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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榜眼及其他 竺桂良先生嘱我为他即将出版的《邵榜眼》写个序言，我却行文旁逸、笔墨冗余，拉扯成如今模样。原因有二，其一，邵榜眼留下的资料不多，而这些留下的资料，基本上被人熟知。其二，作为官场人物，他的身上可以追寻些那个时代的影子。所以在成文之后发现，作为序言肯定是脱形了，故以《邵榜眼及其他》笼而统之。 很遗憾竺先生在年初去世，未能看到本书出版。在世时，他委托我寻找邵榜眼的著作与探花顾起元的殿试对策卷（当时只有探花卷没找到）。我为他找到《新刻邵太史评释举业古今摘粹玉圃珠渊》，这是故宫珍藏本，是当时的刻本的影印本；找到《新刊邵翰林评选举业捷学宇宙文芒》，但不是当时的刻本，似乎是清代早期的手抄本（影抄本），流入美国后被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收藏，托人以pdf格式传我。这些都是几百年来不为人所知的著作，竺先生看到后很高兴。但是顾起元的殿试对策卷一直没找到，待我找到时，已是竺先生去世几个月后。亦谨以本文纪念竺桂良先生。 昌国卫与早期家族昌国卫最早建于舟山。舟山在春秋时称甬东，据《左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在公元前473年消灭了吴国之后，“请使吴王居甬东”，甬东就是现在的舟山岛。按这个说法，似乎夫差并未战败自杀，而是被流放到这里（类似滑铁卢之后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可见其地见于史书的记载比象山要早上千年。唐开元二十六年（738）这里才独立建翁山县，因此立县又比象山要迟30年。元代社会开放，海洋业发达，这里人口大增，成为海道险要，因此升县为州，改名昌国州。1368年，明朝建立，朱元璋没有元人的胸怀，十分担忧海岛养海盗，第二年就把昌国州降为昌国县。为加强防御，洪武十二年(1379)， 置昌国守御千户所，至十七年（1384）升为昌国卫。这应该是昌国卫的前世。二十年(1387)六月，又把昌国卫迁徙到象山县，在原地设置地位低一级的舟山中中、中左两千户所，隶昌国卫。二十五年（1392），改隶定海卫（镇海），自后舟山的两个千户所与昌国卫无隶属关系。昌国卫在1387年徙象山县后，先在东门岛，因东门岛悬海，供给不便，遂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移至后门山（即今昌国地）。按照这个资料分析，在象山昌国卫设立到1392年这个时期，昌国卫隶属的千户所有海上舟山的中中、中左两千户所，大陆的石浦前千户所、石浦后千户所（皆建于1387年）、钱仓千户所（1387年建），一共5个千户所（至于东门岛的卫城内是否还有卫内千户所机构，史无明文），因此历史上实际存在过象山统辖舟山的短暂时期。1394年卫城移至后门山后，舟山两个千户所改属定海卫。而明文记载，当时新建的昌国卫城内有左、右、中前、中后4千户所，与在外的石浦前、石浦后、钱仓3千户所，时昌国卫辖属7千户所。洪武三十一年（1398），又在爵溪建爵溪千户所，因此直到清顺治三年（1646）废昌国卫的248年内，昌国卫一直保持着1卫8所的编制。这个编制超越当时1卫5所的标配，在宁波境内的四大卫中，从军官数、兵员数，和千户所数皆居第二位，可见象山在当时海防上的重要性（其实整个宁波的千户所数量都超标，以后抗倭的情况说明，这样的设置是合乎其国防地位的重要性的。至于有人说昌国卫是天下四大卫，那是错的，天下500卫，无论如何轮不着）。具体可见下表。 象山县是一个人口小县，洪武初年调查，人口在40000人左右，而昌国卫按照这个编额的部队人数就将近9000人，因此，当时的兵员绝大多数人只能来自全国各地。在明初，军官来源地较远，如昌国卫武氏，本籍江南凤阳府寿州（今安徽），明初，武德追随朱元璋开国有功，洪武廿六年（1393），朝廷任命为浙江昌国卫世袭指挥佥事。翼燕堂昌国卫陈氏家谱记载，始祖陈施政为明怀远将军，明洪武间（1368-1398），因兵燹，陈施政由河南归德府柏城县压虎寨（河南归德府今为河南省商丘市，中国历史上无柏城县，归德府下有柘城县，县下有打虎陈寨，有陈氏，故谱记载可能有误）奉遣于象山昌国卫，以指挥从事。后期则浙江境内占主体。而普通士兵则以浙江境内为主。 当时户籍宽松，大部分士兵可能回归原籍，但是很多人却留下来，这些军官士兵成为后来诸多昌国卫家族的始迁祖。查今昌国有两支邵氏家族，都是在昌国卫建立初期的家族，从家谱记载来看，都是普通士兵。这两支经历许多历史沧桑，逐渐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卫内两支邵氏情况我知道昌国卫有两支邵氏是在2000年。当时我在石浦镇的象山第二中学从教，从一个门卫老人处获悉，昌国卫有榜眼邵和前街邵。这位昌国老人，他说还见过昌国卫另一位名人董梦蛟(1881～1956)。董是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会员，杭州光复时与蒋介石等一起，各任光复军一支先锋队的队长。