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亢相关问题考述及范仲淹题跋

绍兴邵永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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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亢相关问题考述
连小刚1,庞艳霞2

1.镇江博物馆保管部,江苏镇江21200;2·宜堿市第三高级中学,湖北宜堿4414000

摘要:邵亢是北宋丹阳邵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他曾数次科举不第,后以制科入仕。根据其应考的情况观察,他应分别参加过学士院试与秘阁试。邵亢文学出众,交友广泛。考察其交友情况,可判断其反对变法的政治态度。史籍中对邵亢的评价多为正面,其被参知政事吴奎弹劾一事亦情有可原。

关键词：北宋 邵亢 科举入仕

邵亢（1014-1074），“字兴宗，丹阳人”［1］10335。祖居河朔，五代时其曾祖邵勋为躲避战乱渡江南下移居丹阳，至北宋时成为地方大族。邵亢在《宋史》中有传，神宗朝参知政事王珪为其撰有《邵安简公亢墓志铭》（以下简称《邵铭》）。关于丹阳邵氏家族的情况，严其林先生在《镇江进士研究》一书中已有介绍［2］，本文不再赘述。现专就邵亢的科举入仕情况、文学交谊等前人涉及较少的问题展开研究。
1科举入仕《邵铭》载“公始以羁孤自拔，及历事三朝，位二府，显矣”［3］19706，邵亢历仕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号为“执政”的枢密副使，可谓一时名臣。但他之前的科举之路并不顺畅，两次进士科落第，一次制科落第。关于进士科落第情况，《邵铭》载邵亢“幼聪发过人，方十岁时已能日诵书五千言。其赋诗纵豪，自乡里先生见皆惊伟之。两试进士于开封府，皆误用韵弗中。然而有司考其文，皆第一也”［3］19704。关于制科落第情况，《宋史》载为：“范仲淹举亢茂才异等，时布衣被召者十四人，试崇政殿，独亢策入等，除建康军节度推官。或言所对策字少，不应式，宰相张士逊与之姻家，故得预选，遂报罢”［1］10335。《困学纪闻》亦载：“宝元元年:七月，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著作佐郎田况、大理评事张方平、茂才异等邵亢。况所对策入第四等，方平四等次。亢与宰相张士逊联姻，报罢。况迁太常丞，方平著作佐郎，通判江宁府及睦州。况，信都人；亢，丹阳人也。”［4］按“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1］3603，茂材异等科即属制科中的一种，置于仁宗天圣七年（1029），“以待布衣之被举者”［1］3647。按茂才异等科由“本路转运、逐处长吏奏举”［5］5462，对象是“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景祐四年(1037)范仲淹始知润州，因而能够向朝廷推荐身为布衣的邵亢参加宝元元年（1038）的制科。邵亢入仕最早应在献《康定兵说》之后。《邵铭》载“赵元昊反，兵出数不利，于是诏求方略之士”，邵亢“进《康定兵说》十篇上之。又召试秘阁，授颍州团练推官”［3］19704。《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一》则载：“（康定）二年二月四日，学士院试郊社斋郎丘良孙，策三下；应茂材异等科邵亢，策三上；舍人院试永兴军布衣宋昭，策三下。诏良孙、亢并陕西初等职官，昭陕西簿尉。”［6］5847《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为：庆历元年（1041）二月甲申，“以应方略人、郊社斋郎邱良孙权耀州观察推官，布衣邵亢权邠州观察推官。亢尝举制策，报罢，于是献康定兵说，与良孙俱得试用”［7］3094。并“据毕仲游令狐挺墓志”指出，此次邱良孙所上实乃窃取此前令狐挺所献而藏于秘阁的50篇文章中的3篇，此事后被馆阁校勘欧阳修发现。