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玉戈”如何从宝鸡岐山流往到美国？

邵友华

“召公玉戈”如何从宝鸡岐山流往到美国？

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的东北部岐山县，被称为周室肇基之地，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这里在清朝时属凤邠道凤翔府，入民国后废府留县，岐山县属陕西省第九行政区，其治所先在凤翔县，后移至宝鸡县。

岐山县县城西南约3.5公里的凤鸣镇上，有一个名叫刘家原（亦作塬）的村庄，在清代之前，刘家原村名为召亭村。召亭之得名，因这里是西周重臣召公姬奭的采邑。

壹 慈禧太后拨款修建召公祠堂

在刘家原村，一直流传着召公姬奭曾在一颗甘棠树下决狱治事的典故。《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意思是召公在甘棠树下处理政务，深受人民信任和爱戴，在其死后人们作了一首《甘棠》的诗歌来纪念他。这首诗被收录于诗经《国风·召南》，诗中唱道：“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此后，“甘棠遗爱”这个成语，便为用来颂扬受人民爱戴的离职官员。公元1902年，清光绪二十六年。这年初，被八国联军从紫禁城中赶跑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从陕西返京。

她们能够再次回来，是基于上一年9月7日与其他十一国所签订的一份协议，这份协议保证了她们的人生安全以及继续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权，协议全称为“中国与十一国关於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後协定”，这就是近代中国失权最严重、最屈辱的《辛丑条约》。

也许是为了纪念此前“巡幸”过一年的陕西，也许是为了做些文化工程上的弥补，或者心理方面的安慰，慈禧太后想到了周召公留下的“甘棠遗爱”这个典故，她亲自题写了“甘棠遗爱”的四字牌匾，让人悬挂在岐山县刘家原村召公祠的门额上。

刘家原村的召公祠堂，正是她从陕西离开前请得国库专款，拔出银两让人在此修建的。

修建召公祠堂这个主意，并非慈禧太后拍了通脑袋后想出来的，而是因时任岐山县学博的武敬亭提出申请，经过层层批准方获准修建。

在修建祠堂的过程中，这位主抓全县教育工作的武敬亭从掘土中发现了一件有铭玉器。对于从岐山县周边各地出土的带有铭文的青铜、甲骨，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但这件带有铭文的玉器却不同寻常。

贰 国内仅存的两件“召公玉刀”全型拓本

武敬亭为这件玉器做了份全型拓本，这件拓本一直被其家族收藏，直到其曾孙武宗仁一代，将这件名为《召公玉刀图》的拓本其捐献给了岐山县博物馆。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还藏有另一件这件玉器的拓本，为博物馆1962年从私人手中购得。拓本被装裱为手卷，在其后有千字跋文。

上述两件拓本，是国内仅有关于这件玉器的实物记载。而器物本身，先是被时任陕西巡抚的晚清重臣端方收藏，在端方1911年离世后，该件玉器于1919年之前由其后人卖给了上海古董商人游筱溪，此后由游筱溪于1919年卖给了美国藏家弗利尔，该件编号为F1919.13的玉器，于是便一直收藏于美国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

弗利尔美术馆有关资料

——对于这件被国内学者称作“太保玉戈”的珍贵文物的收藏过程，笔者已经通过前两篇文章做了大致还原。支持这一还原的主要有如下一些证据：

1，1919年福开森在美国出版的《中国艺术讲演录》中，提到1902年从陕西召公墓（原文为：grave of the Duke of Shao）中出土过三件玉器，其中一件由端方家族收藏。

2，1936年由上海来青阁书庄印刷出版，王大隆编撰的《陶斋古玉图》中对其记录。

3，弗利尔馆方对改件玉器的购买及鉴定记录。

以上可参阅本号文章：《周代召公“太保玉戈”流往美国幕后：端方的脑袋和游筱溪的信函》以及：《周召公姬奭“赤刀”之谜：弗利尔馆方、福开森和劳费尔的几类说法》等文。

以下，我们再以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拓本（下文简称陕博拓本）中的留跋内容，看看这件文物的出土过程和铭文内容。

陕博拓本手卷后跋文主要内容，为后人于1934年（甲戌年）所录《周玉刀释文》，该文由曾任陕西地方官员的杨调元（字穌甫，1855——1911年）所撰写，应是目前有关这件玉器铭文研究最早的文献资料。

在此不得不说一句，虽然生逢乱世，一些清末的官员、文人士大夫们对于传统金石、甲骨文等的研究，普遍抱有极大的热情和极严谨的学术态度，正是有了这样的态度和知识储备，才能够对一些重大文物做出自己的判断和研究，让其不至于淹没于历史烟尘之中。

