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绍兴邵永庆 于 2023-1-6 18:43 编辑
关于雍公6世、博公4世邵谔、邵莪（邵峨）生年考——
（引用专业人士论文）
永庆注：从论文中看主持“邵局”的内侍邵谔“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依北宋“两府提举“的旧例，高宗命宰执秦桧提举修造浑天仪，由内侍邵谔专门负责浑仪的制作。”按此推测邵谔的生年在1114年左右，1011+5*30=1162，为博公4世孙可能性似乎不大。待考！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6期·念第128期 第45页 祭器、礼器、“邵局” ——关于南宋官窑的几个问题 唐俊杰 【内容提要】作者在多年积累的考古实物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探讨了与 南宋官窑密切相关的诸问题：如南宋陶质祭器的使用与特征，王晋锡、邵谔与 礼器局、邵局、修内司官窑的关系，南宋官窑生产的仿青铜礼器瓷的性质与用途 等。作者认为，王晋锡之陶质祭器的烧造与邵谔之修内司官窑的建立，是先后发 生在南宋绍兴年间的两件不同的事件，两者之间并无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南宋陶 质祭器与官窑仿青铜礼器瓷在形制及用途上有本质的区别。 【关健词】陶质祭器王晋锡礼器局南宋官窑仿青铜礼器瓷 南宋官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杭州老虎洞窑址的发现，有 关修内司官窑的争议逐渐趋于一致，南宋官窑的研究也似乎归于明朗。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些固 有的问题并未得到很好地解决，如什么是南宋陶质祭器？南宋陶质祭器的烧造与修内司官窑的关 系，官窑仿青铜礼器瓷的实际用途等。由于这些问题与修内司官窑的置窑时间、官窑生产的性质与 特征等问题的研究紧密相连，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南宋官窑研 究的当务之急。 ………… 三、关于“邵局”与王晋锡 《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 青器，名内窑，纯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与旧窑大不侔 矣。”(3)邵成章为邵谔之误，已成共识，邵谔提举后苑、号邵局也是事实。 后苑（或后苑造作所、后苑作生活所等）是内廷机构之一，隶属入内侍省，其职责是“掌造作禁中及 皇属婚娶之名物”，其下设有很多作坊。北宋靖康元年(1126)，因军事紧急，钦宗诏令罢内外官司 局一百余处，只留后苑作“以应奉道君皇帝”，南宋沿置。虽然后苑并无窑作的相关记载，但南渡以 后，随着需求的扩大，考量当时的实际情况，朝廷在后苑下设立第一座官窑一修内司官窑应是合 理的。因为官窑本来就是为皇室提供御用瓷器，从某种程度上说，其供御特性与后苑是相同的。 邵局是个什么机构呢？《研北杂记》云：“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 工隶之，谓之邵局。"《容斋笔记》载：“秦桧修礼乐，文太平，止专用一宦者主之，人呼为邵局， 今浑仪乐器中，犹铸邵名，礼乐之器，间有不合经典处，是欠名儒讨论。”但据文献记载，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宋史》卷一三〇《乐志第八十三·乐五》：“时给事中段拂等讨论景钟制度，…遂遵用黍尺制造，钟成，命左仆射秦桧为之铭…” (2)《咸淳临安志》卷一《行在所录·皇城图》。 3)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九《窑器》，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 4)《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第一百十九》：“后苑勾当官无定员，以内侍充掌苑囿池沼台殿种执杂饰，以备游幸。造作所掌造作禁中及皇属婚娶之名物。” 5)《宋史》卷二三《本纪第二十三·钦宗》：“（靖康元年正月）罢内外官司局所一百五十处，止留后苑以奉龙德宫。"《咸淳临安志》卷一〇《行在》所录“内诸司”。 6)元陆友：《研北杂记》，万历秀水沈氏刻宝颜堂秘笈本。 7)《永乐大典》卷一九七八一《邵局条》。