他说，老年的董梦蛟就是一个和气的老头，他们一群小孩子老是在后面追赶他，或者耍着打他玩。因为他们从长辈那里知道这个老头有神乎其神的本领，因此都想让他出手看看，所以就这么欺侮他，但他从不生气。其实昌国董氏也是明初来昌国卫军人后裔，他们的始迁祖也是高级军官。从这一点上说，董梦蛟的血液里还流淌着祖先的英雄主义气概。 听了他的介绍，我一时很懵。以后知道我是属于前街邵那一支的，与榜眼邵无关。 两支邵氏作为一般军人的后裔，前几代没有武氏、董氏那样辉煌，但是家族在经过几代发展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由武向文是中国家族的普遍成长规律，两支邵氏在第七八代，都出现比较优秀的后裔，突出的是邵榜眼和邵怀棠。这个两个家族可以说都在百年树人的规律里成长了。但是从从家族人口规模看，都有很大的人口流失，原因在于昌国卫在明朝时有过两次被倭寇占领的经历，致使大量人口逃亡或者死亡，而顺治康熙年间的海禁，昌国卫沦为废墟二十余年，人口流散各地，海禁解除后，很多后裔没有回来，也没有与族源地联系，就失去很多房支。 从各自宗谱分析，榜眼邵第二代有希贤、希德两人，就有一人外出做官未回，从理论上比较分析，这个家族一开始已经失去一半潜在的人口。直到第八世还只有邵景尧、邵继尧两人。邵继尧后裔在第十二世还有六人，但是其后，要么无继，要么去福建未回，失去联系。2016年，本人为本族（前街邵）修谱时，在网上遇一网友告,说先祖迁自昌国卫，说是邵榜眼之后。但是按照家谱记载，他应该是邵继尧后裔。我告诉他你们家族正准备修谱，我可以为你们联系，他不甚热心，后就无联系。（现在福建同安肯定还有昌国卫邵氏后裔，只是不知道其家族规模如何，另外，同安现在是厦门市下的一个区，在城市化背景下，家族凝聚力有限，即使找到也不一定能拢得起了。）因此今昌国卫邵氏一脉皆为邵景尧后裔，是名副其实的“榜眼邵”。“前街邵”在第八代，也只有两人，邵怀棠与邵传棠，但两人后裔基本在当地，因此在乾隆第一次修谱时，人口规模就在数量上拉开距离。
邵榜眼的举业中国科举历史从隋代开始到1905年废除，1300多年，朝廷正式取的进士大概在10万人左右。这个数据粗看似乎不少，但是具体到年份，其实每年不到80人，如果落实到总人口，是几十万分之一的，因此说“百里挑一”是不能形容他的难度和稀有性的。按照后世三年一考的惯例，每考也只有300人左右。 在科举时代，江浙一直是科举事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以宁波而言，又是浙江最为发达的地区。以明代状元所处的籍贯论，浙江境内以今所属地市计算，宁波13名，排名第一；嘉兴11名，为第二；杭州8名，为第三； 湖州7名，为第四；绍兴6名，为第五；台州2名，为第六；金华、温州、舟山各1名。 但是，即使在一个地市内，也有很大差异。如鄞县文进士1174人，状元6人；余姚文进士634人，状元5人；慈溪文进士526人，状元2人；奉化304人，宁海124人。 从总数看，象山少了许多。民国《象山县志》载，宋36人，明14人，清6人，一共56人。近年从宋人黄浦墓碑发现，其子黄千之也是进士，历代志书失载，那就是57人。与奉化、宁海也不能比。但是我们有时候与奉化、宁海同仁谈起的时候，他们会说你们象山的运气好，我们总数比你们多，但是你们出过一个榜眼，我们没有高过你们的。去查查奉化，发现登一甲（状元、榜眼、探花）的，一个都没有，着实有点憋气。宁海也没有状元、榜眼，一甲中出过一名探花卢原质，不久因为方孝孺案被杀，想想也有点晦气。 这种一朵花压满园枝的事情，虽然有偶然性，但是有兴趣也可做些研究。比如邵榜眼的读书情况。他在什么地方读过书、老师是哪些人，我们都不大清楚。定塘镇新岙《俞氏宗谱》记载一个故事，似乎说明他在新岙读过书，这就有些让人琢磨，难道新岙历史上有名师，或者办过有名的学校？他是万历二十五年的选贡。科举时代，选贡是生员（秀才）中成绩特别优异的人，这些学子会被送到京师的国子监深造，显然这时候他进了北京的国子监，而且当年参加乡试中举。他虽然是浙江人，但并不是参加浙江的乡试，而是参加了顺天府乡试，顺天府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这当然与他的贡生资格有关。第二年，万历二十六年（1598）为戊戌年，又是一个大比之年，万历皇帝再次开科取士。邵会试时候是二十多名，殿试则一跃成为第二名。万历帝在位48年，这是第9次，是科取进士292人。万历时期一共开科16次，13科在300人以上，最多的是万历十七年(1589 )己丑科焦竑榜347人。只有3科不上300人，而且本科是取进士最少的一次。相比较而言，万历时期的取士人数是较多的，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有关。在一般的读者眼中，嘉靖、万历是明代衰落的时期，其实从整个明代各方面发展的水平看，这个时候恰恰是最高的，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是这个时期最好的，所以像邵景尧这样的一般家庭能读得起书。这并不奇怪，一个社会在迅速衰落之前大多有过一个发展与繁荣时期，这是普遍现象。因此明代取士人数的最多的，恰恰是在那些最被人诟病的皇帝在位时期：正德时期平均356人，为最高，其次嘉靖329人，万历317人，为第三。 