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八百年》作者序及目录

绍兴邵永庆

《燕国八百年》绪论

彭华

【彭华，字印川，四川丹棱人。彭华，字印川，四川丹棱人。华东师范大学士、硕士、博士，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理事，成都贺麟基金会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儒学、巴蜀研究，业余写作人物传记。发表论文160余篇、散文30余篇；出版著作12部（其中3部又有台湾繁体字版）；参编著作5部；主编著作3部。著有《燕国八百年》（2018年），《燕国史稿》（2005年、2013年），《阴阳五行研究（先秦篇）》（2004年、2011年），《中.国文.化探秘•先秦篇》（2010年、2020年），《民国巴蜀学术研究》（2021年），《印川集：蜀学散论》（2020年），《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界》（2008年），《马寅初全传》（2008年），《马寅初的最后33年》（2005年），《浪子悲客：古龙传》（2001年、2004年），《挥戈鲁阳：金庸传》（2001年、2003年），《革命星花——杨靖中及其时代》（2015年）等。编有《王国维儒学论集》（2010年）。参编《古代文明起源》（2007年），《国史纲要》（2004年），《儒学文献通论》（2012年）等。主编《唐学论衡：唐君毅先生的生命与学问》（2005年）、《情与理：蒙培元先生七十寿辰学术研讨集》（2008年）、《优秀传统读本·大学》（2015年）等。新浪博客“彭印川的博客”】

本书先后出现过“燕”、“燕国”与“燕地”三个术语,它们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有所区别的,但有时也会出现混合使用的情况。大致而言,“燕”是(姬姓)“燕国”的简称,“燕国”特指周

朝时期的姬姓燕国(北燕),“燕地”多数时候指代的是“燕国的统治疆域”(周朝)或“燕国曾经统治过的疆域”(秦汉)。总之,它们都是时空术语,即地理空间上的同时又是历史时期的(姬姓)燕国。在空间上,本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以周代燕国的最大疆域(“燕地”)为界。

古人曾经使用过“燕地”一词来指代历史时期的燕国疆域，并有过较为严格的限定。如《汉书·地理志下》说:“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汉书·地理志》是按照汉代的行政区划来界说“燕地”的,并且所依据的是文献典籍的记载,但也大体可信。那么,燕国的最大疆域(“燕地”)究竞如何呢？

燕国疆域的东部,肯定已经抵达辽西地区。《史记·匈奴列传》说:“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赤城县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老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所载,业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地处大凌河畔的辽宁喀左县,曾经发现过西周初年燕国祭祀山川时埋臧的青铜礼器(窖臧),所出铜器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仅两地铜器铭文中的“優侯”字体完全一致,而且“兵侯亚吴”也见于传出北京卢沟桥的亚盉,伯矩所作之器(如伯矩鬲、伯矩盘等)也曾在琉璃河发现。更为难得的是,琉璃河253号墓发现的方鼎、甌、卣等器,铭文内容与小波汰沟所出圉簋相同,它们是燕国曾经经略东北大凌河流域的证据。硏究者认为,“这些情况说明,周初燕国的势力范围,确已到达辽西地区”●,“综观这些发现,很可能周,更准确一点说是燕,曾对辽宁省西南角大凌河沿岸地区进行过拓殖”。

根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372—451)注引《魏略》记载,燕将秦开击退东胡以后,又进攻箕氏朝鲜,将燕国的势力推进到满番汗(今鸭绿江下游一带)。所以,燕国疆域东部的南端可以界定在今鸭绿江流域。考古学资料显示,燕国疆域东部的南端偏北,应当已经远而及于吉林省东南部的图们江领域。“虎谷、五洞等遗址战国时期燕系统铁器的成批发现,以及吉林学古东山、梨树二龙湖等地燕国铁器的较多岀土,暗示出战国晚期后半燕国的势力范围或其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今日辽宁东部,而及至吉林东南部的图们江流域。”●