了绍兴十三年参加过车辂仪仗的制作外，邵谔并未参与礼器局的造作活动”。秦桧专用邵谔主修 的所谓礼乐器实际是指观察天象的浑天仪。《宋史》卷八一《律志十四》记：“于是命秦桧提举，时 内侍邵谔善运思，专令主之，累年方成。"由于浑天仪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且铜料耗费众多， 北宋旧例先造木质小样，经检验准确后，再由宰执提举，内侍副之，“置局如样制造””。南渡之 初的绍兴二年(1132)，高宗就命太史局令丁师仁等造浑天仪，由户部收买原料，临安府“和雇” 工匠。但由于缺少“浑仪之法”和“铸作之工”，终未成功。绍兴十四年（1144）四月，依北宋“两府提举“的 旧例，高宗命宰执秦桧提举修造浑天仪，由内侍邵谔专门负责浑仪的制作。由于邵谔提举后 苑，其下有高手工匠数百，有能力完成制作任务。这项造作工程耗时数年，先后有众多工匠参 与，即所谓“百工隶之”。因此，所谓“邵局”实际上是民间对当时邵谔所领浑仪制作机构的称谓。 南渡之初的绍兴年间是南宋重建礼乐制度的高峰期，而礼乐制度涉及许多方面，包括仪仗、冠 服、祭器、法物、宫架大乐、律历等。浑天仪虽为观察天象的仪器，但它与礼乐制度不无关联，《宋史》 在记述南宋重制浑天仪的相关章节中，首语即为“中原既失，礼乐沦亡。故后人的笔记杂文将其 归于“文太平”的礼乐器也不失为全过。 就在邵谔专主浑天仪的同时，南宋更为重要的一项造作活动即礼器局也在运作之中。同邵谔 制作浑天仪的机构一样，礼器局也是临时机构，而具体器用的造作则是由王晋锡负责实施，这在文 献中有明确记载。王晋锡为朝廷制作礼乐器的种类很多，有铜、陶、玉、石等，其下势必有较多临时 性作坊，而烧造陶质祭器的窑作只是其中之一。绍兴十六年（1146）十月，宰相秦桧等向高宗进呈新制礼乐 器，礼器局的任务业已完成，礼器局随即被撤销，王晋锡的临时窑作理应随礼器局的其他作坊一起 撤销。 入内内侍省作为内廷宦官署，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帝、后妃居所承担饮食、寝居等日常生活的侍奉、 执役等事务，间或勾当御药院、内东门司、合同凭由司、后苑、龙图天章宝文阁、军队引见司及翰林院等 内廷机构。同时，为加强朝廷的监督和管理，宋代也经常临时差遣内侍勾当（南宋称干办）朝廷的重要 事务，即“中使”外任，督察众务。鉴于北宋后期内侍专权，祸及朝廷，南渡以后，对内侍的管理多有 加强，如严禁内侍使臣与兵将往来，内侍官不许出谒及接见宾客等，“中官只令承受宫禁中事，不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宋会要辑稿》第四十三册《舆服一之二一、二二》：“有诏，车辂仪委工部尚（书）莫将、户部尚书张澄，同内侍邵谔制造。" 2)《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三册《运历二之一四、一五》：“徽宗宣和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诏置讨论制造玑衡所，以宰相王黼总领，内符师成副之。先是黼奏得方士玑衡之书，造小样验之，于天运合如唐一行之制，乞命有司置局如样造。” 3)《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三册《运历二之一八、二五·绍兴浑天仪》。 4）《宋史》卷八〇《律历志第三十四·律历十四》。 5）《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七册《崇儒七之四六》：“绍兴十六年十月二日，御射殿召辅臣观新制郊庙礼器…”《中兴礼书》卷一〇《吉礼十·郊杷祭器二》：“（绍兴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工部状…本寺契勘，昨系礼器局添造到大礼铜、陶、竹、木礼器并景钟大乐等，未经官司雅饰，伏乞朝廷指挥令工部军器所一就修整施行。批送工部依所申。”
预闻他事”。礼器局不是内廷机构，其负责人是给事中段拂，王晋锡只是临时差遣。因此，王晋锡在 入内内侍省虽是邵谔的下属，但在其临时干办朝廷交办的其他事务期间，他并不需向邵谔负责。 据文献记载，绍兴十九年(1149)，为朝廷添修陶质祭器的机构是临安府，原因是当时的工部 军器所无法完成陶质祭器的添修任务，而临安府有添修太庙陶质祭器的经验和能力”。从老虎洞窑 址发掘的情况看，内窑的烧造时间起码延续至南宋中期以后。如果邵谔之内窑确是为烧造陶质祭器 而设，礼器局撤销后，其窑场尚在，朝廷为何将这次添修任务先交由工部军器所，再由临安府来承 担呢？如果内窑只是烧造陶祭器的初始窑场，礼器局撤销后，又改为烧造御用瓷器，那么绍兴十九 年之时，其窑场也还在凤凰山下，朝廷为何舍近求远、避重就轻，将数量达460件之多的陶质祭器交 由临安府来处置呢？