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双杰《思绥草堂藏稀见名人家谱汇刊》序

绍兴邵永庆

励双杰《思绥草堂藏稀见名人家谱汇刊》序

汇刊珍谱 惠泽百姓

——写在《思绥草堂藏稀见名人家谱汇刊》出版之际

励双杰 (思绥草堂，浙江慈溪315300)

——出自《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2年第4期（总第132期）

2012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思绥草堂藏稀见名人家谱汇刊》（第一辑）（以下简称《汇刊》)，精装三十一册。该辑收录“思绥草堂”所藏稀见名人家谱8种，每一部家谱均撰有提要，详列谱名、版本、册数、修纂、开本、迁徙、历修和家谱名人等。《汇刊》于2011年4月列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计划分辑出版名人家谱200册（卷）。趁此《汇刊》正式出版之际，我觉得有必要说说家谱收藏的历史脉络、史料特点及其在当下的价值体现等。

1作为稀缺资源的家谱已成当今世界性的追捧热点

如果仅从资料角度考虑，后修的家谱内容最丰富，因为后修一般都保存前修的内容，同时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但作为收藏品，从版本的角度来说，一般是年代越早越有价值，如宋版书，按页论价，与明清版本不可同日而语。宋、元版家谱，全球也仅那么几部，不必多说，明版家谱就成了众多家谱收藏者的追求目标。2010年江苏省拍卖总行古籍善本拍卖会上的明成化五年(1469)刻本《休宁富溪程氏族谱》一册，成交价就高达十一万四千元；2011年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明嘉靖二十年(1541)金镶玉装《绩溪周氏族谱》六册，成交价十六万八千元，都说明了明版家谱已是家谱收藏中的高端藏品。清初家谱亦是如此，仅在2010年，一部清乾隆七年(1742)稿本《黄氏家谱》二册，中国书店第五十一期大众收藏书刊资料拍卖会上以二万二千四百元成交；乾隆五十七年(1792)燕喜堂刻本《丰润谷氏五修族谱》六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嘉德四季第二十一期拍卖会上以二万二千四百元成交；乾隆二十三年(1758)卢见曾家刻本《德州卢氏家谱》二册，北京德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季拍卖会古籍专场以六万元的高价成交。家谱收藏，有越来越热之势。

   除了早期家谱，炙手可热的还有稀姓家谱和名人家谱等。

  稀姓，也称罕见姓，指的是人数较少的姓氏。2003年中央电视台十五集系列片《百家姓》中称作“小姓”，此片中专家对小姓的定义是，人数排名中国姓氏三百位之后的姓氏，可统理解为“小姓”姓氏。明朝杨慎著《稀姓录》、清孙星衍撰《两汉稀姓录》，都说明了历代学者对稀姓的关注和重视。

姓稀见，存世的家谱更稀见。四五千个姓氏中，有家谱流传的，据2009年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著录，仅六百零八个姓氏，极大部分稀见姓氏，并没有修纂家谱或修纂后已经失传。所以在家谱界，稀姓家谱可说是人见人爱。王鹤鸣先生在《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中就写道：“上图家谱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姓氏众多，上图家谱共分三百二十八个姓氏，其中冷僻姓氏有八十余种，如吾、承、寻、生、印、后、危、谌、平、宦、阳、阙、堵、璩、青、斜、贵、揭等。相较其它馆藏，上图家谱的姓氏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中后、青、斜、贵等姓极为少见。”《浙江家谱总目提要》（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抢救八十余种稀有姓氏家谱”为题，说：“通过把收人《浙江家谱总目提要》中‘提要’部分二百九十九个姓氏与收入《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美国哈佛大学等收藏的浙江家谱姓氏进行核对，发现支、山、左、杭、危、揭、富等八十余种姓氏是外省和海外缺藏或稀少的，非常珍贵。”

公藏单位尚且以稀姓为贵，个人收藏自不待言。稀姓家谱，往往具有“唯一性”，也就是说，当你收藏到一部姓氏很稀见的家谱后，很难再发现一部相同的姓氏的家谱。这一特点使得稀姓家谱的价值大大超过常见姓氏家谱。