为写本文，我整理了一下明代相关的科举资料。初步统计，明代276年一共开科91科，取进士24961人（不清楚天顺八年在科场被烧死，后来被追认为进士的90人是否在内）。有8科取士在100人以下（不含100，下同），其中洪武四年只有31人。200人以下12科，300人以下21科，300-400人的为44科，400人以上6科。最多为洪武十八年，取士472人，是年象山有3人登科，是象山科举最为耀眼的一次。永乐二年也是472人。如果以平均计算，整个明代每科取士大致在275人左右，但一般人的印象是每科300人左右，因为300-400人科数最多，清代大致也是这种情况。 最大有为的洪武时期只有133人，永乐时期也只有213人。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是很吊诡的。 邵榜眼的宦业《明史》没有邵景尧的传，但是散见于当时其他文书的，还是能找到一些。 《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七十二》：“万历三十八年六月甲戌朔……乙酉升原任翰林院编修邵景尧为国子监司业。”翰林院编修是作为榜眼应该有的资格和身份，当然其他二甲、三甲进士要得到这资格是需要熬年份的。但是他从编修到国子监司业，整整待了12年，这个升迁的过程是有些漫长。国子监司业是国子监的副职，大致相当于最高学府的副校长，或者科学院的副院长之类。在古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淡漠的背景下，能出任这类职务的人，其实实在在的学养和学问理所当然是值得天下敬仰的。 《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八十六》：“万历三十九年八月戊辰朔……庚辰以国子监司业邵景尧为司经局洗马兼修撰。”司经局洗马这个官职，不仅今天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古人也很有不了解的人。明孝宗时杨守陈也是这个官职，归途中住驿站，当地驿站长官问杨，你的官职是洗马，那你一天能洗多少匹马？杨听完便随口答道，如果我勤快的话就多洗几匹，懒的话就少洗几匹，并没有十分具体的数字。不久传来消息，有一位御史马上就要来了，驿站长官便催促杨守陈把好房间让给御史。杨守陈跟驿站长官说，等他来了，再让也不迟。御史到了后，一见杨，便下跪行礼，这时候驿站长官才知道搞错大小。这个官职名义上是管理图书文献的官员，但它是属于最接近东宫太子的官员，皇帝考虑让你担任这个官职，其实大多在为太子打理未来的人才班子，一旦太子登基，以后的前途是不好说的，比如著名的唐魏征和清张之洞都担任过这个官职。杨守陈本人后来官至吏部右侍郎，后追赠 礼部尚书。因此邵景尧担任这个官职，而且是皇帝晚年的任命，在时人眼里看中的不是它的官品高低，而是未来的潜力。在皇帝眼里有你，是未来的备用之才。 邵景尧的一生基本上没有什么的波澜，最重要的经历，应该是主考应天乡试。《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九十七》：“万历四十年七月癸巳朔……辛酉命左中允赵秉忠，升左谕德、洗马邵景尧往应天主考乡试。”万历四十年往应天主考乡试，是他官场生活中比较重要出任地方的短暂经历。这次主考，他振拔孤寒张炜，以德才为宗，把浦南人（属于上海）张拱端、履端、轨端三兄弟同时录取。这种不避嫌疑和非议，是需要责任感和担当的，这反映邵景尧的处事魄力，而作为从政的官员，这种行政决断力和察人的判断力，恰恰是最需要的。我查了这4人后来的作为，张炜没有线索。查张氏三兄弟，原来是南宋名臣张浚后裔，因三人同时中举，一时传为美谈，时称“三凤”，因此后世宗谱谱名就为《浦南三凤张氏族谱》。三兄弟中，张履端在第二年，即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为癸丑科进士；张轨端在崇祯年间，为湖南邵阳县知县，遇到明末战乱，结果昼夜守城，劳累而死在岗位上。可见邵景尧有知人之明。 《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五百》：“万历四十年十月辛酉朔……丙子，升左中允韩爌为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掌左春坊印；左谕德朱延禧为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司经局洗马邵景尧、左中允黄国鼎为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左谕德在明代为从五品，这放在地方上不算小，但是在朝廷当然则不算什么。自古差不多的是这类非外放的在朝官员，一般人们对他期望很高，其实真正的行事能力有限，尤其直接关系到用钱、用物的事情。 明清两代，如大学士等宰相型人才，几乎都出于翰林院，因此人们视翰林院官员为储相之才。邵景尧一生在翰林院，最后却止步于从五品，确实有点背。时人也已经看出一些端倪。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有一段文字，就是注意到他，“云‘门生复及门生’者，谓新阁臣李廷机，将及门生陶望龄，而陶复及门生汤宝尹，汤又及门生邵景尧辈也。”