据此三条材料判断，邵亢献《康定兵说》的时间应在康定二年（1041）二月四日前。按邠州时属陕西路，治所在今陕西彬县，然观察推官为两使职官，非初等职官，团练推官为初等职官，所授官职记载互异。一种可能是邵亢参加的学士院试与秘阁试是两次不同的考试，即先参加学士院试得授陕西职官，后参加秘阁试得授颍州团练推官。理由是：1) 邵亢确曾制科中试。据龚延明先生提出的鉴别科举及第与否的标准来判断，凡在北宋前期（元丰改制前）之文臣，其所系官衔中有屯田员外郎（郎中）、礼部员外郎（郎中）、工部员外郎（郎中）、祠部员外郎（郎中）、主客员外郎（郎中）等十五司郎官者，即可判定为制举、进士、《九经》出身人［8］。而邵亢在英宗朝“累迁祠部员外郎、同修起居注、兼判尚书礼部”［3］19705，由此可断定邵亢中过制科。因具体登科年代无考，故《宋登科记考》将其列入“阙年制举登科若干人”中［9］。2) 自仁宗朝开始制科的考试地点为秘阁。仁宗初规定的制科考试方法为：“先上艺业于有司，有司较之，然后试秘阁，中格，然后天子亲策之”［1］3647。聂崇岐先生也指出，仁宗天圣七年（1029）后制科“改差官试于秘阁——秘阁者，庋藏图籍之所也。自是以后，因而不改；故宋人记述，每有阁试之辞”［10］。史籍中关于制举试于秘阁的记载也很多。如天圣八年（1030）五月二十五日，“命龙图阁待制唐肃、直集贤院胥偃试武举人于秘阁。自后与制科同命官试于秘阁”［5］5587；同年六月十六日，“命翰林学士盛度、龙图阁待制韩亿就秘阁考试制科，度等上何咏、富弼论各六首”［5］5463。与邵亢同时代的苏颂（1020—1101）在元祐二年（1088）所奏《论制科取士乞加立策等增取人数》中亦言“本朝之制，又加以六论。或试于中书，试于秘阁，合格方得赴制举试”［11］。据此可知，邵亢“授颍州团练推官”当在通过制科之后。3) 馆职召试、献文召试一般在中书、学士院、舍人院举行。虽然馆职召试也有在秘阁举行的，如治平二年时英宗想根据唐朝旧例直接将苏轼召入翰林，而“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试秘阁”，“及试二论，皆入三等，得直史馆”［12］。但其所授官职均为馆职，而邠州观察推官、颍州团练推官皆非馆职，因此邵亢此时参加的应为献文召试。“宋代献文召试是一种独特的取士选官方式”［13］，其中所献的一类文章与兵书武学、战守方策有关。关于献方略的事例，史籍多载。如景德二年（1005），“汧源簿刘质上书，献《边防要论》（一作《边防兵要论》），召试中书，上嘉之，赐同进士出身”［14］；祥符中，张宗诲“增前议（《景德安边议》）为三十卷，上之，召试学士院”［14］；景祐三年（1036），审刑院详议官、殿中丞王果“上书陈择将备边之策，召试舍人院”［7］2799而除衣库副使。仁宗宝元、康定时，由于宋军对西夏战争连续失败，朝廷急需抗敌良策，因此大规模召试献方略者，给予其升职、授官或物质奖励。康定元年（1040），“永兴军进士杨蓍、卢觊授渭州、坊州军事推官。蓍、觊皆上书陈方略，召试舍人院而命之”［7］3005-3006。同年四月十日，“上封者言：‘投进文字人所献方略，事涉边机，并所试策多传本于外，望令有司缄藏。’诏谕学士、舍人院：‘今后试人，并须严密，无令漏泄。自余敕词制诰章表，不得传写于外。’”［6］5866可见此时仍由学士院、舍人院考试献方略者。综考可知，邵亢应是先通过进献方略、经学士院考试合格后授官，此后“又召试秘阁，授颍州团练推官”。据此，考察成书于南宋初的《石林燕语》所载“后因元昊叛，诏求方略之士，复献康定兵说十篇，召试秘阁，始得权邠州观察推官”之句［15］，“召试秘阁”应误，而宇文绍奕的《考异》与汪应辰的《石林燕语辨》均认为邵亢进兵说授“邠州观察推官”为误，应是将邵亢制科及第授官与献方略召试授官两事混淆。按治平四年（1067）四月十九日，朝廷先欲以邵亢代替韩维担任陕西路体量安抚使，神宗“以亢未尝历陕西任”［16］，而让孙永代韩维任此职。由此判断，邵亢在献文试策授官后可能并未赴任。如果此推测成立，那么颍州团练推官就是邵亢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按颍州时属京西北路，今安徽阜阳。邵亢在颍州时，知州为晏殊，晏殊知颍州在庆历四年（1044）至六年（1046）［17］，故邵亢任职当在此期间。此外，亦可断定庆历初年应举办过至少一次制科考试。

