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裴子家里有一个私人图书馆，他可谓爱书如命。还在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因CC派暗中作梗，国民政府克扣了经费，以致浙大教职员工的生活难以为继。那年过年，有朋友送来100银元应急，邵裴子却花80元买了套善本《诗经》。可就是这爱书如命的邵裴子将自己的藏书于1963年全部捐献给了浙江师范学院（今浙江师范大学），共计1782册，其中线装古籍1332册，英文图籍196册，中文图书254册。邵裴子收藏的文物中，以古玺印及近现代篆刻家作品为主。这批印章曾由韩登安精拓成三本《观妙室藏印》。原印玺由后人全部捐赠给了浙江博物馆。他留下遗嘱，将其收藏的全部文物捐献国家。
邵裴子像
1968年8月1日，邵裴子在杭州病逝，享年84岁。
邵裴子（公元1884—1968年）原名闻泰，又名长光，字裴子，以字行，浙江杭州人。对历代书法多有研究，注重广取博收，精于楷、行书，深得李北海神理，书风沉雄清灵。能治印，工诗文，精鉴赏。邵裴子出生于书香门第，只是邵家早已开始败落。他幼年丧父，依靠母亲刺绣度日。邵裴子的启蒙教育接受自他的母亲。16岁那年，邵裴子在杭县和杭州府连考五场，获秀才功名，称为禀膳生员，可从公家按月领到一份补贴。这大大减轻了母亲的负担。邵裴子凭这份微薄的生活费继续用功，于19岁考中举人。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在考场上大显身手时，清政府宣布取消了科考制度。与那个时代的许多读书人相似，刚听到这消息时他有点意外，继而感到迷惘。邵裴子并没有如许多老派读书人似的号啕大哭，他的表现还算平静，后来终于醒悟了。
西谚说上帝在关上一扇门时，会打开另一扇窗。对邵裴子而言，他的另一扇窗即是新式教育。非常幸运的是，1904年邵裴子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经济特课班学习英文，与李叔同、谢无量等成为同学。1896年10月，盛宣怀向清朝政府正式上奏《条陈自强大计折》，附奏《请设学堂片》，禀明两江总督刘坤一，拟在上海捐地开办学堂，经费由轮电两局捐输。12月得到光绪皇帝准允。因学堂地处南洋（当时称江、浙、闽、广等地为南洋），参考西方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故定名为南洋公学。后几经更名，最终确定为上海交通大学，且为全国各所交通大学的总校。当时交通大学的教师大部分是留美博士，水平很高。而交通大学对学生的管理也很严格，因此毕业生大都较为优秀。更难能可贵的是，时任南洋公学的总理即为后世所熟知的蔡元培。蔡元培一贯视教育为救国的基本途径，推崇思想与学术自由，是教育独立的积极倡导和支持者。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05年，邵裴子又以学业优秀获官费资助，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管理，获学士学位。1909年邵裴子学成回国，相继担任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英文教习、经济学教员、教务长和校长。
此后，邵裴子接受蔡元培委派，1913年去北京，先后担任了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经济科主任，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财政部监务等教职。北伐战争前夕，邵裴子从北京回到杭州，筹建几度易名并一度停办的浙江大学。1928年7月，浙江大学又冠以“国立”二字，下设工、农、文理三个学院，邵裴子被任命为首任文理学院院长。邵裴子亲自筹划院址、添置图书设备、延聘教师……在学科建设方面，他亦十分注重质量，如史学与政治学系、中国语文学系等曾停办或改学系为学门，主要是师资质量问题。他曾说：“文科各部门，特别是中国语文学方面，可以胜任教授者极少，与其降格以求，不如宁缺毋滥”。
邵裴子作品
1928年11月，由于校长蒋梦麟去南京改任教育部长，邵裴子即以文理学院院长兼任国立浙江大学副校长，主持校务。1930年7月邵裴子被正式任命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邵裴子的办学主张是“学者办学，舆论公开”，他的办学思想是“宽大的范围内，予学生以思想及行为之自由，但使仍受校规、道德与健康条件之严格约束，以养成其独立而有规律之生活习惯，为将来担当完全的国民责任之准备”。可以体悟到，这些理念直接受到了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影响。
邵裴子在执掌浙江大学期间，注重教学质量，强调大学教育之目的，是以培养通才为主。当时浙江大学文理学院的学制为4年，4年内学生必须读完120学分。一二年级着重基础课，三四年级着重专业课，其中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这些先进教学理念与方法，一直沿用至今。邵裴子把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求是”精神作为办学指针。如当时从美国归来的英文副教授佘坤珊，对一年级学生不仅要求通读当代英文原著，而且要学写英文诗歌、散文，大一学生自然很难接受。本着实事求是精神，邵裴子与佘坤珊商量，将大一英文分为Ａ、Ｂ、Ｃ三班，其中Ｃ班内容较浅，进度也慢，这样颇受学生欢迎。
邵裴子还主张培养一批“士流”，认为“士”有其崇高的品格，如古人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士可杀，不可辱”。因此他认为学生中如有行为不端的也不用记过和开除，情节较严重者予以训戒，屡教不改者令其退学。在邵裴子任文理学院院长和浙江大学校长期间培养了不少人才，如王漠显、盛耕雨、孙泽瀛、王承绪、徐瑞云、江希明、黄肇兴、朱壬葆等。这些学生中的佼佼者，后来绝大多数成为浙江大学各学科的骨干教师，并在竺可桢担任校长后的艰苦环境中顽强崛起。