乍一看，不知所云，但了解背景的人，如当时的人，很清楚这类人仕途不顺的原因，他们并不是才智不及，而是受累于他的人际交往圈子。因为邵景尧是浙江人，浙江在当时有一个以沈一贯为首的派别，称为“浙党”，沈一贯作为首辅（大学士之首，类于宰相），因为几件事情没处理好，引起一片叫骂，整个“浙党”名声都不大好，而邵景尧又是他的门生，因此一生的仕途基本上到此为止。官场的事情自古而然。明代可以说亡于党争，而邵这样身在朝堂的京官，完全无法全身。 邵榜眼一些负面传说的成因 邵榜眼留下的历史资料不多，但是传说却不少，而且这些大多数是负面的。怪异的是，传说与正规志书记载的完全相反。 现在所见的资料，第一个较完整的记载应该在康熙《象山县志》。 传曰：邵景尧，号芝南，丁酉中顺天乡试，戊戌联售，殿试第二人，授翰林院编修。奉使出封。有才名，博学敏捷。壬子，典试江南，录多名士，一时有欧、陆之誉，克勤官职，归，卒于家。 至乾隆《象山县志》，则更为详细。 传曰：邵景尧，字熙臣，又字芝南，招贤子也。 少有才名。寓居甬上，与杨守阯等原文误杨守勤结社赋诗， 号浙东十四子。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殿试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编修，进太子洗马。掌司经局，熟于掌故，以淹雅称。 尝奉使出封宗藩。三十一年壬子，偕谕德赵秉忠典试南畿，以振拔孤寒自任。 有张炜贫而才，少孤，母苦节抚之，至是冠多士。又华亭张拱端 、履端、轨端兄弟中式，一时传为美谈。案《明史》；周延儒亦是科中式。 后以左谕德乞休。晚年，与同郡周文穆应宾全少詹天叙，陈宫坊之龙缔诗文交。案：陈之龙，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周应宾，天启五年卒，全天叙卒于天启改元之前。耆年雅望，乡人矜式之。 后世关于邵景尧传纪，多袭乾隆《象山县志》。 康熙《象山县志》，成书于康熙前期的1680年前后，距离邵景尧去世的1623年，不过60年。虽记载非常简单，但是评价不低，“有才名，博学敏捷”，扬其才；“奉使出封”“奉使出封”“典试江南，录多名士”，记其功；“典试江南，录多名士，一时有欧、陆之誉”，赞其识；“克勤官职”，起码记其官德不亏。 乾隆《象山县志》修于1740-1760年之间，距离邵景尧100多年，记载比康熙志要详细，因为有邵如何奖励人才的具体事例，因此省去“欧、陆之誉”等笼统的评价。但加上“耆年雅望，乡人矜式之”的评价。这个评价应该合乎实际。《象山县志》编纂时候，这些修志者都是当时最熟悉本地掌故的学者，特别是乾隆志的主编姜炳璋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时代过去不久，如果知道邵有传说中那么不堪，无论如何不会立传，要知道，传统志书能被立传的都是德行上被赞扬的人。因此后世的传说，肯定不是事实本身。 那么，为什么民间传说会走形得这么多。我以为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民间对于科举人才的迷信。 邵景尧以榜眼起家，翰林院编修，这在明代属于最高级别的起步。明代中进士之后，大部分被外放地方任职，这部分人从地方起步。只有最优秀，最有培养前途的少数人直接留在翰林院，留在翰林院的人，当时被人们目为“储相”，相当于宰相的人选，明中期之后，几乎都从翰林院出。邵景尧显然有这种资格。这个位置上，每一个人都估计有些想法和自信。天子门生的自信，不仅在于邵自身，而且也传染到在那些编辑邵故事人的身上，他们常常比当事者更自信。比如新岙《俞氏宗谱》有一个传说，邵在新岙山中的书房读书，夜里走路时候，冷不丁碰到一个来不及躲避的身材矮小、头颅巨大的大头鬼。邵景尧见到后，没有一点害怕，只是淡淡说一句：“小鬼好大头”，这个大头鬼很讨好地回答：“大人好大胆”。听到大头鬼以“大人”相称，邵知道自己以后的仕途该如何光明了。如果是真的，那我们会理解邵确实能有足够的自信资本。问题是世界上根本没有那样的事情，无疑是好事者的编纂，编的时候，他们拟出的邵的心境，远超出邵可能有的自信，完全是时人对于科举人才无所不能的迷信所致。 由于民间有那么些自信到迷信的自信，因此就有可能编出过东溪岭的故事。在民间很多认为状元榜眼之类的能量是无限的，他们无所不能，而且这个官大得不可高攀，笼上神圣光环。1980年代，古装戏恢复演出时，有一个路头戏编得让人忍俊不禁，说一个书生受到当朝宰相的迫害，后来书生中了状元，回乡之后就把宰相抓去宰了。整个戏文场数百人只感到非常解气，理所当然，没有一个怀疑这里的穿帮。其实宰相起码一二品，而进士，即使一甲的3人，也只有从六品，其他正七品。县令是正七品的，当时月俸禄7.5石，昌国卫军职的百户是正六品的，月俸8石，这个百户军职当时在昌国卫的军事编制中足足有68人。因此宰相与进士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但是人们更愿意相信状元、榜眼的能量。 另外，从邵景尧的家境看，他只是普通人家。“父邵招贤字文达，以孝闻，二亲并耄，虽贫窭，未尝以疏食进也。”这个记载说，虽然家贫穷，但是邵招贤对父母赡养还是极尽所能、尽足孝道的。因此很难相信邵能说今后铲平东溪岭这样的话。