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6年邵宏渊为太尉，并善字画？

绍兴邵永庆

永庆注：邵宏渊1146即官居太尉，厉害。 同时，他善识字画，使我联想到一直在查找的邵溥公之子邵少微（《画继》载：“邵少微[宋]字叔才，郑州人，泽民子。善画，放旷不羁，不乐从宦，初为马曹，不一月弃官去，则取补官敕牒，尽画飞潜走伏之物，已乃抵於地，笔墨草具而有余意。眉悴厅壁，有烟林窠石，对宋庄所作松石，皆存。”）.而宏渊在很多邵氏宗谱中为溥博之子.........

一、

李唐，生于1066年，卒于1150年，字晞古，河阳三城人（今河南孟津），北宋末南宋初画家。他是一位由北宋画院南渡而进入南宋画院的画家。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徽、钦二帝被掳，康王赵构被迫南渡，李唐亦随之，一路颠沛流离，苦不堪言，逃到临安，以卖画为生。南宋建立恢复画院后，李唐经人举荐，进入画院，任画院待诏，时年近八旬。李唐擅画山水，一变荆浩、范宽之法，喜用峭劲的笔墨，绘出山川雄峻的气势。晚年删繁就简，创大斧劈皴，所画石质峭立、坚硬，立体感强。他的山水画创新意味浓，对南宋画院有着极大的影响，是南宋山水画新风的领航者。李唐的画风为刘松年、马远、夏圭、萧照等画家师法、接受，流传很广，对后世影响甚大。存世作品有《万壑松风图》《教子图》《清溪渔隐图》《长夏江寺图》《烟寺松风图》等，与刘松年、马远、夏圭并称为“南宋四大家”。

作为“南宋四大家”之首的李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山水画大师，而且是一位出色的人物画大家。李唐的人物画初似李公麟，以方折劲硬著称，内容大多描绘历史英雄人物，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如《晋文公复国图》《采薇图》等。

……

联系当时实际，“靖康之难”后北宋王朝被金人所灭，值得庆幸的是李唐在被押往金国的途中设法逃了出来。他吃尽千辛万苦一路南下，跟随康王赵构的大队人马，一直飘摇于扬州、绍兴、宁波等地，直至1132年才到临安安定下来。可是刚到临安，却举目无亲，因此李唐只能在街头隐姓埋名，靠卖画度日，境况十分的尴尬、艰难，于是写诗慨叹：“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燕脂画牡丹。”后被朝中太尉邵宏渊发现，立即向宋高宗赵构禀告。赵构知道李唐是个难得的绘画人才，便召他入宫。李唐进入画院时已年近八旬，加之他画名显赫，自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画家，画院中的后学莫不唯他马首是瞻，故很快成了画坛的中坚和领袖人物。

二、

万里江山知何处？靖康之变后一代宗师李唐的南渡之谜https://new.qq.com/omn/20190927/20190927A0IXFD00.html

靖康二年——在这条屈辱的历史分界线前后，中国画坛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面貌。

那些善于写诗作赋、风流倜傥的文人画家们从舞台上集体消失了，他们似乎将全部精力都集中于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与失望上。从李清照到辛弃疾，从陆游到范成大，从刘克庄到文天祥，文人士大夫阶层再也没有心情与雅兴像苏轼、晁补之、文同、黄庭坚那样画上几幅。

江山虽然缩水，但南宋宫廷画院的规模并不比北宋时期小。宋高宗赵构和他的前任徽宗一样对艺术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宫廷画家和民间画师们依然活跃。面对新的时代、新的山河，开创了另一种全新的绘画风貌。

然而，大多数画家的生平记载极为有限，我们只能依据散落于历史中的只言片语以及留存的作品中，去揣摩他们的思想和所经历的时代。比如开启新画风的一代宗师李唐，便有无数待解的谜团。在前辈学者对李唐的研究成果上，本系列文章尝试对李唐南渡前后不同的绘画风格做粗略总结，希望借此在介绍“牧童”、“农耕”这个相对狭窄的田园题材时，能够发现一些新的思路。

壹 李唐和那些南渡的宫廷画家们。

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金兵于四月掠走徽、钦二帝北撤后，宋徽宗的第9个儿子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改元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

1129年阴历二月，金兵南侵、焚扬州，高宗被迫渡江。此后金兵一路南侵，宋高宗率臣僚狼狈南逃，从绍兴到宁波，又从宁波到舟山，再从舟山到温州。此后，暂时将绍兴、临安等地定为朝廷行在，直到绍兴八年（公元1138）二月，高宗从建康出发，途经镇江、常州、无锡、平江、吴江、崇德，至临安府，正式定都临安。

