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邵无恙》（绍兴龙尾山邵氏 邵颿字无恙 号梦余）

绍兴邵永庆

关于邵无恙

作者：周作人

《关于邵无恙》

出自周作人《瓜豆集》

见中华典藏https://www.zhonghuadiancang.com/leishuwenji/guadouji/155499.html

《越缦堂日记》光绪八年十月十七日条下云：

“光甫来,以近刻邵无恙《梦余诗钞》见贻。无恙名,吾邑龙尾山人,乾隆□□（永庆注庚寅1770）举人,知江苏桃源阜宁等县,以事落职归。邵氏世以诗名,余家旧有无恙《名媛杂咏》,自皇娥至眀秦良玉,诗皆七绝,各有小序,写刻精工,诗亦甚佳,经乱失之。集向未刻,有手抄八卷,在其门人常山梁钺所,梁以嘉庆戊午举人,官诸暨县丞,至咸丰癸丑梁年已八十,以集付天津张鹤宾,至光绪丁丑,天津沈兆淇始刻为两卷,共五百五十余首。以乾隆间越人更五朝而刻于燕沽,文字之传,固有数也。其诗秀朗,多情至语,亦乡邦风雅所系,故备述之。”又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条下云：

邵无恙与袁子才的关系到底怎样,这也是一个不易明白的问题。陈云伯撰传中云：

我很有运气,邵氏的著作居然得到了三部。其一是《历代名媛杂咏》三卷,乾隆壬子(一七九二)年刻本。其二是《镜西阁诗选》八卷,道光庚寅(一八三○)年碧城仙馆刻本。其三是《梦余诗钞》稿本八卷,即李氏所说光绪丁丑刻二卷本的原底本也。三种之中《杂咏》较为易得,虽然汪允庄女士在《自然好学斋诗集》卷八《书镜西阁集后》之九注中已云:“先生尝著《名媛杂咏》绝句三百首,今板已散佚。”数年前我曾从上海搜得-部,旋赠给友人,后又在北平隆福寺买到一部白纸的,似世间尚多流传。《镜西阁诗选》颇少见,李越缦云集冋未刻,梁石川亦未知,稿本梁跋署咸丰癸丑(一八五三),距道光庚寅已二十三年后矣。是时梁石川已归常山,唯从邵氏嗣君接到稿本时系在诸暨县丞署,离杭州不远,据云时在道光丙申丁酉之交,即庚寅后六年,乃竟不知镜西阁之刻,殊不可解,岂当时消息不易通,抑或流传之不广耶,均未可知也。

《镜西阁诗选》题云陈文述编,而实盖岀其子妇汪允庄手,陈序述刻集的经过有云：

《梦余诗钞》全部共诗九百十首,《镜西阁诗选》则有一千另九十首。但《诗钞》有嘉庆己巳(一八○九)自序,一至七卷平均每卷百二十首,第八卷只六十首,盖确系自编本,又虽不编年而其诗似均按年代记录,是其长处,至于两本异同顷尚未暇细较。这里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两者的来源的问题。据陈云伯序中云：

“颜鉴堂希源有《百美新咏图》,邵无恙亦有《历代宫闱杂咏图》,皆乞余为序,余衰老才尽,作散骈两体文以应之。”随园的骈文序至今在《杂咏》卷首,就是在诗集里也多提到随园,似乎感情并不坏的样子。《诗选》卷五有《简袁简斋先生》七律一首,(查《诗钞》稿本无此诗,)末联曰,“十载怀中藏一刺,爱才终向孔融投。”注云：

“阅吾乡邵无恙《梦余诗钞》。其《述怀》五古三首,《忆花树》五古三首,皆至性蔼然,诗亦淸老,《风篁岭》一首,《龙井》一首,秀炼似岑嘉州,近体尤多明秀之作,最爱其《岀白门》一绝,淡远自然,可入唐贤三昧。邵氏世居龙尾山之屃石湖,岩壑清疏,故其诗善言越中风景,如《忆村居》四首云云,一何清绮,足令久旅增感,羁目暂娱。”