（现在火药时代的人也不敢说）至于怎么会造出这个故事，而且广为流传，很难说出确实原因。比如，作为一个文人，写点浪漫的文辞，结果被无限放大，这在故事流传的版本中是很常见的。如李白写过“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豪迈诗句，或者邵榜眼也有类似诗句，结果被后人坐实，而且越传越邪。这个故事倒是可以从另一方面反映当时民间对于南北交通的渴望和改造东溪岭的愿望。这条南北交通的咽喉古道，直到乾隆二十二年 (1757),署协镇李大伦来后才重新改砌。咸丰三年（1853）,昌国俞宗点因岭路险峻，出资买山，再辟新路，形成后来的状貌。 第二，时人对于那些成功人士过度期望的失落而产生的不满。 回报桑梓，这是中国的传统。而民众一直对于那些在外地为官、发财、成功的人士有一种期望，希望他们为家乡谋福利，做出一些看得见的功业。而邵榜眼的家境与他后来的仕途升迁，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没有放过外任，一直在朝廷为官，官只做到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和国家图书馆馆长之类，属于非关键部门，加上他“克勤官职”，官德不亏，因此至多是一个有稳定收入，安分守己的国家公务人员。从现在的情况看，确实没有发现邵榜眼留下什么物质性的工程和项目让后人铭记。编过一部万历《象山县志》，一般民众是很难理解文化价值有多少价值的。 相反，有些所谓历史上的不齿人物，由于对于家乡的照顾，后世会对其抱着某种原谅和维护，最典型的就是稍早邵几十年的严嵩。历史上的严嵩为大奸臣，干过许多坏事，据说为了得到一个会出现三位仙女唱歌的宝贝（象山民间至今无人不知的“活宝三仙炉”的戏剧），他害死正直的王大人。这个王大人其实就是王忬，是象山明代著名的县令毛德京的上级，象山县城修筑最后由他拍板和资助。但是，严嵩在家乡，因为他出巨资建造一座拥有10墩11孔，全长174米宽8米的大型石拱桥，受惠后人数百年，（该桥即万年桥，作为我国古桥的代表，收录在世界第一部《中国古代建筑辞典》之中，遗迹犹在），据说至今当地人都主动避开严嵩话题，不演严嵩的戏剧。这就是民众在本位主义意识下对有公益于本地的乡人的保护。可见造福桑梓的举动，其实不仅仅只是情怀，很可能是对未来的一项投资。 第三，官民、朝野的不同调。大概崇祯时期，有一个在朝堂的官员说，我突然发现一种怪现象，现在凡是朝廷认为对的，民间一定认为不对的；民间认为对的，朝廷一定认为不对的。为什么民间一定要反着朝廷来呢？邵榜眼的遭遇，很可能就是这种明末官民、朝野严重对立情绪的一种反映。明代的象山，起码还有一个人也是很冤的，这个人就是嘉靖时的象山知县毛德京。毛应该是象山历史上所有县令中文治武功最优秀的一个人，但是在象山却留下大量毛知县谋风水的传说，他成为一个十足的小人和坏蛋。以今推古，是不是毛知县在非常时期干的事情太劳民，比如为抗倭而修县城，肯定是劳民或者损害某些人利益的。 我与榜眼邵因为我与邵榜眼同姓，而且祖源地也是昌国卫，所以很多人认为我与榜眼会有关系，我自己开始也是这样认为，因此在1998年，戊戌年，忽然想起400年前的1598年，邵榜眼登科，成为象山历史上科名最高的读书种子，感到似乎有必要写点文字，就写了一篇《琼林宴罢风流去——邵榜眼登科400周年祭》，糊里糊涂，认作我的祖上。该文发表在1998年12月16日《象山报》上。 在读《明史》时，有一段文字引起我的注意：“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廷试，赐赵秉忠、邵景尧、顾启元及第。” 邵景尧就是后人所说的邵榜眼，昌国卫人，是科举考试中出身最高的象山人。照明太祖的制度：经过层层淘汰之后，全国只剩下500人参加延试，皇帝在其中取一百名，分为三等即三甲，而一甲只有三名，俗称状元、榜眼、探花。因此中榜眼确实挺不容易的，比我们今天考上清华、北大难度高多了。 我曾翻阅过在“文革”余烬中幸存下来的邵氏宗谱（可能是房谱，而非总谱)，就有他的名字。但我也搞不清血缘的远近，“五百年前为一家”这可以肯定。在象山，凡由昌国邵氏宗族面来的，共尊的先祖是洪武年间的邵曾，谱上说墓在余姚。 至于现在还有多少是邵榜眼直系之后，因家谱已毁无法考证，而我大概沾不上光，但他却确曾因与我同姓而使我留意。可见从母系社会遗留下来的血缘结确实根深蒂固，很想对张明敏先生说声抱歉，因为我长期把他到处唱《我的中国心》认作投机。 用公历推算，万历二十六年是1598年，刚好四百周年，要寻点纪念的因由，这无疑是最难逢和不再逢的时机。当我们呼朋唤友去皇城沙滩燃筹火、望月出时，四百年前的他正在过一个最为焦虑的夜晚。当然他不知道万历皇帝正在圈阅他的八股文，并朱笔御批“一甲第二名”。这可不是我的杜撰，因为同科的状元赵秉忠的卷子上写的是“一甲第一名”，关于那份惟一存世的状元卷的曲折故事，想必许多人听说过。 接下来最为风光的就是那顿琼林宴了。这是皇帝亲自招待，千百万人梦想，只有一百人够格的盛宴，可能他们紧张得什么也没有吃下，但在诚惶诚恐之下按捺不住的那一种激动、喜悦和自豪、荣耀足让他们一生受用和回味。 在多如牛毛的历史名人中，邵榜眼是暗淡的，但在象山的文化史中，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他，他都是文化长河中飘过的一叶画舫，文化旅途的一处景点，文化画廊中的一幅名作。 