这位杨调元为贵州贵阳人（清时称贵筑），幼随父在四川读书，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进士。1911年，任渭南县令时值辛亥革命，因变殉难。杨调元酷爱读书，擅长篆书，刊有《驯纂堂丛书》。他还编撰有《绵桐馆词》一卷，下图为该卷西泠仿宋木活字摆版，卷首有馀诚格题签，郑孝婿题名，长陵李岳瑞撰序。

杨调元编撰的《绵桐馆词》内页

据陕博拓本中所录其文可知，杨调元将此玉器定为“召公玉刀”，不是实用器，而是“用为仪式、不主断割。”

在叙述其发掘过程和形制后，他提到“刀今归浭阳制府，调元未及见，仅见全形拓本。”这位浭阳就是指端方，端方因世居直隶丰润县，丰润别称“浭阳”，他自己的题签也多用浭阳端方，史书中也曾记载端方为“浭阳尚书”。

杨对当时出土的情况记录与美国人福开森的记录在数据上有所出入。前者记载称一共出土两件——“为岐山武敬亭学博建召公祠时掘土所得，凡有二，俱长今营造尺二尺有奇，博三存，一无铭，一铭二十九字”。

而福开森的记录则称当时一共出土了三件，至于这两者之间数量上的差异，仍待考证，也借此系列文章抛砖引玉，请教、就正于方家。

叁 太保玉戈铭文的释义

没有见到玉戈实物的杨调元，依据拓片将玉戈所刻的文字解释为二十九字：“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相南国，帅汉，徒守南，令奄候俘，用 十朋，走百人”。

杨调元认为这段铭文的意思是记录了周公三次伐奄中的最后一次，奄国又称商奄，都城在今山东济宁曲阜旧城东，该诸侯国曾参与了周初的三监之乱，后被灭于周公东征，周公旦封伯禽于奄国故地，以此建立鲁国。杨调元认为，这段铭文讲述的内容，大致意思是周成王克定商奄，褒赐召公姬奭的事件。

此后，国内学者依据两件拓片对铭文内容继续进行的研究。

1986年，岐山县博物馆庞怀靖先生对武敬亭留下的拓本作了认真分析考证后，在《考古与文物》上刊发了题为《跋太保玉戈——兼论召公奭的有关问题》一文，认为原题为《召公玉刀图》中的玉刀，定名误在认戈为刀，应为玉戈，依据铭文内容将其命名为“太保玉戈”。

庞先生据拓本中的器形、铭文内容分析考证，认为其中所刻的“大保”，正是周初太保召公姬奭，他考证《书· 顾命》等内容，发现其中多次提到大保，尤其是《顾命》一文中，首次将官衔与人名相连，称作“大保奭”，据此可以推知，当时任职“大保”的，只有召公奭一人。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学者终于有机会来到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亲自观察这一玉戈。比如1979年，李学勤先生出国讲学时曾亲见之。此外，包括陈梦家、李学勤、石志廉等学者都对铭文内容陆续撰文讨论，提出各自见解。

大体来讲，上述诸家认为铭文为二十七字。如下图弗利尔美术馆官方资料中引用陈梦家先生释文。

弗利尔馆方资料

该素材引用陈梦家先生1956年发表于《考古学报》上的文章，考证铭文为27个字，而不是端方或者杨调元认为的29字：“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大保省南或帅汉造*，南令*候用**，走百人”。（因输入法局限，具体文字请参阅上图内容）

其中“王”指周成王，“丰”指周都丰京，“太保”即辅佐成王的太保召公奭，“南国”是指分布在江汉流域的巴、濮、楚、邓等诸侯国。周成王令召公姬奭省视南方的诸侯国，召公于是南巡，以加强了周与南方各侯国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周朝在南方的影响力。

上世纪90年代，有学者继续对铭文作了补释，认为这二十七字释义大致为：召公奉周成王之命沿汉水南下，巡视南方诸国，因为濮曾协助武王灭商，召公在这次南巡时，奉命以百名仆御封赏濮候。

该太保玉戈从出土到流失海外时间很短，对于其研究条件有限。不过，目前出土的青铜器中，大概有20多件带有太保的铭文，有关学者对它们的持续研究，也能够有助于更清楚地解释这件玉戈上的铭文内容以及其历史价值。笔者亦希望借此系列文章抛砖引玉，请教、就正于方家。

本文为《“我在美国贩文物”——上世纪初与弗利尔做生意的中国商人们》系列文章第七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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