“诗本藏常山梁石川先生钺手,先生为明府髙足,久欲刊传以报师德,讵奈妙手空空,(案梁梅二君古文均不甚佳,忍不住要批评一句。)年衰难待,不获已寄托于津门张君鹤宾手,并缀跋语以志原委。时鹤宾安砚常山鹾馆,咸丰癸丑秋粤逆北犯,遂避乱旋津,所遗书卷被人干没,余物皆不惜,唯《梦余诗钞》以受梁公重托,恒悒悒不去诸怀,乱后访求得耗,复岀重资将此卷赎岀,计今藏之又廿有余年。鹤宾急欲报知己而阐先型,嘱余代为选订,冀筹诸同志,先付手民篇中皆明府手订,何忍擅自芟裁,特恐力有未周,谨于八卷中择录过半,计古近体四百七十首。世叔沈竹生先生兆淇,八十老人也,闻而义之,披阅一过,慨然曰,是不可以久湮,愿独力刊传,以副鹤宾殷殷不忘梁公重托之至意。”梁张沈三公都很有古道,可谓三难并矣。唯邵无恙两种诗集的刊行一样的经过些波折,后来也一样的少见,很有点奇怪。光绪丁丑年的天津刻本我在北京迄未遇见过,现在碰着这部原稿固然亦复佳,却是价不廉,不佞未免有乡曲之见平常喜欢搜集一点越人著作,但出不起重资,而此在我的收藏里要算是例外之一了。

“荷塘曾以《小仓山房全集》嘱余选其最胜者,于七千余首中得百三十余篇,荷塘叹曰,今日乃见小仓真面目矣。余屡欲请先生自为删定全集,仿《渔洋精华录》之例,卒卒未果也。”在这一节里更明显的看岀他的态度,他与随园论诗意见或者不合一,但是他承认随园的才与气魄,说他没有一点知己之感也并不然,即使他未肯承认随园知诗,如自序中不说及是也。据我想这未必是“不复示人故时罕知之”,但邵无恙的诗的确时运蹭蹬,刊刻不易,流传不广,知道的也很少,真是奇怪。陶凫亭编《全浙诗话》五十四卷,邵无恙只有一条,即是《随园诗话》。商宝意选《越风》三十卷,并没有邵无恙,虽然他们原是相识,《诗钞》稿本卷四有《戏和商宝意先生横陈图》二首,以前后年月考之当在乾隆壬子年,即《名媛杂咏》付梓时也。无恙之祖邵廷镐著有《姜畦诗集》六卷,邵氏诗中亦常提及,《全浙诗话》亦根据随园记其咏廿四堆的一条,却只题曰“邵姜畦,名未详”。这《姜畦诗集》寒斋亦有收藏,却如此不为世所知,殊不可解。邵氏世以诗名,而祖孙文字之缘同一的悭,岂亦数耶?

“梦余在江左尝录其精诣一册呈随园,随园所评不尽当,因以为世无知己,不复出以示人。”汪允庄题诗之一注云：

“时袁大令枚居金陵以诗文雄长海内,君以诗示之,所论不中肯綮,乃不复与谈,亦不再示人。”又《镜西阁诗选》书后云：

“方余之期君渡江也,(案时为己未年,)舟中遭肤箧失其稿本,仅存罢官后数卷,后亦间有所作,均为公子民怀携至中州,及民怀南归卒于舟次,稿本又复散佚。外舅龚快哉先生君内兄也,端乞求诸其家,就余旧本校讹补缺,重为编辑,始成今本。”据这里所说,稿本早已完全散佚了,虽然“其家”(当然不是龚家而是邵家吧?)似乎还有可据以校补的东西,不过没有说得明白。但是《诗钞》有自序,题嘉庆己巳正月,盖邵氏物故的前一年,末,“编录所存,辄不禁涕之交颐也。”可见这是他自己的编订本。梁跋说明系亲笔自书者,他们既是师弟关系,这自然不至于有错,而其来源又很的确,所谓哲嗣虽未说出名号,必是民怀无疑,盖据陈云伯所作传云:“子一,恩。”民怀即恩的台甫,邵氏只有这一个儿子,此外大约本来还有,但看诗中所记都已早殇了。可是这里就有了问题。梁石川在道光丙申丁酉之交从少尹得到诗稿,事在《镜西阁诗选》刻成后六七年,《诗选》的陈序里却已说民怀南归卒于舟次云云,事实便不相合。我想陈云伯对于邵家的事也是不见得会弄错的,或者梁石川老年记错了年月,原来是道光甲申乙酉之交吧?无论如何陈梁二君的话总合不起来,一个说稿本都已散佚,一个又明明藏着亲笔的稿本,而汪允庄乞龚快哉求诸其家的时候似乎也没有拿岀来,因为这里边有篇自序是很重要的,不然总当收到《诗选》里去罢。这中间有什么事情存在,我们现在是不得而知了。