现在来看这篇20多年前的小文章，发现差错不一而足。比如把殿试（廷试）与会试混在一起，没搞清楚殿试的性质。其实殿试一般是不淘汰参试者的，而是由皇帝来亲自排名次的一通操作，这对每一个参试者都是至关重要的。各阶段的参试人数也不准确，如本次录取的就有292人。当然最大错误是我误认两家为一家，在2016年我为自己家族（前街邵氏）修谱，看到本家旧谱，而且也看过榜眼邵宗谱之后，才大致搞清楚两家的关系。但是感到最后几句的评价还是恰如其分的。 似乎是在2015年，榜眼邵新建祠堂落成，在装修时，需要几幅对联，估计也认为我是该支后裔，所以找到我，叫我拟联。我拟了三对供他们选用。 第一对大门联：“文王天冑，召公洪胤，东陵衍派；太极传经，居室生芝，昌国光宗。”溯其王统、道统的源流，履其开枝散叶的形迹。 第二对柱联：“象邑书生，千炬火中鹰出谷；甬东才子，一声钟后鹤冲天。”裁袭古人诗意，拟其登科时得意荣耀情景。 第三对柱联：“拔携寒士，一善于人则遗泽；垂裕后昆，千秋斯绪不虚传。”赞其官场有声，祈其后世长盛。 2022.11.26夜 附录 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一甲殿试卷鼎甲题名 赵秉忠 邵景尧 顾起元 殿试策问 制曰、朕惟自昔帝王理人群、凝庶绩、率以综核名实为先务、唐虞之时、明良相信称无为矣、而询事考言、敷奏明试、三载九载屡省乃成、为法亦何备欤。世降而法愈详人益伪、名实溷淆、治亦刓敝、或乃曰诚感则孚、第宜一切用君子长者之道、但不知诚在中何由而达、昔之考询云者岂其诚未至欤。后世之综核者毋若汉宣帝、当时吏称民安、可谓效矣。乃尚有伪增受赏者、意检察之犹未密欤。若文帝躬修玄默简节疏目、镇天下以无名之朴、而人顾谓孝宣不如、又何指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勇智天锡超越千古、立纲陈纪法度森严、旌廉能摧奸暴、用夏变夷重辟鸿荒、列圣遵承有加无坠。至我皇祖世宗肃皇帝、英断如神、振怠起衰、制礼作乐、品式具备、泽雨露、威雷霆、赫然中兴、光绍前烈于铄哉。范垂当年、而流万祀矣。朕嗣守祖宗丕业、任人图政惟名实为兢兢、夫何与我共理者不明朕心、诞谩成习、旷官不惭而越局以逞、浮靡相尚而利口惟贤。求其循理奉法忧国如家者、曾和何人、嗟乎、文盛则质衰言华则行薄、自古记之矣。故上下以空文相加遗、而苟且塞责、敷同罔功、巡行遣矣而吏习尚偷、教化宣矣而土风尚诡、赈恤颁矣。而民因未苏、戎兵诘矣而挞伐未张、虑谳详矣而免滞犹多、工费厘矣而虚冒犹故。束旧章而不守、悬新诏而不遵、求治弥劳、取效弥远、诚不足恃、法不能维、意者朕不敏不明无能风之欤。兹欲循名责实、黜无稽、旌有功、俾治理远驾汉宣以溯唐虞雍熙之盛何施而可、尔诸士方当始进、心志精白、俯仰世变、必有概于中矣。宜各据所怀备言之、朕将采而行焉。 状元赵秉忠殿试对策卷臣对、臣闻帝王之临驭宇内也、必有经理之实政、而后可以维束人群、错综万几、有以致雍熙之治。必有倡率之实心、而后可以淬励百工、振刷庶务、有以臻郅隆之理。何谓实政、立纪纲饬法度、悬诸象魏之表、着乎令甲之中、首于岩廊朝宇、散于诸司百府、暨及于郡国海隅经之纬之、鸿巨纤悉、莫不备具、充周严密、毫无渗漏者是也。何谓实心、振怠惰、励精明、发乎渊微之内、起于宥密之间、始于宫闱穆清、风于辇轂邦畿、灌注于边鄙遐陬、沦这洽之、精神意虑、无不畅达、肌肤形骸、毫无壅阏者是也。实政陈、则臣下有所禀受、黎氓有所法程、耳目以一、视听不乱、无散漫飘离之忧、而治具彰。实心立、则职司有所默契、苍赤有所潜浮、意气以承、轨度不逾、无丛脞惰窳之患、而治本固。有此治具、则不徒驭天下以势、而且示天下以守、相维相制、而雍熙以渐而臻。有此治要、不徒操天下以文、而且喻天下以神、相率相勖、而郅隆不劳而至。自古帝王所为、不下堂阶而化行风驰、不出庙廊而令应于桴答、用此道耳。厥后崇清净者深居而九官效职、固以实心行实政也。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而专意于检察、则检察之所不及者、必遗漏焉、故伪增受赏所从来也。语玄默者首推汉文、彼其简节疏目、可谓阔矣。而注精于修持、则修持之所默化者必洋溢焉、故四海平安所由然也。盖治具虽设而实心不流、则我欲责之臣、臣已窥我之怠而仿效之、我欲求之民、民已窥我之疏而私议之。即纪纲法度灿然明备、而上以文下以名、上下相蒙、得聪察之利亦得聪察之害。实心常流而治具少疏、则意动而速于令、臣且孚我之志而靖共焉。神驰而慑于威、民且囿吾之天而顺从焉。凡注厝规画悬焉不设、而上以神下以实、上下交儆、无综核之名、而有廉察之利、彼汉宣不如汉文者、正谓此耳。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睿智原于天授、刚毅本于性生。草创之初即创制设谋、定万世之至计。底定之后益立纲陈纪、贻百代之宏章。考盘之高蹈、颍川之治理、必旌奖之、以风有位。浚民之鹰鹯、虐众之枭虎、必摧折之、以惕庶僚、用能复帝王所自立之。称朕之理政务尚综核者、欺蒙虚冒、总事空文、人日以伪、治日以敝、亦何以继帝王之上理、后隆古之休风、而统称理民物、仰承天地之责哉。恭惟皇帝陛下、毓聪明睿智之资、备文武神圣之德、握于穆之玄符、承国家之鸿业。