至于燕国疆域东部的北端,则包括长城以北的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吉林的西部地区。在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南湾子公社三一大队善宝营子屯东半里,发现了战国时燕国建立的沙巴营子古城。●在敖汉旗西北约30公里老哈河南岸的四道湾子发现了燕国的“狗泽都”遗址⊕,“狗泽都”三字是用典型的燕国长条形玺印成的。在吉林省四平地区北部梨树县石岭乡二龙山村北崴子屯,也发现了二龙湖燕国古城址。●考古专家认定,二龙湖古城遗址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北部的边城。●20世纪70年代末期,考古工作者对吉林省集安县高句丽国内城进行了勘测和发掘,除出土燕国“明刀”外,还曾出土过“安阳布”、“平阴布”等赵国货币。研究者认为,战国末期燕国势力已经达到集安县高句丽国内城一带,这是战国晚期辽东郡塞外的一个据点。

燕国的西部疆域,就在今山西省东北部的浑源县一带。此地原属代国,代为赵襄子灭亡后,复属赵国(《史记·赵世家》),但赵国只控制了夏屋山(在今山西东北)以南的地区,而夏屋山以北地区后却落入燕国。

燕国的南部疆域,在今河北唐县、顺平县(原完县)一带。此地原属中山,燕国南下进攻中山时,将之纳入自己的版图。即《战国纵横家书》所说的“过燕阳、曲逆”,注释说:“阳、曲逆,并燕国地名。阳在今河北省唐县东北,曲逆在今河北省完县东南。”●2006年在河北省唐县发掘的南放水遗址,计有夏、西周和东周三个时期的遗存⊕;西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体现了西周文化的强烈影响,或可代表西周燕文化位于大清河及其支流唐河、漕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

加上地处燕国核心地区的北京市、天津市,燕国的最大疆域(“燕地”)如下:即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中北部、辽宁、吉林西部、山西东北角、内蒙古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

当然,本书所涉及的部分内容(如某些“古族”与“古国”)，它们所在的地域实际上已经部分溢出了“燕地”这一范围,与燕国只是毗邻关系,但笔者也把它们列入了本课题的研究范围。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在先秦时期,各国没有明确而严格的“国界”( boundaries)概念;加之它们与燕国又有着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燕地”向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旧石器时代的金牛山人、北京人、新洞人、山顶洞人等,就活动在“燕地”;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雪山文化、磁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及东胡林人等,也出现在“燕地”。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址,更是层出不穷,蔚为大观。●无可否认的是,上述种种“考古学文化”的先民,他们不但“生息”在此,而且“繁衍”在此,部分居民后来即融入“燕民”的范畴(尤其是以北京人、山顶洞人、东胡林人为代表的燕地先民最具有说服力)。

在时限上,本书所涵盖的主体内容堪称“上穷碧落下黄泉”，即往上溯源于商末周初,往下跟踪至战国末季;但主体部分的时限仍然落脚在周朝(西周和东周)。有时为了论述的方便和研究的深入,则又往上追溯到夏朝和商朝早中期,往下追踪至秦末汉初。

燕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弱小的诸侯国,“[外]迫蛮貊,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但因文献材料的缺乏(关于其早期历史,记载更是阙如),致使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燕召公世家》时空余慨叹。研究燕国历史在材料上(传世文献)的独有困难●,尤以其早期历史(西周至春秋)为甚。主要记载燕国史事的“燕之《春秋》”(《墨子明鬼下》)，可惜早已亡佚;《竹书纪年》原书已于宋代散失;《国语》没有专门的《燕语》,而其他诸“国语”中附带提及燕国者,又少得可怜;《左传》记载燕国的材料,也不过屈指可数的几条。(西周、春秋典籍关于燕国史事的记载如此之少,当与对外交通要道被切断、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有关。)而《史记·燕召公世家》则以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语带过燕国的原初历史,接下来罗列的数条,也不过是“某某卒”、“某某立”一类“断烂朝报”式的“流水账”,并且还有把姞姓南燕误作姬姓北燕的地方。