“戊申春余阻风燕子矶,见壁上题云,一夜山风歇,僧扫门前花。又云,夜闻椓杙声,知有孤舟泊。喜其高淡,访之乃知是邵明府作,未几以诗见投,长篇不能尽录,记竹枝云,送郎下扬州,留侬江上住,郎梦渡冮来,侬梦渡冮去。若耶湖水似西泠,莲叶波光一片青,郎唱吴歌侬唱越,大家花下并船听。(案莲叶《诗选》作月映,《诗钞》作月色。)又梦中得句云,涧泉分石过,村树接烟生,皆妙。邵名,字无恙,山阴人。”又补遗卷五云：

“师谢世后家计益窘,哲嗣一人援例得少尹,分发无资。诗稿二册,吾师生平著作亲笔自书者,少尹携至诸暨丞署,欲凑办分发,钺官卑禄薄,仅竭力致赆,而是诗遂留以授钺,时在道光丙申丁酉之交。尊藏多年,幸未损伤,自叹年届八旬,风烛在即,无人付托,癸丑夏将此卷托于津门张鹤宾名毓芳,博雅端人,工书法,精铁笔,有嗜古之癖,此诗得所依归,不至湮没。”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付刻时有梅宝璐序云：

“山阴邵梦余先生于诗致力甚深而名未著,时随园为海内龙门,先生以诗质之,论不合,遂秘所作,绝不示人,谓世无知己,不当复议此事。”以上所说大约是出于同一根源,虽然总是事出有因,实在却似乎未必完全如此。《随园诗话》卷八云：

“君之识余也,余子裴之甫在襁褓,君生平交游结纳岂无一二知己,乃残缣断简一再散佚,而掇拾裒辑转成于寒闺嫠妇之手,既请于余,复乞助于余内弟龚君绣山,端侄小米,及闺友席怡珊夫人,并质钗珥以资手民,始成此集,以供海內骚坛题品也。”盖慨乎其言之,但天下事无独有偶,刻《梦余诗钞》亦另有一段因缘,令越缦发文字之传固有数也之叹。梁跋云：

“先生存日尝以诗谒随园,鉴别无当,遂不复示人,故时罕知之。”陈云伯在《诗选》序中亦云：

“余未识先生,先生见余题燕子矶永济寺诗,极口推许,并录入诗话。”又卷六有《怀人感旧诗》二十二首,其四即袁简斋,(《诗钞》共有诗三十首,此为第五,)颇致推崇,如云:“曾烦泮巷寻三径,(《诗钞》三作幽,有注云,余寓白下泮巷西偏。)不到随园已五年。”则亦颇有交谊,固不仅集中诗酒唱酬可为证据也。卷八《读小仓山房诗集书后》有云:“盖棺新论多嫌刻,(注云,近有目以诗妖者。)量斗奇才少角雄。”态度殊为公正,末云:“苏门尚起横流叹,不请删诗竟负公。”注云：

“乞得先生生平所作诗十余册,破十余昼夜,录十四五。”案此在嘉庆戊午之前,当为丁已(一七九七)年。又云：

《镜西阁诗选》陈云伯序云:“梦余先生既殁之二十年为今道光十年。”道光十年庚寅,计二十年前当为庚午,即嘉庆十五年(一八一○)。又传云卒年六十一。査《梦余诗钞》自序云:“入此岁来,年六十矣。”时为嘉庆己巳(一八○九),次年为庚午,正与上文所说相合。案推算其生年当在乾隆十五年庚午,即西历一七五○年也。

民国廿五年八月二十日,于北平知堂。

P.S.