2文学交谊仁宗皇祐年间，邵亢任馆阁校勘，开始步入馆职行列，其后又任集贤校理、直史馆等馆职。北宋馆职皆为文学高选。《邵铭》称“其议论文章堂皇温雅，一时台阁闻人，盖有所不及”；“著有文集100卷，藏于家”，惜今已佚。《全宋文》收录其《与张龙图帖》等文七篇［18］75-78。《全宋诗》收有《题钓台》《重过京口》等诗五首［19］。其奏章辞理缜密，阐述有力；其诗文情景交融，意境深远。被收录进《中国文学家大辞典》［20］。邵亢在书法上也有一定造诣。熙宁年间，他曾撰《考次瘗鹤铭文》，在书法史上影响较大。《中国书法大辞典》载：“明赵琦美《铁网珊瑚》云：范仲淹《伯夷颂》跋有邵亢书。[永庆注：已查到，跋——“丹杨邵亢獲观熙宁庚戌（1070）二月庚寅记（时领荥阳舟次泗上）”见下图]宋朱长文《墨池编》称邵兴宗思致快锐。”［21］邵亢宦海沉浮约30年，与范仲淹、韩琦、晏殊、司马光、王安国、吴处厚、沈遘、钱公辅、王珪等贤才俊士曾有交谊。范仲淹曾推荐邵亢参加制科，对其有知遇之恩。制科落第后，韩琦曾作《邵亢茂材南归》一诗安慰，并勉励其“好俟乡人再推上，决科优等继平津”［22］。晏殊知颍州时，对担任团练推官的邵亢非常信任，“一以事诿之”。司马光与邵亢唱和较多，如庆历末年作《和兴宗夜直听雨》［23］86-87，皇佑三年作《送邵兴宗之丹阳》［23］120。皇祐四年乡试时，邵亢为吴处厚的考官，对其赏识有加，屡加论荐，常谓其诗有白居易之风，两人常有诗文往来［24］。邵亢还曾与司马光、江休复、范镇、宋敏求兄弟、韩维、裴煜、胡恢等共10人同在赵道士东轩宴集，席间每人赋诗一首［25］。嘉祐年间，沈遘曾向朝廷荐举邵亢担任侍从官，称其“器质浑厚，学术精明。其辩论足以当顾问之求，其文章足以备典册之选”［26］。熙宁二年（1069），应好友前明州太守钱公辅之请，邵亢作《众乐亭记》［18］434。任枢密副使时，曾与韩绛一起向朝廷举荐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参加制科［27］。邵亢病逝后，应其子所请，参知政事王珪（1019—1085）撰墓志铭。按司马光、吴处厚、王安国等人均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邵亢与之交好，由此推之，邵亢可能亦对变法持反对态度。《宋史》载“亢在枢密逾年，无大补益，帝颇厌之”［1］10337。按熙宁元年四月，神宗“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1］268，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神宗亦踌躇满志。在这个时间段，邵亢被神宗认为“不才”［28］，另提拔王安石推荐的陈升之代替，很可能就是因为其守旧的态度。《邵铭》亦载邵亢“虽蒙上知，然论事与时多不合，又言者间以伤公，乃引疾辞位”［3］19706，邵亢所言被认为不合时宜，在很大程度亦可能是因为其背离了神宗志在变法的政治方向。

3结束语

邵亢在史籍中的评价多为正面。如王珪在《邵铭》中称赞“其为人忠硕方靖，庄外而敏中，与人不苟合；为治恕以明。故其去常见思。”［3］19706《邵氏闻见录》称其为“名儒厚德之士”［29］。陆佃在《祭邵兴宗资政文》中赞其“重厚如山，闳深如海”，“公之学问，大白受采”，“公之政事，吏惮民爱”［30］。《东都事略》则称其“为人乐易，不忤物，有长者之誉”［31］680。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其生活简朴、乐善好施的品质。邵亢“少历艰勤，及贵盛，始终无少易”［3］19706，表明其即使显达以后也保持了从前简朴的习惯。做官后“禄入多以赒宗族”，以至于子女们将其夫妇二人归葬丹阳时“家无以归，上为治大第里中”［3］19706，神宗为其家人在丹阳建造宅第，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朝廷对邵亢美德的褒奖。需要注意的是，邵亢曾在御史中丞王陶弹劾宰相韩琦不赴文德殿押常参班一事中被吴奎弹劾，对此有必要讨论。事件的起因主要是王陶动机不纯，想借机扳倒韩琦上位，但中书在收到御史台的行状与韩琦收到王陶的行状后均“不报”的做法亦有失当之处。参知政事吴奎反劾王陶“阴阳不和，实由陶所致”，并弹劾“邵亢亦缘攀附，职为谏官，不能自持正论，轻为王陶驱迫妄言，当显黜以厉群臣”［32］5，暂扣神宗任命王陶为翰林学士的手诏三日不下。对此，邵亢上疏曰：“御史中丞职在弹劾，阴阳不和，咎由执政，而奎所言颠倒，失大臣体。且陛下新听政，命出辄废，何以令天下。”邵亢所言在理，切中神宗心意，因此“益眷公深”［3］19705。按邵亢与王陶同是神宗颍邸旧臣，又同为谏官，此时替王陶说话有朋党之嫌。但考察吴奎的劾词，主要是严厉抨击王陶“天资薄险，势利是视，巧诈反覆”，“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32］4。而对于邵亢，仅指责其偏袒王陶是受其驱迫胁使，并未批评其人品，并言“至如邵亢，尝闻德音，以为翻覆”，表明在此之前他对邵亢的印象很好。至于《韩魏公家传》所载，王陶被贬黜后，邵亢还想撼动韩琦，被神宗以韩琦有拥立之功拒绝，邵亢闻言“惶惧自悔”［32］10，后对韩琦儿子韩忠彦讲了神宗的原话，“意以盖己之失也”。这则材料说明两点：一是韩琦此时已与邵亢交恶，把邵亢看成与王陶同流，二是认为邵亢想掩盖自己的错误。由于韩琦久居相位，长期大权在握，难免有任性之举，因而会被王陶利用神宗即位之初“颇不悦大臣之专”［31］713的心理抓住机会弹劾。可能邵亢此时亦对韩琦专权不满，但与善于投机钻营、见利忘义的王陶不可同日而语。至于说邵亢对韩忠彦讲神宗夸韩琦的话是想掩盖此前的过失，亦是韩氏一家之言，邵亢此举亦可理解为是敢于承认错误、胸襟磊落的表现。即使果如其言，亦是瑕不掩瑜，邵亢品质的主要方面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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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题字最多的书法作品之一，范仲淹手书《伯夷颂》