本文一开始引用的几句词，便是一位名叫张元干（约公元1091——1175年）的人所作。在北宋灭亡、朝廷南渡这段时间，他首先利用词做武器，直接参加抗战派的政治斗争。张曾作过两首《贺新郎》，其一是寄怀李刚。这首《贺新郎》创作于高宗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是为胡铨所做的送别词。【注1】

胡铨因反对“和议”、请斩秦桧等三人在这年被贬为福州签判。后来秦桧找了个理由，将张元干除名削籍，此后他四处浪迹，客死他乡。张的这首《贺新郎》上下两片分别道出了不同的环境和感慨，就如已被历史割裂为两半的大宋江山——“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这后一片便代表了南渡之后北宋遗民的普遍心绪。

——从靖康之变，到绍兴八年定都临安，在这长达11时间里，包括李唐在内，刘宗古、杨士贤、李迪、李安忠、苏汉臣、朱锐、李从训、阎仲、周仪、胡舜臣等一大批北宋的宫廷画家们也随之南迁。然而，兴许是这些宫廷画家们本身的地位不高，也兴许是他们本人缺乏像李清照那样的才华（李在《金石录后序》中详细地记叙了自己追赶皇驾的南渡经历），在诸多画史的记载中，对于他们何时南渡、如何南渡？等等问题都缺乏详细记载。

因此，在探究历史的肌理时，这一段最难堪、最激烈的篇章反而最为模糊、最难呈现。在这漫长的十多年中，这些画家们如何躲避战乱、如何谋生、如何创作？等等问题都隐藏在历史深厚的浓雾中。

贰 有关李唐南渡时间的三种猜测

依据历代各家画史中的记载，后人对李唐南渡的时间以及何时补入南宋画院，形成了大致三种不同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看散落于画史中有关其记载。南宋邓椿在其所著《画继》卷六“山水林石”部分中称：“李唐，河阳人，乱离后至临安，年已八十，光尧极喜其山水。”邓椿的活动时期约为北宋末至南宋孝宗、光宗朝之间，在靖康之变中，他已经成年，也经历过这次南渡。对于李唐的记载如此简略，也可能是因为在同一时期，李唐的影响并没有之后那么大。

元人庄肃《画继补遗》中称：“宋徽宗朝曾补入画院，高宗时在康邸，唐尝获趋事。建炎南渡，中原扰攘，唐遂渡江入杭。夤缘得幸高宗，仍入画院。”

元人夏文彦大约在1365年完成了画史专著——《图绘宝鉴》，据其记载称：“建炎间太尉邵宏渊荐之，奉旨授成忠郎、画院待招，赐金带，时年近八十。”

此后，在晚明朱谋垔编撰的《画史会要》中，也沿用了夏文彦的说法：“李唐，字晞古，河阳三城人，徽宗朝曾补入画院。建炎间太尉邵（宏）渊荐之，奉旨授成忠郎、画院待诏、赐金带，时年近八十。”

比照各家记叙，元人夏文彦的记录较为详细。而庄肃与夏文彦均提到建炎年间，这让后人猜测李唐南渡、进入南宋画院、获得宋高宗赏识的时间，应为建炎年间，即公元1127——1130年。

然而回顾前文的描述，在这段时间中，高宗及整个朝廷班子的流亡，被冠以“巡幸”之名。高宗仅仅将绍兴、临安等地定为朝廷“行在”，即天子巡行所到之地。1129年，驻跸杭州时，诏以为行宫。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

直到绍兴八年(1138)，才给了杭州一个都城的名分，但仍称为行在，因为北方的开封才是人们心中的正牌首都。

在整个建炎年间，南宋的画院还没有建立，因此李唐在这一时期复入画院之说便不成立。

而《图绘宝鉴》中提到的另一关键信息：“建炎间太尉邵宏渊荐之”，意思是在建炎年间一位名叫邵宏渊的太尉推荐，李唐才得以进入画院，此后的明人的《画史会要》也延续了这一说法。

而南宋能够恢复设置画院，最早当在绍兴二年，以临安为行宫之后。而且画史中记载的其他由北宋转入南宋的画家们，其复职时间均在绍兴年间。日本学者铃木敬认为，南宋画院开设时间应为绍兴十一年到十五年之间，也即是在公元1141——1145年间。也有学者认为，南宋书院建立于绍兴十六年，即公元1146年，因此画院的恢复应在此之后。

