张栻、吕祖谦。

[28] 需要说明的是，《续修四库全书》《宋集珍本丛刊》《中华再造善本》皆收录有《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所据版本皆为国家图书馆藏庆元三年书隐斋刻本，但《宋集珍本丛刊》本《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之《名贤世次》（《宋集珍本丛刊》，第93册，第313－314页）存在严重错简，从杨时到汪伯彦之间完全错乱了。

[29]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四外编《赠赵殿撰序》记载：“殿试中试，一甲三名，曰状元、榜眼、探花，谓之鼎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6页）。另据朱亦栋考证，北宋天圣八年已有三鼎甲之称（朱亦栋著，李金松点校《群书札记》卷一五《榜眼》，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4页）。

[30] 曹家齐、陈安迪：《苏轼进士科名次甲第考释――兼说宋朝进士甲乙丙科问题》，《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龚延明：《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文史》，1996年第41辑。

[31] 整个《名贤世次》，中制科而未中进士的共七人，其中五人位于进士名贤之后，夏竦则没有同年，只有景祐元年的张方平是例外，该年共有三人入选，即张方平、赵抃、苏舜卿，张方平中制科，赵抃、苏舜卿中进士科，但《名贤世次》却将张方平列于赵、苏之前。

[32] 龚延明、祖慧《宋代登科总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册，第277页。

[33] 《宋代登科总录》，第2册，第1037页。

[34]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八《杨天惠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92册，第588页；厉鹗《宋诗纪事》卷二八《杨天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册，第716页；［乾隆］《中江县志》卷一一《赵侯祠堂记》，清乾隆五十二年刻本，第8b页；［嘉庆］《郫县志》卷二五《选举·进士》，清嘉庆十七年刻本，第2a页。

[35] ［万历］《四川总志》卷一一《潼川府·人物·杨天惠》，明万历刻本，第71b页；［嘉庆］《四川通志》卷一四九《人物·潼川府·杨天惠》，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第18a页。

[36] 《宋代登科总录》，第12册，第6964。

[37] 《宋代登科总录》，第3册，第1368页。

[38] 陆心源《宋史翼》卷六《李新》，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3页。

[39]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四下《李元应跨鳌集》，第2册，第487页。

[40] ［光绪］《资州直隶州志》卷一三《选举志》，清光绪二年刻本，第4b页。

[41] ［嘉庆］《四川通志》卷一二二《选举志一》，第28b页。

[42] 杨慎编，刘琳、王晓波点校《全蜀艺文志》卷五四《宇文氏》，线装书局2003年版，下册，第1637页。

[43] 张守《毗陵集》拾遗《谢第三名及第启》，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9页；《宋代登科总录》，第4册，第1643、1657页。

[44]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八《祖宗科举取人·徽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版，第18册，第49－50页。

[45] 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三《径畈徐景说先生》，《续修四库全书》，第542册，第112页。

[46] 解缙《文毅集》卷九《生春翰墨之隙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6册，第727页。

[47] 《宋代登科总录》，第5册，第2619页。

[48] ［万历］《四川总志》卷一五《嘉定州·人物·何熙志》，第33b页；［万历］《嘉定州志》卷四《名贤·何熙志》，民国钞本，第31b页。

[49] 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四一《何熙志》，《续修四库全书》，第1709册，第48页。

[50] ［嘉庆］《四川通志》卷一二二《选举·进士》，第53b页。

[51] 《宋代登科总录》，第5册，第2480页。

[52] 《蜀中广记》卷四四《张行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1册，第613页；［万历］《四川总志》卷一一《保宁府·人物·张行成》，第24页。

[53] ［嘉定］《四川通志》卷一二二《选举·进士》，第74b页。

[54] 《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一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653册，第384－386页。

[5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册，第2、4页；王应麟《玉海》卷四七《建隆龙飞日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94页；志磐著，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四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下册，第1017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六《经籍考二十三·龙飞日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册，第5676页；脱脱等《宋史》卷二○三《艺文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5册，第5118页。

[56]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四《洛阳耆英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296页。

[57] 《宋史》卷三三一，第30册，第10667－10668页。

[58]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五，四部丛刊初编，民国上海涵芬楼景印，第9a－11a页。另：谢维新《事类备要》、佚名《翰苑新书》、祝穆《事文类聚》皆从十一人说。