文史西堤君

2020-12-26 23:11文化达人

十全老人乾隆皇帝爱在古人传世名书画上题字盖章，时至今日，被我国网民屡次群嘲。说到爱题字盖章，历来文人们都有此雅好，乾隆皇帝并非首创，只是附庸风雅而已，他之所以被群嘲，则因过于疯狂一些，盖的那些书画作品满屏都是他的印迹，所以被人嫌弃。说到被盖章最多的古代传世书画，一般去乾隆皇帝的收藏里去找就行，然而，说到被题字最多的，恐怕乾隆的收藏品也很难与范仲淹手书的相比。《伯夷颂》一文并非范文正所做，而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韩昌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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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是古代一个孤竹国的老王子，他爹要传位给他，他自以为不如弟弟叔齐贤明，把国君之位让给了弟弟。后来姜子牙助周武王伐纣，灭孤竹国，伯夷叔齐兄弟二人认为周武王灭商没有人臣之道，不愿归顺周武王，更不愿意做周朝的子民，于是兄弟二人跑到首阳山，以采薇为生，谁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他们吃的野菜，也是人家姬发万岁爷的，就这样，兄弟二人饿死了。

韩愈有感于当时唐朝士子没有伯夷这种独立之精神，只知道人云亦云，追随流俗，所以作《伯夷颂》以警醒鞭策士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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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北宋名臣范仲淹手书此文赠送北宋著名文学家、他的好友苏舜钦。范文正公虽非传世书法名家，然则毕竟是一代名臣贤相，所以此《伯夷颂》被历代好之者辗转收藏，在此过程中，每过一家之手，便留下了他们的题字或印章，其中不乏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比如北宋名相名臣文彦博、富弼、欧阳修，南宋奸相秦桧，元朝著名书法家、画家赵孟，明初重臣夏元吉，清朝名臣尹继善、于敏中等等。据清朝人统计：宋人题跋者凡二十九人，其末一人为秦桧。元人凡三十三人。明人凡十七人。清人凡十三人。共计九十二人题跋！除此之外，书卷中尚有“江宁开国”、“秦氏藏书”二小印，“秋壑珍玩”、“贾似道印”、“秋壑”三小印。说明，南宋奸相秦桧和贾似道都曾收藏或观摩过。范文正公手书此《伯夷颂》，历经四朝，颠沛流离，到清朝时，又回到范家后人范叔侗手里。

乾隆皇帝下江南，听说有此好物，兜里的印章又蠢蠢欲动，自然不会放过，大笔一挥，洋洋洒洒题了跋。

又有后人根据清代石刻拓本《御制高义园世宝》中《高义园伯夷颂题跋》统计，自乾隆帝三次御览后，《伯夷颂》又遭十数人题字，清人总题字最终为二十五家，则《伯夷赋》至少被一百零四人题过字，可谓被题字最多的传世书法作品之一。

关于《伯夷颂》真迹后来落入谁手，现在还没定论，范氏子孙说，一次祭祀活动，误烧了。作家李敖说，他收藏着呢。

真迹还未现身，这两种说法，不知道哪个为真，哪个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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