据日本铃木敬对“太尉邵宏渊”的考证【注2】，以及依据南宋恢复设置画院的时间推测，李唐进入画院的时间应在绍兴二十六年至孝宗隆兴元年，即公元1156——1161年前后。

也有学者认为，李唐进入的画院并非实体画院，而是进入内廷为高宗服务，其时间可能更为靠前，应该在绍兴八年，即公元1138年之后，而不应为1146年画院建立之后。

比较上述三种说法，自1127年靖康之变后，李唐南渡直到进入宫廷画院前，浪迹于江湖的日子，最短为11年，最长则达30多年，而李唐的这一段经历，在史书上几乎是一片空白。

叁 李唐与萧照的流亡生涯

对于这段时间李唐的经历，相对详实的记录便是与另一位画家萧照有关的那段故事。

在高宗南渡之后，北方金人统治区禁止民穿汉服，依照女真人习俗剃发，否则处死。如此严苛的统治自然会导致原北宋遗民们抵抗，画家萧照便参加了这样一只游荡在太行山中的“盗贼”队伍。

元人庄肃在《画继补遗》中记载，萧照可能是建业人。靖康之变中，流入太行山为盗贼。在这里，他遇见了南逃被盗贼所俘获的李唐。他看见李唐的行李中均是画具，便仔细打听了李唐的遭遇。然后萧照便辞去群贼与李唐一同南下，李唐感其生全之恩，尽以所能授之。后来萧照也进入了画院。

虽然宋高宗对李唐和萧照很赏识，但从画史中记载来“夤缘得幸”、“荐之”等信息看，李唐与萧照在临安等地漫长的流亡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就南、北宋而言，其绘画风格之转变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因为无古可复，在哲宗、徽宗时期便强调的“复古”风气，在这时因为大量字画被金人掠走，或者毁于兵乱，画家们缺少了临摹、学习的对象。

被称作“天纵多能”宋高宗，虽然在政治与军事上并没有展现出才能，但在艺术上却继承了徽宗的天赋。据庄肃的描述，高宗不仅精通诗词、音乐，而且能书善画。于万几之暇，时作小笔山水，专写烟岚昏雨难状之景，非群庶所可企及也。此外，高宗在“驻跸钱塘，每获名踪卷轴，多令辨验”。他四处搜集、整理因战乱佚散的法帖、名画。高宗对作品和人才的爱护，为此后南宋画院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下图《赐岳飞手敕》便为高宗早年书法作品，约书于绍兴四年(1134年)前后，那时的赵构约27岁，而已经有相对成熟的风格。

我们再来揣摩下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有关李唐条目的记叙：“建炎间太尉邵宏渊荐之，奉旨授成忠郎、画院待招、赐金带，时年近八十。”按照上文的分析，李唐被高宗赏识绝不可能在建炎年间，那么夏文彦的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李唐南渡之后的一段连续性经历的描述。

所谓成忠郎，是一低级武职，徽宗政和（1111－1117）中，定武臣官阶五十三阶，第四十九阶为成忠郎。在这个职位上，李唐逐渐得到高宗的赏识，最后被封为画院待招，赐金带时，已经年近八十。

李唐本人为我们留下了一首诗，倒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想象的空间：

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如易作之难。

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

作此诗时，李唐已经远离了北方的崇山峻岭，兴许当萧照带着他逃出太行山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看看北方的大山了。出现在他眼中的是“云里烟村雨里滩”，这样淡远朦胧的江南山水，与他早年学习的范宽、李成等前辈笔下的巍峨险峻的高峰，以及瀑布、寒林等宏大、磅礴的景色完全不同。

而当他试图用另一种绘画语言描述这类景色时，显然遇到了创作的困境——“看之如易作之难”。不仅如此，他的生存也出现了问题，在那段穷困潦倒的日子里，他的画风与当时人们的审美需求并不匹配。他甚至考虑应该多买些胭脂，多画些象征富贵的牡丹花，迎合大众口味，借卖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也许正是在这段穷困潦倒的日子中，他才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底层的民众，才有过对生活深入地观察和丰富体验，也才能够将《村医图》中那些走方郎中、村民、顽童描绘的如此传神。上图《村医图》为立轴，绢本，淡设色，纵68．8厘米，横58．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未完待续）

附录

注1 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注2：本文此处参阅日本学者铃木敬《试论李唐南渡后重入画院及其画风之演变》一文，《新美术》，1989年，4月。（魏美月译，据《国华》1047号第88编 第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