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文中阿拉伯数字为比较复杂的注释角标，转换时未及照录，可不管。 《诗经·甘棠》“召伯虎说”综理 邵杰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天中学刊》2016年 第31卷 第5期
摘要:《甘棠》“召伯虎说”起于清代,近现代以来颇为流行。循其理致,其要有二:一是基于《诗经》中的称谓类比出诗中“召伯”为召伯虎,二是基于召伯虎与南国的密切关系。前者类比失当,后者经《太保玉戈》映衬已不足以支撑“召伯虎说”。凡此皆可为学界提供借鉴。
关键词:《甘棠》;召伯;南国
中图分类号:1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5-0055-03
收稿日期:2015-12-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CZw014);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CWX005)
作者简介:邵杰(1984—),男,河南新安人,讲师,博士。
关于《诗经·甘棠》中“召伯”的身份,历来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人:周初的召公奭与西周晚期的召伯虎。前者是历代研究者的主流意见,后者较为晚起,以其反传统的姿态在近现代贏得了众多拥护者,影响巨大。本文尝试将“召伯虎说”之源流演变作一梳理,以便学界参考。
当今学界多以《论衡·须颂》“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之语8,作为“召伯虎说”的最早证据。实则此语中“宣王”“召伯未必具有对应关系,且“召伯述职”亦见《法言·先知》:“昔在周公,征于东方,四国是王;召伯述职蔽芾甘棠,其思矣夫!”相似的言论亦见西汉文献,《说苑·贵德》:“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陕间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后世思而歌咏之。西汉韩《诗》学派的王吉亦曰:“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4308东汉时期文献如《白虎通·巡狩》亦言“召公述职”1。凡此足证“召伯述职”与“召公述职”的同一性,两者显然指涉同一事实。将《论衡》之语理解为召伯虎述职,盖未深察。诸例中的“召伯即召公奭。《甘棠》“召伯虎说”并未产生于汉代。持“召伯虎说”最为详尽的意见,来自清代的牟庭。
召伯,召穆公虎也。穆公以世职为王官伯事厉王、宣王、幽王,既老而从平王东迁,纠合宗族,作《常棣》之诗,于时国家新造,穆公劳来安定,劬劳于野,尝宿甘棠树下,其后穆公薨而人思之,封殖其棠,以为遗爱。此诗所为作也……《召南》言“平王之孙”,则是东周诗明矣!东周之诗,不应有康公之棠,一也;周公大圣,遗爱之长,不后于召公。若《召南》诗为美召康公,而《周南》诗何为不美周文公也?二也;《风》《雅》中多穆公诗,如《黍苗》云“召伯劳之”、《崧高》云“王命召伯”,及此诗云“召伯所茇”,称号皆同,明一人也。至诗中言及召康公,则如《江汉》云“召公维翰”、《召旻》云“有如召公之臣”,皆曰召公,不曰召伯,三也。
其所提出的三点论证分别是:其一,《召南·何彼禳矣》有“平王之孙”句,故知其为东周时候的诗既然如此,《召南》中就不应该有西周初期的人与物其二,《周南》中没有赞颂周公旦的诗,所以《召南》中也不可能有赞颂召公奭的诗;其三,《诗经》中其他篇章提及“召伯”者,皆为召穆公,召康公在《诗中则为“召公”。结论是,《甘棠》当为召穆公(召伯虎)之诗,而非召公奭之诗。