进入战国以后,记载燕国历史的材料逐渐增多,但随即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一材料真伪难辨。《战国策》记载的本是策士们的纵横捭阖之语,所序历史编年本就杂乱无章;而司马迁假以入《燕召公世家》,愈发滋生舛误,而其舛误之最大者,恐莫过于苏秦之事。研究者多利用《竹书纪年》来校正《史记》的六国纪年,可惜的是,《竹书纪年》后来虽多有辑佚,但难以复其原貌。幸运的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战国纵横家书》以及《春秋事语》,学者们借助于《战国纵橫家书》这一“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研究燕国历史,使得燕国的战国史明晰了许多。⊕后世所传《燕丹子》三卷,虽然作者不明、年代尚难考定,但记事多与《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载相合●；就文体而论,可将其归入“历史故事”一类。⊕惜乎《燕丹子》仅载战国末期太子丹、荆轲一段史事,信息量实在有限。先秦诸子之作,关涉燕国者甚寡,有则多为片言只语。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平的《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下册),该书几乎将关涉燕国历史的材料(主要是文字材料)网罗殆尽,给研究者在材料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堪称一次材料的大总结。

至于关于燕国的实物材料,则在20世纪发生了令人欣慰的变化。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古物保管委员会就对燕下都进行了实地考察;随后,于1930年3月组建“燕下都考古团”(以马衡为团长),于4月27日开始进行发掘。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燕下都的发掘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96年,文物出版社推出了堪称集燕下都考古资料之大成的报告一—《燕下都》(上下册),算是一次大总结。石永士和石磊合作撰写的《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一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专攻燕下都出土的东周货币资料,其第一章专门论述“燕国货币”第七章集中论述“铸币范”(尖首刀范、優字刀范),第八章综合论述“燕下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东周货币和铸币范”。该书既是对出土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也有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与燕下都相对应的(也许是更为核心的)考古发掘工作,则在北京市西南琉璃河一带进行着,其最终成果汇集为《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尤其是琉璃河有铭铜器的出土,更是大大改变了关于燕国早期历史直阙如的状况。琉璃河、燕下都考古发掘资料的汇总,是燕国出土材料的两个大宗。除此以外,诸如辽宁喀左、北京昌平、河北承德等地考古发掘简报的问世,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燕国材料”的内涵。

司马迁曾经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道:“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史记·燕召公世家》)燕国从公元前11世纪中叶开国到公元前222年灭亡,前后绵延800余年,历史可谓长久。

对燕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可以上溯至20世纪20年代。1890年，直隶涞水县(今属河北保定市)张家洼出土了“北伯”鼎和卣⊕,王国维(1877-1927)随即于1919年秋作《北伯鼎跋》，认为北即邶,而“邶即燕”⊕。王国维此文可以作为燕国史研究的滥觞,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笔者写作此书,算是踵武前贤。

本书立意于(同时又是立足于)王国维当年率先倡导并且身体力行的“二重证据法”⊕,即既充分采用传世文献,也合理运用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同时,适当援引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材料,合理参照国外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如此而为,约略近于陈寅恪(1890-1969)《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所说“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总之,本书力求多管齐下,以期完整呈现两三千年前燕国历史文化的风貌与全貌。

目录

第一章 燕地的自然环境
一、地形和气候
二、岩石和泥土
三、动物和植物
四、矿产资源
第二章 燕地的考古学文化
一、旧石器时代
二、新石器时代
三、夏朝时期
四、商朝时期
五、周朝时期（封燕之前）
第三章 开国时期（西周—春秋）
一、召公其人
二、周人封燕
三、“春秋事语”
四、所谓“南燕”
第四章 发展时期（战国）
一、对外关系
二、迁都于易
三、禅让事件
四、伐燕行动
第五章 强盛时期（战国）
一、破燕之后，昭王即位
二、励精图治，礼贤下士
三、苏秦入齐，为燕反间
四、乐毅伐齐，势如破竹
五、破胡置郡，修筑长城
第六章 衰落时期（战国）
一、田齐反攻
二、燕赵战争
三、荆轲刺秦
四、国破家亡
第七章 经济制度
第八章 政治制度
第九章 古族与古国
第十章 思想文化
第十一章 社会生活
第十二章 燕国人物
附录
一、 燕国世系表
二、 燕国大事年表
三、 甲骨文、金文著录书目及其简称
四、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书评》之一：

《二重证据法与燕国史的纵横书写》（《衡水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作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邵莘越