八柄以驭臣民而百僚整肃、三重以定谟猷而九围式命、盖已操太阿于掌上、鼓大冶于域中、固可以六五帝四三王、陋汉以下矣。乃犹进臣于廷、图循名责实之术、欲以绍唐虞雍熙之化、甚盛心也。臣草茅贱士、何敢妄言。然亦目击世变矣、顾身托江湖、有闻焉而不可言、言焉而不得尽者。今幸处咫尺之地、得以对扬而无忌、敢不披沥以献。臣闻人君、一天也、天有覆育之恩、而不能自理天下、故所寄其责者、付之人君。君有统理之权、而实有所承受、故所经其事者、法之昊天。用是所居之位则曰天位、所司之职则曰天职、所治之民则曰天民、所都之邑则曰天邑。故兴理致治、要必求端于天。今夫天幽深玄远、穆然不可测也、渺茫轻清、聩然莫可窥也。而四时五行各效其官、山岳河海共宣其职、人人沾浩荡普济之泽、在在蒙含弘广大之休。无欠缺以亏其化、无阻滞以塞其功者、盖不贰之真默酝酿于大虚、不已之精潜流衍于无极、故实有是化工耳。然则人君法天之治、宁可专于无为、托以深密静摄哉。是必有六府三事之职司为实政者。人君宪天之心、宁可专于外务、强以法令把持哉。是必有不贰不已之真精为实心者。粤稽唐虞之世、君也垂裳而治、贻协和风动之休、民也画象而理、成击壤从欲之俗。君臣相浃、两无猜嫌、良明相信、两无顾忌、万古称无为之治、尚矣。而询事考言、敷奏明试、三载九载、屡省乃成、法制又详备无遗焉。盖其浚哲温恭、日以精神流注于堂皇、钦明竞业、日以志虑摄持于方寸、故不必综核而庶府修明、无事约束、底成古今所未有之功。乾坤开而再辟、日月涤而重朗。盖以实心行实政、因此实政致弘勋。其载在祖训有□诸臣民所言有理者、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门勿得沮滞、而敬勤屡致意焉。列圣相承、守其成法、接其意绪、固有加无坠者。至世宗肃皇帝、返委靡者、振之以英断、察废弃者、作之以精明。制礼作乐、议法考文、德之所被与河海而同深、威之所及与雷霆而共迅。一时吏治修明、庶绩威理、赫然中兴。诚有以远绍先烈、垂范后世也。今我皇上任人图治、日以实政望臣工矣。而诞漫成习、诚有如睿虑所及者、故张官置吏、各有司存。而越职以逞者、贻代庖之讥、有所越于职之外、必不精于职之内矣。则按职而责之事、随事而稽之功、使春官不得参冬署、兵司不得分刑曹、此今日所当亟图者也。耻言过行、古昔有训。而竞靡以炫者、招利口之羞。有所逞于外磨、必不深于中之抱矣。则因言而核之实、考实而责之效、使捷巧不得与浑朴齐声、悃愊不至与轻浮共誉、又今日所当速返者也。巡行者、寄朝廷之耳目、以激浊扬清也。而吏习尚愉、既使者分遣、无以易其习。为今之计惟是广咨诹严殿最、必如张咏之在益州、黄霸之在颍川、斯上荐剡焉、而吏可劝矣。教化者、齐士民之心术、以维风振俗也。而士风尚诡、即申令宣化、无以尽变其风。为今之计、惟是广厉学官、独重经术、必如阳城之在国学、胡瑗之在乡学、斯畀重寄焉、而士可风矣。四海之穷民、十室九空、非不颁赈恤也。而颠连无告者、则德意未宣、而侵牟者有以壅之。幽隐未达、而渔猎者有以阻之。上费其十、下仅得其一、何不重私侵之罚、清出支之籍乎。四夷之内讧、西支东吾、非不诘戎兵也。而挞伐未张者、则守圭纨绔之胄子无折冲御侮之略、召募挽强之粗才暗驰张奇正之机、兵费其养、国不得其用。何不严遴选之条、广任用之途乎。民氓之积冤有以干天地之和、而抑郁不伸、何以召祥、则刑罚不可不重也。故起死人肉白骨、谳问详明者、待以不次之赏。而刻如秋荼者、置不原焉、而冤无所积矣。天地之生财、本以供国家之用、而虚冒不经、何以恒足、则妄费不可不禁也。故藏竹头惜木屑、收支有节者旌以裕国之忠、而犹然冒费者罪无赦焉、而财无所乏矣。盖无稽者黜、则百工惕、有功者赏、则庶职劝。劝惩既明、则政治威理、又何唐虞之不可并轨哉。而实心为之本矣、实心以任人、而人不敢苟且以应我。实心以图政、而政不致惰窳而弗举、不然精神不贯、法制虽详、无益也。而臣更有献焉、盖难成而易毁者、此实政也。难操而易舍者、此实心也。是必慎于几微、戒于宥密、不必明堂听政也。而定其志虑、俨如上帝之对、不必宣室致斋也。而约其心神、凛如师保之临、使本原澄彻、如明镜止水、照之而无不见。使方寸轩豁、如空谷虚室、约之而不容。一念萌知其出于天理、而充之以期于行。一意动知其出于人欲、而绝之必期于尽。爱憎也、则察所爱而欲近之与所憎而欲远之者何人。喜惧也、则察所喜而欲为与所惧而不欲为者何事。勿曰屋漏人不得知、而天下之视听注焉、勿曰非违人不得禁、而神明之降监存焉。一法之置立、曰吾为天寄制、而不私议兴革。一钱之出纳、曰吾为天守财、而不私为盈缩。一官之设、曰吾为天命有德。一奸之锄、曰吾为天讨有罪。盖实心先立、实政继举、雍熙之化不难致矣、何言汉宣哉。臣不识忌讳、于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榜眼邵景尧殿试对策卷圣不自圣，进臣等于廷，俯赐 清问。慕唐虞考绩之典，究文宣优劣之殊，以名实不淆为治道之先务，以明良相信为孚契之大端。 真有不废法而亦不专任法者愿。臣甫辨志时，每思蹑风云之会，纾芹曝之忠。而今幸遭际圣明，正千 载一时也，敢无辞以臣对。闻考课之法昉自帝，曰：“ 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考言而先之询 事，是知人如尧而不废考课也。舜曰：“ 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又曰：“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敷奏， 继以明试。”