牟氏的前两点论证颇为牵强,逻辑有所不通。首先,《诗经》的成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诗篇的时间跨度极大,不能因为某一篇诗的年代,便断定该部分之诗皆属此年代。具体到《召南》,即不能因为《何彼襪矣》为东周之诗,便断定《召南》十四篇诗皆为东周之诗。况且,即便皆为东周之诗未必诗篇中就不能出现西周的人与物,后代之诗完全可以反映前代之事。诗篇的产生年代与诗篇中的事件年代,根本不是一回事,传统的经学家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牟氏看来也未能例外。其次,周公之遗爱,固然不后于召公,但这与有无诗篇赞美周公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诗》固然与政治、史事紧密相关,但《诗》并不能也不必反映所有的政治、史事情况。所有的文学艺术,都不可能是现实的悉数映现。况且即便有诗篇对周公的伟大功绩进行赞颂,其是否留存在今日“诗三百”中,尚属疑问。简言之,据《周南》无赞美周公之诗,无法断定《召南》中必无赞美召公之诗。牟氏的前两点论证,是不能成立的。最关键的是第三点论证,即从《诗经》中的称谓类比出《甘棠》中“召伯”的身份。牟氏此论,虽然未必为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尤其是20世纪以来诸多具有疑古倾向的学者所见,但这样的论证方式和结论无疑在近代以来颇为盛行,直到今天,仍是持“召伯虎说”者的第一利器。
梁启超认为:“如《甘棠》,因有‘召伯所茇’,毛郑硬认作召公奭,说是周初的诗。但公、伯显然有别,伯是五伯的伯,《诗》有郇伯、申伯,都是西周末年的人,《诗·大雅·召旻》称召公奭为召公,不称召伯,可见《甘棠》最早不过西周末年的诗[798其论证仍是从“召伯”之称谓入手,且已涉及公、伯等级的不同,惜未充分展开。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论述道：
召伯之名在三百篇中凡三见。一见于《召南》之《甘棠》,再见于《小雅》之《黍苗》，……三见于《大雅》之《崧高》……这里都是指江汉征淮夷之召穆公虎,是宣王时人。召公之名凡二见。一见于《大雅》之《江汉》……再见于《大雅》之《召旻》……这个召公方是周初的召公奭。我们看了这几个例证,便知《甘棠》之召伯当然是召虎了。他曾到过南方,产生《甘棠》之诗是很可能的。[8]68-69
其对于称谓问题的论说,与清代的牟庭并无二致不过,提及召伯虎与周朝南方的联系,则显示出坐实此说的努力。如果说此处还是谨慎地揭示一种可能性,傅斯年则突出强调了召伯虎与南方的联系周衰楚盛,召伯虎之功不得保持,国人思之。”920直接将《甘棠》的背景设置为周王朝与南方地区的紧张态势。后来,屈万里解释此诗曰:“南国之人,爱召穆公虎而及其所曾憩息之树,因作是诗……早期经籍,于召伯虎或称公,而绝无称召公奭为伯者。召伯之称…皆谓召虎;而《大雅·江汉》之篇,于虎则曰召虎,于奭则曰召公,区别甚明。”028其言论根源,仍在称谓。
嗣后随着古史研究的深入,召伯虎的事迹及其与南方的联系已经日渐清晰,并得到研究者的重视，高亨《诗经今注》曰:“周宣王封他的母舅于召南域内,命召伯虎到召南给申伯筑城盖房……召伯作这件事很卖力气。他当时的住处有一颗甘棠树,他离去后,申伯或申伯的子孙或其他有关的人,追思他的劳绩,保护这棵甘棠树以资纪念,因作这首诗。”2此论已立足于召伯虎在南方地区的经营而立说。相近的思路亦见于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这是人民纪念召伯的诗……《诗经》时代的人将周宣王的大臣召虎才称为召伯……召伯辅助周宣王征伐南方的淮夷,老而从平王东迁,颇著功绩人们作《甘棠》一诗怀念他。诗当作于召伯死后其年代约在东周初年。”12需要说明的是,言召伯虎“老而从平王东迁”(包括前引牟庭说),恐非事实。根据《史记·周本纪》和《国语·周语》的记载召穆公在厉王时已为卿士,曾谏厉王止谤。厉王被逐,太子静被召穆公藏于家中,遂得免祸。“共和行政”14年后,太子静被立为天子,是为宣王。厉王时即为卿士,说明上一代之召公此时已经退出王室核心集团,召伯虎此时之年龄当在40左右,不会太年轻。宣王在位46年,加上之后幽王在位的十余年平王东迁时,召穆公若在位,当已在百一十岁以上。 以古人之年寿而言,似不太可能。且召穆公这样的王室重臣,若果真随平王东迁,各类文献中当有痕迹。所以,言《甘棠》年代为东周初年,并无充足凭据。牟庭的看法,应与其对《小雅·常棣》之诗的认识相关。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富辰之语:“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1381而《国语·周语中》载富辰之语则曰:“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5言周文公之诗,似系此诗于周公旦,与《左传》两相矛盾。《毛诗序》日《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1507似乎更倾向于其为周公之诗。郑《笔》则力主调和:“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为作此诗,而歌之以亲之。”1540晋代杜预注《左传》曰:“周厉王之时,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东都收会宗族,特作此周公之乐,歌《棠棣》。”13181虽也力主调和,但言厉王之时,起码在年代上与召穆公是合拍的。杨树达认为郑玄、杜预都是在调和《左传》《国语》的矛盾,他分析道:
今按,周公诛管蔡而召公乃言“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岂非责骂周公乎?此于情理必不可通者也。此郑说之不可信也。古人言赋诗有二义,自作诗为赋,诵古人之诗亦言赋,至于作诗,不得以歌诵前人之诗解之,《左传》言召穆公作诗,非言赋诗,此杜歌诗之说不可通也。今以此铭(引者案:即《六年琱生簋》铭文)核之,公分禀贝于宗族,此与纠合宗族之事一贯也。献田伯氏,则与诗文笃念兄弟之辞一贯也。穆公之行事与《常棣》诗章之所咏歌,訢合无间,故《常棣》之诗必当依《左传》之说为召穆公所作。
依此看来,《常棣》为召穆公所作当无问题,作诗地点乃在成周。牟庭致误之由,是认定成周此事必为东周之事。东周时期,固以成周所在之洛阳为都城,但在西周时期,成周之位置亦颇重要,属于王室直接掌控的地区;许多王室的命令发自成周,这在西周金文中有大量的反映。召穆公在成周纠合宗族,未必意味着是在东周之时。言召穆公随平王东迁,显然无法成立。至于召穆公的年世,目前还不能确切知道,不过言其活跃在厉、宣之世,当属合理。
凡此可知,《甘棠》“召伯虎说”起于清代,盛于20世纪,至今仍有较大影响。其核心论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诗》中“召伯”“召公”称谓的身份类比;二是召伯虎与周朝南方地区联系紧密。前者以贯之,后者则在20世纪逐渐得以坐实,并不断得到开拓。然仔细考察,两者的可靠性都值得怀疑。
前者奏效的前提是《诗》中的称谓应属同一系统,或者有同一平面可资比较分析。然而,《诗经》各部分面貌、背景的复杂状况,已注定了这一前提的缺失。虽然传统乃至当今的《诗经》研究经常采用平面式的研究方法,但却很少有人关注所依据的平面究竟是否真实存在。《诗》中其他各处之“召伯均为召伯虎,未必《甘棠》之“召伯”就必为召伯虎。仅由《诗经》内部的类比来推定“召伯”的身份,并不合适。至于后者,亦颇为可商。典籍所载召公奭与南国地区的联系,由于直接材料缺乏,曾受到质疑。直到20世纪80年代,学界展开对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现藏美国的《太保玉戈》的研究,召公奭与南国地区的关系才真正得到确认。据李学勤研究,此戈年代应在成王前期,铭文主要意指成王命召公巡省南国,沿汉而下,安抚南方诸侯,召集诸侯来朝之事138这个结论目前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以此可知,召公奭与南方地区的关系亦颇密切。以南方地区的情势来推导“召伯虎说”,理据并不充足。
《甘棠》“召伯虎说”的种种疏失,提供给我们些启示:一是要重视论据的效用和自限性,不能以偏概全、简单比附;二是要尊敬传统,不能盲目疑古,不能以今日之或无推论昔日之必无;三是要关注出土文献和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及时修正既成观念。《诗经》研究历时两千余年,积累之成果与成见并皆丰厚,胡适在20世纪曾提出:“二千年研究的结果,究竟到了什么田地,很少人说得出的,只因为二千年的《诗经》烂账至今不曾有一次的总结算…我们应该把《诗经》这笔烂账结算一遍,造成一笔总账。”813-1近百年过去,结算“烂账”者不少,“总账”却仍不清晰。如何真正深入地总结相关的研究历史,仍是《诗经》学界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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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1 17:5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