……对于长时段的事件发展和人物关系,彭华教授进行了“线”上的逻辑串联。书中的第三章到第六章,以时间的流动为顺序,为我们详细展开燕国八百余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附录列有《燕国世系表》和《燕国大事年表》,是作者广泛参考、辨别诸多传世文献、青铜铭文和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所制成,为读者展现了燕国世系更迭、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为后人的相关课题研究提供了经过严肃考证的、准确性极强的材料;并且,一举弥补了先秦历史硏究领域中,自《史记·燕召公世家》起遗留下来的关于燕国史实记载之简陋粗糙、错乱难辨的遗憾。彭华教授于此所费心血之巨、所下功夫之深、所考材料之详、所下结论之确凿,令人感佩不已。……

《书评》之二：

作者：谢天开（来自豆瓣）

彭华教授的新书《燕国八百年》，属于先秦时期的国别史，虽为学术专著，却是可以黄金台上诗酒剑，一口气读完的。

　　此书分为上下两编，历时性与共时性纵横勾连，分别介绍燕地的自然地理、考古学文化，包括燕国历史、经济政治制度、古族与古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史载人物。体例完备，叙述详尽，可谓一书在手，登高回望，将“燕、燕国与燕地”的历史文化波澜尽收眼底。

　　此书的学术路径，可谓起点高正，脉络清晰：“本书立意于（同时又是立足于）王国维当年率先倡导并且身体力行的‘二重证据法’，即既充分采用传世文献，也合理运用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同时，适当援引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材料，合理参照国外的相关理论和方法。”

　　著者“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除细读了基本原始文献与相关研究著作外，还尽阅了相关论文八百余篇，以求抵达那种“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治学境界。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的学术观，《燕国八百年》的特色之一，即秉持这一学术观。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可谓是对静安先生学术理念的最佳诠释。“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此广博宏大亦为中国学人于世界现代学术格局中的感性、悟性与理性兼具的光芒所在。

　　何谓燕国之“燕”？探讨此问题时，著者之论发端于陈梦家的推测，肯定了其论在一定程度上站得住脚后，又补充了“三证”，让人读起来甚为首肯。

　　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陈平先生所著《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一书，已为经典，被学界赞为“富于启发性的新观点”。而在《燕国八百年》里，则屡屡以此著为学术之鹄的，或是将已有成果引而申之，或是指出其不足之处，而另立新论。学术贵在存疑、诘难、释疑，创新往往于柳暗花明处。

　　《燕国八百年》的另一个特色，便是文史哲贯通。

　　“燕国地处华北平原，西依太行山，北靠燕山，东临渤海，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黄河、海河、辽河、滦河等交织其间。”书中在展开论述燕国历史之前，先行描述了燕地的地形、气候、岩石、泥土、动物与植物及矿产资源。何以如此？因为著者奉信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助成民族精神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欲论历史时间，先述地理空间，从而让燕的开国、发展、强盛与衰落，犹如江河纵横，大势恣肆，细节分明，溯流索源，有案可稽。

　　《燕国八百年》的再一个特色，就是学术视野开阔，中西方理论融会。

　　“民族学上的‘自称’和‘他称”一说，在解释该问题时，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理论。”著者正是依据这一理论方法指出：“在出土的周代金文里，燕国之‘燕’均自名作‘匽’或‘郾’（自称），而后世文献（他国文献）则通作‘燕’（他称）……由此可见，‘燕国’本来应当自称‘匽国’或‘郾国’，大概到了秦汉之际才改称‘燕国’（他称）。”

　　《诗经·商颂》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在论及古族古国时，箕子建国于朝鲜半岛一节尤其涨知识。除大国齐和赵以外，燕国与箕国、山戎、孤竹、令支等，亦为地缘政治的人与境的历史文化情境与语境。

　　在探讨燕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时，著者在借用了西方人类学的“大传统”（精英文化）与“小传统”（通俗文化）的同时，又运用了中国学者苏秉琦的“区域文化”理论，得出结论：“在燕地，既有姬姓周人的文化，也有子姓殷人的文化，还有其他各‘古族’与‘古国’的文化。当然，在这三系文化之中，商文化与周文化是其大宗，这已为考古报告和分析研究所证实。”