如果礼器局撤销后，内窑由临安府接管，换言之，内窑由内庭机构后苑变更为 临安府管辖，文献记载又为何将内窑的建制始终归于内廷机构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绍兴 十九年之时，邵谔之内窑尚未建立。临安府担此重任当是权宜之计、无奈之举。从《坦斋笔衡》看， 邵谔提举后苑、号邵局在前，置窑于修内司在后。邵谔完成浑天仪制作的时间大约在绍兴后期， 其内窑的设立当在其完成浑天仪的制作之后，最早不及绍兴十九年（1149），最晚不会超过被罢职的绍兴 三十二年(1162)。 邵谔专修浑仪与王晋锡充礼器局的起始时间虽然相近，但二人所承受的事务及结束时间却大不 一样，内窑的设立自然与王晋锡无关。因此，王晋锡参与礼器局的陶质祭器的烧造，与邵谔之内窑 的建立，这看似复杂又容易误解的记载，实际是指先后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的两件不同的事件，二 者之间并无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当年邵谔“置窑于修内司”，既是巧合也是必然，因为这里有制瓷所 需的原料，又离皇宫后苑较近，便于管理和运输。考量当时南宋朝廷的实际情况，随着各项造作活 动的进行，特别是礼乐器的制作完成，在皇城根下置一小型窑场，既满足了宫中用瓷的需求，也是 当时的财力和物力所能承受的。 陶质祭器的使用并非南宋首创，在北宋官窑建立以前，朝廷就将陶质祭器用于郊祀，原因是礼 家所谓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故言陶质祭器必及官窑的说法是片面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第一百十九·入内内侍省》。 2)《中兴礼书》卷一〇《吉札十·郊庙祭器二》：“（绍兴）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指挥大礼仪仗等自来年正月一日令有司检举修整…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伏乞朝廷指挥一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后批造工部依所申施行。” 3)《咸淳临安志》卷一〇《内诸司》中所记载的“雄武营山上"的青器窑即为“内窑”，亦即修内司官窑。 4)《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三册《运历二之一八》：“至是命秦桧提举修制，其后委内侍邵谭专主之，后浑仪虽成，至绍兴三十二年谔亦罢职，遂以浑仪付太史局安设焉。” 5)《宋史》卷九八《礼志第五一礼一·吉礼一》：“元丰六年，详定礼文所言，本朝吴天上帝、皇地柢、太祖位各设三牲，非尚质贵诚之义，请亲祠圆丘、方泽正配位皆用犊，不设羊豕，俎及鼎七，有司摄事亦如之。又篮、簋、尊、豆皆非陶器，及用龙杓，请改用陶，以耀为杓。”
唐俊杰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长期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主持或现场负责杭州南宋太庙遗址、南宋皇城遗址、南宋德寿宫遗址、南宋御街遗址、南宋钱塘门遗址、南宋乌龟山窑址、宋元老虎洞窑址及富阳泗州宋代造纸遗址、临安宋元天目窑遗址等考古发掘项目。主持编撰《南宋太庙遗址》、《南宋御街遗址》、《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南宋临安府治与府学遗址》等系列考古发掘报告。合作撰写《南宋临安城考古》和《南宋官窑》等专著。主要学术论文有《南宋临安城御街考辨》、《宋代官窑的发展脉络及影响》、《南宋官窑的产品特点和生产方式》、《汝窑、张公巷窑与南宋官窑的比较研究》、《关于修内司窑的几个问题》、《祭器、礼器、‘邵局’——关于南宋官窑的几个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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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0-9 10: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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