早期家谱、稀姓家谱具有非常直接的特性，一见便知，而名人家谱却并非如此。如果在家谱纂修时名人尚未出名，很难知道这部家谱到底是不是名人家谱。比如，有很多报导，说湖南某地发现了几部曾姓的家谱，可能是曾国藩的家谱，因为上面有他或他的兄弟写的序言。其实曾国藩、曾国荃等为很多曾氏家谱写过序言，而他们本族的家谱只有一种，就是《大界曾氏族谱》。记者是外行，但也说明名人家谱不易分辨。正因为如此，用收藏界流行的语言来说，名人家谱是最可“捡漏”的藏品。思绥草堂收藏的名人家谱除了《韶山毛氏族谱》等名谱外，大部分都是以普通家谱的身份收藏到的。

当然，家谱收藏还有其他的系列，但总归不如以上几种热门。

2家谱收藏的历史追溯

作为最民间的家族文献，家谱在当下民间的现状却颇令人担忧，有不少已是破烂不堪，虫蛀霉烂，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如果有心人将之集中加以收藏，在需要时重新发挥功能，应该算得功德无量。现藏家谱原件最多的上海图书馆，最初的收裁，大部分是从回收站、化纸炉中抢救出来的。现在，上图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华人的寻根中心。如果当初没有上图这种抢救式的保护，留给今人的遗憾将无法弥补。私人收藏是公藏的补充，已是一种共识。

然而，在过去，除了家族自己保管以外，家谱并非是传统的收藏项目。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家族对家谱的严格管理。清咸丰五年(1855)浙江鄞县《显爵应氏宗谱·凡例》中说：“凡族内有毁易宗谱与私窃出鬻者，不孝莫大焉，日后得其主名俱系出族之条，其子孙亦概不入谱。”光绪七年(1881)的江西崇仁《浯滢元氏七修族谱》也有类似的规定：“谨收藏。兹谱之成不惟费资积日累月，搜罗博采，几敝精神，子孙收管不可弁髦视之，每逢冬至，齐谱归祠以征谨收，之间如迟一日不到，罚银三钱；三日不到，罚银一两，谱到免杖；若临期不到，罚银十两，拘谱削派出族，以着踈慢之罪，或有遭火、盗失去者，通祠禀告族众可也。”削派、出族、不入谱，在封建社会中，是很严厉的惩罚。一个人如果被开除出族，那将生不能入祠入谱，死不能埋葬在祖茔，犹如孤魂野鬼，无所依托，对一个人精神上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在这样严格的保管责任制约下，只要这个家族没有出现意外，社会结构没有较大的改变，他们的家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不大可能散失的。至今有些家族还保存着从创修到最近的历次递修本，多者能达到五、六次甚至更多，时间跨度在三四百年之间，说明了这样的管理制度相当成功。

其次，旧家谱虽然属于古籍的范畴，但历代史家包括藏家对家谱并不看重。清乾隆皇帝在修《四库全书》时曾有过“民间无用之族谱”、“毋庸采取”的言论，把家谱摒弃于《四库全书》之外。家谱自有其本身的局限，清代学者钱大昕以“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附会，纷纭踡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讥之，也代表了部分学者的观点。这是另一个原因。

家谱在古代虽然没有正式纳人藏书家的收藏范围，没有出现以家谱为特色的收裁家，但也并非没有藏家涉及。初清的黄虞稷，他的《千顷堂书目·谐系》就著录了一百三十五种家谱文献，其中家谱就有七十部。其它一些私家藏书书目如钱曾《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也是园书目》、徐学乾《传是楼书目》、王远闻《孝慈堂书目》、姚际恒《好古堂书目》、金檀《文瑞堂书目》、汪宪《振绮堂书目》、叶德辉《观古堂书目》等，也都专门设有“谱牒”、“谱系”等类目，记载了各自收藏的数量不等的家谱。上海图书馆藏康熙四十二年(1703)刻本《黄氏续录》、清潘志万手抄本《秀水朱氏家乘》、清钦其宝辑稿本《钦氏遗谐》中就有周星诒、莫棠、顾济乾、吴大徵等人的题跋，显然也是曾经他们递藏过的。