　　燕地民风人性“性缓尚儒，仗义任侠”；“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种族、环境、时代，集体无意识心理遗传，族群的认同，山海之间的血濡淬火成就了燕人。

　　《燕国八百年》，著者虽自谦为“小书”，却大有气象，开阖有度，材料翔实，考据得当，旁征博引，论证充分，时出新论。这正是著者理论蕴涵深厚而前沿，读书广博亦精专，思维活跃、逻辑性强、表述流畅的缘故。质言之，此书删繁就简，推陈出新，三秋树与二月花，移步换景，于学术的山阴道上风景迤逦。

　　“苏秦入齐”“乐毅伐齐”“田齐反攻”“荆轲刺秦”“燕昭王”“黄金台”……《燕国八百年》里事件与人物的论述，其中的苦难与辉煌，白日贯虹易水寒，快意恩仇诗酒剑，居然如同小说情节一般惊心动魄，却又结论严谨。这得益于著者不仅醉心学术，亦擅于文学，业余喜写人物传记。

初唐诗人骆宾王有 《咏荆轲》诗：“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燕国八百年》，高山巍立，河海冲积，兴勃亡忽，沧桑之间，道不尽的慷慨，何其壮哉！何其悲哉！

《书评》之三：

青岛日报/青岛观/青报网记者 薛 原

作者利用文献和考古资料，向上溯及燕地史前史，往下追踪至秦末汉初。“纵向”详尽论述了燕国从开国到灭亡的历史，“横向”细致梳理了燕国经济、政治、古族与古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与史载人物，最大程度再现燕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燕国更多是传说中的历史，在古代中国，燕国是姬姓周朝分封在北部边陲的一个弱小的诸侯国，存世八百余年，最后灭于秦。燕国现存史料稀缺，地处边陲，地理环境复杂，古国与古族汇聚互动，其历史文化研究是复杂的学术工程。四川大学彭华教授的《燕国八百年》一书即是在传世文献基础上，利用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试图复原两三千年前的燕国历史文化风貌。

彭华说，这本书所利用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向上溯及燕地史前史，往下追踪至秦末汉初。“纵向”详尽论述了燕国从开国到灭亡的历史，“横向”细致梳理了燕国经济、政治、古族与古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与史载人物，在现有可资利用的成果基础上，最大程度再现了燕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可以用如下一段话来介绍《燕国八百年》：该书运用“二重证据法”，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考古资料，纵横开阖地论述了燕国八百余年（公元前11世纪中叶－公元前222年）的历史文化，全方位地揭示了“燕国历史文化”的种种内涵。纵向而言，举凡燕地的“考古学文化”（西周封燕之前）以及燕国本身的历史（开国、发展、强盛、衰落及灭亡），都巨细无遗尽入彀中；横向而言，举凡燕国的经济、政治、古族与古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史载人物，都有细致入微的叙述与讨论，令两三千年前的燕国跃然纸上。

所谓“纵向”角度的燕国史研究，指对燕国八百余年（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至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历史存在进行论述，包括“开国时期”（西周至春秋）、发展时期（战国）、强盛时期（战国）及衰落时期（战国）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所谓“横向”角度的燕国史研究，指对燕地的经济、政治、民族、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特征表现及变化过程的研究；两种视角紧密结合，共同构筑起燕国“整体史”的研究格局。

纵向研究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召公的姓氏及分封问题。关于召公姓氏，先贤论点颇多，争议纷呈。彭华结合传世文献、金文资料及音韵学知识考辨之后，认为召公姬姓“确凿无疑”，“但恐非文王嫡子，与伯邑考、武王、周公等嫡系兄弟有别，当属‘庶出’，即文献中所说的‘支庶’‘支族’‘庶子’”。关于燕国的始封君、分封时间及燕国所在之地，彭华说召公确为始封君，燕国受封时间在成王初年而不是武王克商之年；周初燕都乃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的董家林古城。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燕国世系问题。因史料缺失，燕国世系一直难以明晰，春秋之前尤甚。但作者不厌其烦，不仅对燕国世系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考证，还制成《燕国世系表》附录于正文之后……