[59] 王应麟《小学绀珠》卷六《洛阳耆英十二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4页。

[60] 佚名《氏族大全》卷一九《洛社衣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2册，第524－525页。

[61] 司马光《洛阳耆英会序》记载了将耆英会“图形妙觉僧舍”，但从邵博跋语来看，当时还画了纸质版的《耆英图》。

[62] 《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四《洛阳耆英会》，上册，第296页。

[63] 王十朋《梅溪集》前集卷一四《策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1册，第233页。

[64] 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版，第3卷，第176页。

[65]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一三《举刘攽吕惠卿充馆职札子》，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册，第1715页。

[66] 《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五《与王文公三》，第6册，第2368页。

[67] 《宋史》卷四七一《吕惠卿传》，第39册，第13706页。

[68] 郝经《陵川集》卷二九《原古录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第314页。

[69] 孙觌《鸿庆居士集》卷三○《东平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5册，第297页。

[7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五，第31册，第10908页；罗大经著，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乙编卷四《文章邪正》，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4页。

[7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五，第31册，第10908页。

[72] 佚名著，王群栗点校《宣和书谱》卷一二《蔡京》，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73] 王安中《初寮集》卷三《举汪伯彦自代奏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7册，第55页。

[74] 罗愿《新安志》卷七《汪丞相》，《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册，第7701－7702页。

[75] 大观四年，徽宗以宏词科不足以致文学之士，改立词学兼茂科，取人非常严格，每科只取三至五人（《宋史》卷一五六《选举二》，第11册，第3649页）。

[76] 《新安志》卷七《汪丞相》，《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第7701－7702页。

[77]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一四《吕参政惠卿传》、下卷一八《章丞相惇传》《蔡忠怀公确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0册，第773－775、797－801页。

[78]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一《章申公展居帖》《二蔡陪辅展晤二帖》、卷二二《汪忠定栗冽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0、314、321页。《宝真斋法书赞》成书时间不详，但该书所录下限为庆元宰相赵汝愚、余端礼。

[79] 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3册，第399页。

[80] ［美］蔡涵墨《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19页。开禧二年，为了营造北伐气氛，秦桧被追夺王爵，改谥“谬丑”，但因为开禧北伐的主导者韩侂胄当时的名声比秦桧还臭，在韩侂胄倒台后，秦桧的名誉很快得到了恢复；秦桧真正的污名化是理学人士推动的结果，其标志就是理宗宝祐二年秦桧再次被改谥“缪狠”（《宋史》卷四四《理宗四》，第3册，第851页；卷四七三《奸臣三·秦桧传》，第39册，第13765页）。

[81]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引《靖康小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1582页。

[8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册，第2762页。

[83] 《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第29、60页。

[84]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九《除秦桧祠移文》，《朱子全书》，第25册，第4611页。

[85] 《鹤林玉露》乙编卷四《文章邪正》，第193－194页。

[86]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文庄集》，下册，1309页。

[87] 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卷二《送朱君美序》，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19页。

[88] 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六篇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79页。

[89] 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六○《杜周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2667页。

[90] 丁度《宋刻集韵》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页；贾昌朝《群经音辨》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91] 程颐《周易程氏易传》卷三，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册，第877页。

[9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页。

[93] 李廌《济南集》卷六《陈省副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5册，第798页。

[94] 司羲祖整理《宋大诏令集》卷四○《故蜀国长公主追封越国长公主赐谥贤惠制》，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6页。

[95]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八《前普州刺史康公预撰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6册，第276页。

[96] 洪迈著，何卓点校《夷坚志》支甲卷4《詹烨兄弟》，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741页。

[97] ［天启］《同州志》凡例，明天启五年刻本，第2a页。

[98] 熊禾《勿轩集》卷二《三山郡泮五贤祠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8册，第781页。

[99] 马永卿著，崔文印校释：《嬾真子录校释》卷三《进士得人之盛》，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16页。

[100] 《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九○《永州科举劝谕》，《续修四库全书》，第1654册，第69页。

[101]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二三《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6页。

[102] 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四○《横浦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1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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