绍兴龙尾山邵颿（无恙）在方志中的记载——

http://www.shaohome.org/viewthread.php?tid=12942&highlight=%EFc邵颿，字无恙，号梦余，浙江山阴（龙尾山）人。乾隆庚寅1770举人，历官金匮知县。有《梦余诗钞》、《历代名媛杂咏》（1792年撰）、《仕女图百媚诗》等诸多著作传世。
注：康熙六年（1667），江南省撤销，划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无锡县属江苏省常州府。雍正四年（1726）无锡分为无锡、金匮两县，同属常州府。两县以大运河为界（古代大运河所在即今中山路），河西包括农村属于无锡县，河东包括农村属金匮县。金匮县系大娄巷和大河上之间原有金匮山，因此而得名。这是清代对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因人口密集而采取的行政举措。清朝灭亡后，两县又合而为无锡县。
以下转方志中记载的邵颿在靖江任职县令的记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03e00f30102vhpx.html）

                      “做官则无文化，有文化则做不成官——读《江浦埤乘》有感（二）
明清之际，科举高度发达，使得一般耕读之家的寒士有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一个社会，承平日久，其人才就会慢慢蓄积起来；钟灵毓秀之风水宝地，更是人才济济。
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隋唐之际施行的科举制度实在有其存在的理由。
不知从哪一年肇始，人才忽然就没有了出路。凡做官，必是蝇营狗苟之辈，凡真正读书人，必是沉沦于民间，以至于形成了“做官则无文化，有文化则做不成官”的局面。
我读县志，却看见中国古代史上，此种恶劣现象并非自古亦然。
乾隆五十一年，即公元1786年，从浙江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市）来了一个“举人”，名叫邵帆，字无恙，来江浦县担任县长。
按今天的“惯例”来说，做官到这个份上，基本都是“党校”毕业，其文凭差不多都类似于“造假”，其文化水平更是让大方之家齿寒，其人格、品质也基本上属于可怀疑之列。
但此人“不”。
许多人不太相信“旧社会”的人的诚实态度。因为今天有关“温、良、恭、俭、让”，有关“仁、义、礼、智、信”等等都成为“笑谈”。我请我的读者注意这个事实！
现在来说此人的事迹。
据《江浦埤乘》（1891年刻印）记载，这位邵县长（帆），真的比今天某县县长某某、副县长某某、某某、某某某……有霄壤之别！
“埤乘”这样评价邵帆县长——尚质崇礼，政简刑清。
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人朴实，讲求进退、忍让之礼；管理县里诸种事务，从不扰民，不胡言乱语，不到县里唯一的高级中学自以为是，故意做出痛心疾首的样子，也不冒充“文化人”，四处题字，给真文化人的书籍前面胡乱加“序言”，以及不到处指手画脚……
这叫“政简”。
“刑清”的意思，你懂吗？——就是不随便就拿出“狐假虎威”的、拿“党”给予的调动警察、暗探、网警、居委会大妈等等的力量，脑子一发热就说“某某某住在哪里，老子现在就去抓人！”，也不是没有半点“人心”和“人性”地就置人于“看守所”，更不会“六亲不认、只认金钱”地胡乱抓人；更不会“深文周纳”地置人于死地！
（“深文周纳”的意思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法律的漏洞，把跟自己过不去的人，送入牢房）
呵呵……
而“旧社会”（真是“旧社会”——满人的清朝啊）的这位“县长”，不但“尚质崇礼，政简刑清”，而且在工作之余，从不到什么“会所”啊“歌厅”啊“天上人间”啊——“泡妞”或者“通奸”。你不知道，他只有一个爱好，这就是“栽花赋诗，与诸文士谈宴”，以至于当时江浦的真文化人，在喝茶论文之间，共推其人之文章为“文章宗匠”。
这位邵县长又是种花的能手（并非“采花大盗”）。据“埤乘”载，他老人家养了“红”“白”等四种梅花，种种都透露出主人的生活趣味和为人态度。
他的朋友中，有一位上元县（今江宁区）名叫吴思忠的老先生，能画能诗，决意为其画了几幅“梅花图”，并题诗于上：
“衙斋高枕凤皇山，流水声中公事闲。剩有俸钱三百个，栽梅清韵杳难攀。”（见吴思忠《清溪草堂诗集》）
呵呵，我翻译一下此诗的大意，如下：
我的朋友邵县长的办公室啊，高高地坐落在凤凰山（即今江浦之“凤凰瀑布”下，文庙附近）上，在高山流水之中享受着“政简刑清”的悠闲。虽然因为不像后代“县长”们如狼似虎地搜刮民脂民膏而富有，只剩下实实在在的工资“三百个”铜钱，但邵县长没事的时候就种种梅花又何尝不好？
——此诗的最后半句的意思是：
这里面因为赏花、因为不贪、因为不扰民、因为没事就看看书读读报……的趣味啊，真人无人能够体会！
呵呵，谨以此文献给天下所有身陷囹圄的贪官，以及将身陷囹圄的官们。
                                                                       读书一生  2015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