横向研究方面，作者详细论证了燕国的经济制度（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城市、人口）、政治制度（官僚机构、封建制度、封君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古族与古国、思想文化（语言文字、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思想）、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祭祀、民风民俗）及燕国人物等六个方面。其中，最值得读者关注的是“古族与古国”部分。

燕地处古代中国边陲，地理环境复杂，自古便是多民族汇聚之地。若想澄清燕国的历史存在，燕地古族与古国便是绕不过的重要问题。通过文献的考辨，彭华清晰而详备地为读者复原出周代古族与古国的历史真相。古国分别是有易氏、孤竹、令支、国与箕国、蓟国、韩国及鲜虞－中山；古族分别是屠何、俞人、秽貊、山戎—北戎—无终戎、代、林胡—东胡—楼烦及其他如黄洛城、容成国、登北国、亚、守、启、受等。不仅如此，作者还对上述古族与古国的历史源流、存在区域、发展演变作了详细考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书稿在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方面作了尽可能详尽的钩沉，但受制于文献资料，书稿在论述燕国八百年发展史以及燕地经济、政治、民族、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偏重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历史存在，西周至春秋中期则颇为简略，应是燕国“整体史”研究中的一个缺环。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亦“无可奈何者也”。

《燕国八百年》是一本新书，但对彭华来说，却是一本打磨多年的“旧书”，用他自己的话说，“催生”这本书的时间，可以上溯至1996年。那一年的金秋九月，他从西南边陲的巴蜀之地，又回到了东方之珠的上海，再次考入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先秦史。当时，他就有意撰写一部燕国史稿，但因硕士学位论文篇幅的限制和时间的仓促，最后只做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即于1999年6月提交答辩的《燕地的古族与古国》。2001年9月，他又第三次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入学后不久，他便“添酒回灯重开宴”，将《燕国史稿》的写作纳入工作日程。到2002年上半年，燕国史稿的篇幅业已增加到20万字。在接下来的日日夜夜里，又对全书进行了全方位的修订与增补。断断续续的修订与增补，大约持续至2005年6月。回过头来再看，彭华说，在写作初版本《燕国史稿》时，由于当时见闻不广、读书不精，故初版本难免疏漏和错误。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初版本《燕国史稿》是自费出版、自办发行；并且为了压缩出版费用，最终忍痛删除了长篇附录《燕文化研究参考论文》（修订本恢复了这份附录，并且增加了嗣后所出新信息），故《燕国史稿》在出版后的流传是颇为有限的。2008年6月，彭华供职于四川大学后，《燕国史稿》的修订又提上了他的工作日程……

彭华读硕士和博士时的导师谢维扬在谈到彭华的《燕国史稿》时说，在近代学术史上，对于燕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若以成果之数量论，或逊于对中原其他一些地区的研究，但在整个中国古史研究中仍然有重要地位，受学者们高度重视。如王国维1919年发表《北伯鼎跋》一文，提出“邶即燕”的著名论点，便可看作是近代燕国史研究之滥觞。王国维之后，一代又一代古史学者，在对整个古代文献研究和对地下资料发掘与整理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对于燕国史研究也有全面和重要的推进。

燕国史研究对于整个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古代燕地历史的探索，它对于说明古代中国整个历史进程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要真正准确和全面地认识古代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就必须深入地了解古代中国各个地区发展上的关系，而尤其在认识中国早期历史的进程时是这样。

近数十年来人们对于古代中国的真实情况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新的认识，其中包括对于中国历史开端期各地在物质和精神文化发展上的状况，有赖于中国新石器考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人们了解到，当时在分布于幅员极其辽阔的地域上的不同区域内实际上存在着远不止一支，而是众多支有着较高甚至很高发展程度的文化与社会单位……

谢维扬说，像彭华所做出的《燕国八百年》这样的研究，尽管只选取了古代一个有关的地区为论述对象，但其研究和论述的整个框架，都使它恰好成为进一步讨论和研究上述问题的有用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对于古代中国历史进程复原与解释的工作越来越为学者们所关注时，确实应该有越来越多如《燕国八百年》这样比较有分量的、深入的先秦时期区域史研究的新成果涌现，从而使学术界在这个重大课题上的思考具有更广阔和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