三载终以三考，是知人如舜而不废考课也。皋陶飏言曰：“ 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 成。”屡省而后语成，是知人如皋飏而不废考课也。夫唐虞之世，元首明，股肱良，百僚师师，群工济济， 岂其疑心志而任耳目，乃鳃鳃焉拘此令甲为哉？其精诚之意，贯彻于上下之交，如家人一体，原无贰之 心。其考核之法，维系于僚采之间，与关石并垂，无复疏漏之失。交之愈亲，防之愈密，其诚弥笃，其法 弥详，此唐虞之以有为而成其无为也。世之降也，主者厚绳人以法，而薄责己以诚。谓一黜一陟，惟吾 操纵，欲天下无逃于法之外。而旋任旋疑，天下亦各相规避窥聃，以越轶于法之中。正以昔之考课者， 诚与法合而为一，故天下不欲欺，亦不能欺。后之考课者，诚与法分为二，故天下阳应以文，而阴肆其 伪。安见君子长者之道，不可以冶化天下，而其实无妄之诚，徒蕴于中，而不达于外哉。汉文帝恂恂长 厚，上有不尽之法，而有疏节阔目之政；下修不雕之朴，而有奉法循理之风。当时循良卓异之吏蒸蒸兴 起，可谓德让君子矣。汉宣帝斤斤综核，有程石察渊之明，而少恬愉在宥之致；恃洗垢索瘢之智，而寡 安舒古默之规，神雀爵、五凤之间，伪增受赏，安在过察之为得乎？急节非清庙之响，疾辔（非）千里之 驾，督责非风厉之原，谓孝宣不如孝文，岂不有旨哉。洪惟太祖高皇帝，辟乾坤于再造，揭日月于重光。 当时相与共成光明正大之业者，惟此中外之彦。其殿最百官，三载九载，昭常期也；敷奏明试，昭公典 也；固已远溯唐虞，近陋文宣矣。然而推心置腹，披衷见诚，造膝密筹，不以为嫌，和颜降色，不以为屈。 □大诰三编，首重同游之盛；口诸司职掌，独严建官之条；岂尊卑回绝，而爵禄自擅者。第承胜国之习， 立法宜周，旌贤能，推奸暴，虽详于法，而实根于诚也。列圣授守一道，递加绍绎。至肃皇帝，益光两（而） 大之。煦育噢咻，恩深于雨露；信赏必罚，威厉于风霆；诚随法运，猗欤休哉。垂范当年，功流万祀矣。陛下羹墙 列祖之鸿模，步武肃皇之懿轨，固宜吏习淳，士风正，民困苏，达（疑为“挞”）伐张，冤滞 仲，虚冒革，旧章亲诏，尊之如神明，行之如流水。乃列在下风者，多诞慢成习，旷官不渐，浮靡相尚。有 如圣制所及者，讵诚不足恃，法不足维欤？抑奉行者之过欤？夫抚按责监司，监司责守令，此课吏之法也。 今此之耳目，寄于爱憎；彼之精神，熟于迎合，吏治安得不偷。故责在抚按、监司，不专在守令也。宪臣 下郡邑，下博士弟子，此课士之法也。今进春华而抑秋实，右辞章而绌理解，士习安得不诡。故责在宪臣 郡邑，不专在博士弟子也。尺一甫下，而催科愈烦，汪泽安能下注，则贪墨之惩戒宜严。兵戎已诘，而老 弱未汰，则行伍安能充实，故选练之军政宜肃。律例昭如日星，而意为出入，则肺石之冤未雪，故枉纵之 风不可长也。民膏无轻毫厘，而巧为干没，则尾闾之泄可悯，故旁溢之窦所当塞也。此六者皆法也，非所 以法也。所以法者，诚是也。诚者以真心实意与天下相凝结，而不疏于法，亦不苛于法者也。诚心以兴 吏治，而不以文治挠循牧之权，则龚黄接踵。实心以风学宫，而不以文具靡青衿之习则朴栻成风。（实） 心以拯民困，而不以小惠妨公平之体，则倒悬尽解。实心以饬武备，而不以功令缚孟贲之手，则干城有托。 实心以清无告之冤，而不以喜怒淆司寇之议，则囹圄不烦。实心以全不贪之宝，而不以宠络罄少府之藏， 则干没屏息。故蕴之于不可见、而达之于不可见者，诚也，用法者不可不务尚也。昔孔子告君云，九经本 于一诚。朱熹入对，或曰，正心诚意之学上所厌闻。熹曰：平行所学在此。是诚之一言，所为以大本而 行大法者也。陛下以诚行法，吏治民安，岂不媲美唐虞，追纵列祖，而何必较优劣于汉之文宣哉？然遇臣 犹有献焉。诚者法之源也，学者诚之要也。伏惟日御经筵，时勤顾问，公卿辅弼，不离于前，格言谠论，不 辍于耳。人欲去而天理纯，圣德配乾行之健，圣心符太虚之公，于以从容中道不难矣。书曰，惟学逊志务 时敏厥修乃来。又曰，念终始典于学，厥修德罔觉。学至则诚存，诚存则考课之法不足言矣。天下幸甚， 愚臣幸甚。草茅贱士，不识忌讳，干冒天威，臣不胜战陨越之至。臣谨对。 读卷官：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张位 读卷官：太子太保兼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沈一贯 读卷官：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兼掌都察院事臣杨俊民 读卷官：刑部尚书臣萧大亨 读卷官：刑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詹事府事臣刘元震 读卷官：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臣曾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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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7-24 16:4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