这样的情形直到民国时期才有所改变。这时候毕竟不再是封建社会，宗法观念有所动摇，社会上出现了流散出来的家谱，如其它古籍一样成为商品摆在书肆待价而沽。1927年铅印本《关中清麓丛书目录》就刊载了几部待售的家谱，这是一个了不得的“破冰”之举。北京图书馆受前馆长粱启超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新数据”观念的影响，于1928年致函社会各界征集家谱。而美国与日本也开始趁我国社会动荡之际大量收购家谱。郑振铎先生在《劫中得书续记·序》记载当时情形：“美国哈佛及国会诸图书馆，对于‘家谱’、‘方志’尤为着意收购，所得已不在少数，尽有孤本秘籍人藏于其库中。”有鉴于此，郑先生“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然为力所限，每有见之而不能救者”。查郑振铎先生《西谛书目》，就收录有家谱二十二种。

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是客家研究的开拓者，平生十分重视对家谱的研究，他从1930年开始着手征集客家谱乘，撰写《家谱族牒中客家之源流》。他的弟子何广桢教授曾整理罗香林先生所藏谱牒资料，得“族谱八十七种、家谱二十八种，另与谱牒有关之资料三十种、谱牒研究论著二十一种、宗亲会同乡会刊物四十种。共二百零六种，二百五十一册”，这些数据记载于《罗香林教授及其所藏谱牒目录》中。

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最大的爱好也是研究家谱，曾特在新居开辟一室，沉醉于搜集的家谱中。有人问他，为什么喜欢看他姓家谱，而不修自家家谱，潘先生笑而不答，为此，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楣。

据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参考咨询组1997年6月编印的《中文族谱目录》统计，有近三百种家谱原件收藏在冯平山图书馆。冯平山图书馆以冯平山先生的个人藏书为基础，1929年动工兴建并由香港大学管理。这批家谱原件，就是冯平山先生的个人藏品。

以上几位，都是我国近现代很有成就的家谱收藏家，他们为家谱的收藏、开发、研究作出了承前启后、不可磨灭的贡献。

3家谱区别于其他历史文献的特色举要

3.1家谱的版本特色

旧家谱本来就属古籍范畴，自然也有其独特的版本分类。可以说，古籍有多少种版本，家谱就有多少种版本，并且只会多不会少。举个例子，古籍中有套色印刷，如现存最早的书籍朱墨套印本，是元代至元六年(1269)湖北江陵资福寺刻印的《金刚经注》一书。到了明代中后期，民间印刷业大兴，双色、多色套印本开始增多，其中套印书籍最有名的，是吴兴的闵氏和凌氏两姓的书坊，他们印的书不但品种多，而且品质精。在家谱中，套色印刷虽不如古籍有专门的书坊专业应用，但在一些地区也是比较常见的，主要表现在世系中的联线及圣谕、祖像等内容的二色套印。在思绥草堂的藏品中，就有一部用红、蓝、黑三色套印的湖南资兴县《李氏三俊堂族谱》，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木活字本。其他公藏单位如国图、上图等，就收藏了数量不少的早期如明代的套色印刷家谱。

又比如，自清代乾隆以后，活字本、刻本家谱的实际情况与古籍恰恰相反，活字本多而刻本稀见，这与不同地区的修谱风格有关。北方各省谱牒既少，则鲜见用木活字排印的，如山东、山西省家谱，清及民国初期（人民国后则多为石印本、铅印本及抄本)就是以刻本为主。张梅秀在《山西历代家谱简论》中以山西省现存的六百九十三种家谱统计，木活字本仅二种。而浙、苏、皖、湘、赣、鄂、粤、闽、川等修谱大省，基本上都是木活字本，主要原因是修谱形成风气后，随之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印谱的谱匠，又被称作谱师，他们每当秋收后就挑着字担，到各乡镇为家族做谱。在北方，由于受战乱多、自然灾害频繁、人口迁徙流动大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修谱既未成为一种主流，也就不可能产生以修谱为业的谱匠。《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浙江家谱总目提要》等书著录的家谱，绝大部分为木活字家谱，就是因为所著录的大多为南方家谱。2002年2月8日《中国家谱总目编纂工作简报》第五期中有“需要引起注意的若干著录问题”一文，其中着重提到：“乾隆后的家谱，一般以木活字本居多！”