1934年，邵裴子离开了浙江大学，离开了他创办的浙江大学文理学院。
新版《浙江大学校史》如是评价：“邵裴子的办学方针显然与蒋介石实施法西斯独裁的宗旨是不合的，处在这样的时代，当然难展其抱负，只得辞职。但邵先生是当时浙大师生怀念的一位好校长。”
离开浙大后的日子是孤寂的，可孤寂往往是艺术创作的催生剂。邵裴子重新拿起了毛笔和铁笔。邵裴子从小练习书法，儿时的理想并不是想当书法家。在那个时代，是读书人都会写毛笔字，书法只是衡量一位文化人综合素养的标准之一。邵裴子习书从描红临写王羲之的《兰亭序》着手，也临摹过陆柬之书写的陆机《文赋》，后来转习董其昌的行草书。当他将一手毛笔字写得滚瓜烂熟时，突然发现姿媚有余而内力不足。当年书坛尚碑之风炽烈，可邵裴子丝毫不受时风影响。他从李北海的《麓山寺碑》中汲取神理，下笔自然沉雄清灵。每逢至友和学生请求墨宝，邵裴子即欣然挥毫，润笔多寡并不在意。
还在任职浙江高等学堂期间，邵裴子襄助陈汉弟选辑了《伏卢印谱》。邵裴子原本喜欢金石字画，在襄助陈汉弟编辑拓印《伏庐印存》的过程中，他直接学习到了篆刻技艺，这也成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门类之一，并促使他加入了西泠印社。
卖字卖印的收入并不能保障全家的生活。在朋友帮助下，邵裴子赋闲期间，在杭州为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些著译工作，先后编著了《林和靖先生诗集》、《唐人绝句选》等，又翻译出版了培根的《学问之增进》。
不惬意的日子很快翻篇，社会还记得邵裴子为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邵裴子出席了浙江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1953年邵裴子加入民革。邵裴子在民革大放异彩。1954年起邵裴子担任民革浙江省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副主任委员。尽管年高体弱，兼职较多，但他仍十分关心民革工作。当时民革的工作重点一是推动和帮助民革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二是团结和调动旧军人和旧政府人员的积极因素，参加国家建设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邵裴子亲自动员一批老知识分子参加民革。
邵裴子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也是浙江省文物文保事业的创始人和开拓者。
杭州有“三大地保”——马一浮、张宗祥、邵裴子。传说民国期间，历届浙江省主席到了杭州，都要登门拜访这三位先生。他们定居在杭州，是中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尊重这几位老先生，请国学大师马一浮出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请张宗祥出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而后又担任西泠印社社长。曾经是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的邵裴子于1950年7月受命组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并出任首任主任。
杭州环城西路20号平英阁是一座筑造于抗战前的民国别墅，主人蔡竞平，爱国实业家，杭州闸口电厂总工程师。解放后，省政府把平英阁作了浙江文管会的办公场所。邵裴子每周两次从家里出发，坐着黄包车来到文管会，不是主持业务会议就是自己作研究。浙江文管会在主任邵裴子主持下，先后成立调查组和研究组。调查组负责地下文物的调查发掘，组长是沙孟海。研究组负责地面文物的保护维修，组长是朱家济。陈训慈则负责购置图书，抢救古籍和史料。另设有保管组，组长是张任政。1953年，解放后浙江的首次考古在老和山（现浙大玉泉校区）进行，出土了很多新石器晚期的文物。今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剩山图》也于1956年由浙江文管会费了许多周折收购进来。
1953年起，浙江文管会开始源源不断地补充新鲜血液。每批年轻人入职后，邵裴子每周四下午亲自上一堂课，主讲龙泉青瓷的知识。年轻人眼里的邵裴子平易和蔼，亦极有个性。邵裴子做浙大校长时说过：“大学不同于工厂，人才的优异可以定期产出。一个学校办得划不划算，要过若干年才能看出来。”浙江文管会办得划不划算，邵裴子心里自有布局谋篇。年轻人被分批送到北京参加考古训练班，由郭沫若、夏鼐等亲自授课。从这里走出来的牟永抗、王士伦、周中夏、朱伯谦、汪济英等，均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大名鼎鼎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考古等都由他们作田野考古和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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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1 11: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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