在上面所提到的修谱大省中，清乾隆以前的木活字本也并不常见，主要还是以刻本为主，只有到了乾隆朝，才刻、活互见，活字本盛行起来。当然，明朝时期的活字本家谱还是有的，如《浙江家谱总目提要》书前收录的图片中，就有一部修于明崇祯十年(1637)的木活字本《张氏宗谱》三册，是浙江图书馆的藏品。据程小澜先生对《浙江家谱总目提要》的统计，现存于世的一百种明代浙江家谱中，木活字本就有十三部。而藏之于各大图书馆的明版活字本家谱，应该还是有一些的。

3.2家请的内向型特点

家谱与古籍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家谱属内向型，收领者是本家族的族人，一般都有明确人选和收领者的记录，如家谱中的“领谱字号”，就是这个功能。古籍是外向型，面向的是公众，故不可能有这样的栏目。具体体现在印量上，古籍传播越广，出版商获利就越高，只要有人想要，印得越多就越赚钱，除非是编印者原本是当作礼物赠送，亲友有意控制印量；而家谱以传承为目的，为了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在印数上有严格控制，一般仅在数部、数十部之间，百部以上者就极为罕见。

3.3家谱的动态续修特点

家谱的这一特点显著体现在历代的接力续修及少有翻刻、传抄等方面。古籍一般而言是静态的，老子《道德经》自诞生之时起到现在都仅五千言，印在书上仍仅薄薄的一册。家谱则不然，动态的接续是其基本属性之一。《孔子世家谱》诞生时有多少字数不详，但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为二十册，到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已有一百五十四册，新的内容在不断增添。其他家族的家谱几乎都是这样的情形，如湖南《资江陶氏族谱》，是清嘉道年间两江总督陶澍家族的家谱，康熙五十一年(1712)三修时二册，嘉庆八年(1803)四修时八册，道光十九年(1839)五修时二十八册，同治五年(1866)六修时四十三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修时五十四册，到了民国二十八年(1939)已是六十八册，有六千零七十七叶之巨，这是后修在前修基础上的增补、完善，是一代又一代的资料总成。

古籍是开放的，后世总在不断地翻印、传抄，影抄、翻刻、影印、石印、铅印等技术应有尽有，而家谱是封闭的，外人不太可能去翻印其他家族的家谱，只有本家族的才会有这个心思，且一般体现在续修上。虽然后世翻印先人修纂的家谱，传世亦多，著名的例子有咸丰七年(1857)安徽泾县翟金生将嘉靖本《泾川水东翟氏宗谱》用自己制造的泥活字重新排版印刷；最近古籍拍卖专场常常露面的《歙北江村济阳江氏族谱》（拍卖图录一般仅简称作《江氏族谱》)，就是民国十九年(1930)据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用木活字排印的。亦有仍用雕版印刷技术的，如清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江西抚州《陈氏义阳派谱》六卷，原件即为明万历十三年(1585)的修本。但这些仅为沧海一粟，跟续修的家谱相比，翻印家谱数量极少。

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用现代技术影印家谱的，似乎并不多。我仅知民国二十六年(1937)曾影印过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续修安福令欧阳公通谱》，是谱原为六册，思绥草堂亦藏乾隆本原件一部，开本大，也很厚，每册约在四百页左右，影印本分装成了十六册。这样的翻印，仍均是某个家族的个体行为，印量一般在数部或数十部之间。

大规模地影印家谱，近数十年才出现。至目前为止，大规模影印家谱并公开出版的有：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中华族谱集成》（巴蜀书社，1995年）、国家图书馆分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线装书局，2002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影印《湖南名人家谱丛刊（抽印本）》(2002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2003年)、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续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闽台族谱汇刊》(2009年)等几种。

这些已出版的家谱资料，编纂方及家谱原件，基本以公藏单位为主，或者由某一单位出面汇集民间分散收藏的家谱。将一家私藏的家谱集中影印出版，尚无先例。

这次《汇刊》顺利影印出版，除了供学术研究、家族寻根外，也是对私人收藏家谱的一次抛砖引玉之举。无论是以寻根为主或以版本为主，藏家手上都积累了大量的家谱资料。如果能把这些收藏者收藏的家谱一一影印出版，将形成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它所能发挥的作用，将是无法预想的。

〔作者信息〕

励双杰，男，慈溪“思绥草堂”楼主，家谱收藏家。

(收稿日期：2012一10一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