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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国八百年》主要内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国八百年／彭华著．—北京：中华书局，2018.7 ISBN 978-7-101-13179-6 Ⅰ．燕… Ⅱ．彭… Ⅲ．中国历史-研究-燕国（前11世纪~前222） Ⅳ．K23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6464号 书 名 燕国八百年 著 者 彭华 责任编辑 吴艳红 封面题签 鲁九喜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8年7月北京第1版 201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插页2 字数320千字 印 数 1-3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179-6 目录 序 绪论 上编 第一章 燕地的自然环境 一、地形和气候 二、岩石和泥土 三、动物和植物 四、矿产资源 第二章 燕地的考古学文化 一、旧石器时代 二、新石器时代 三、夏朝时期 四、商朝时期 五、周朝时期（封燕之前） 第三章 开国时期（西周—春秋） 一、召公其人 二、周人封燕 三、“春秋事语” 四、所谓“南燕” 第四章 发展时期（战国） 一、对外关系 二、迁都于易 三、禅让事件 四、伐燕行动 第五章 强盛时期（战国） 一、破燕之后，昭王即位 二、励精图治，礼贤下士 三、苏秦入齐，为燕反间 四、乐毅伐齐，势如破竹 五、破胡置郡，修筑长城 第六章 衰落时期（战国） 一、田齐反攻 二、燕赵战争 三、荆轲刺秦 四、国破家亡 下编 第七章 经济制度 一、农业 二、畜牧业 三、手工业 四、商业 五、建筑业 六、交通 七、城市 八、人口 第八章 政治制度 一、官僚机构 二、封建制度 三、封君制度 四、军事制度 五、法律制度 第九章 古族与古国 一、有易氏 二、孤竹 三、令支 四、国与箕国 五、蓟国 六、韩国 七、鲜虞—中山 八、屠何 九、俞人 十、秽貊 十一、山戎—北戎—无终戎 十二、代 十三、林胡—东胡—楼烦 十四、其他 第十章 思想文化 一、语言文字 二、思想理论 三、文学艺术 四、科学技术 第十一章 社会生活 一、衣食住行 二、婚姻丧葬 三、宗教祭祀 四、民风民俗 第十二章 燕国人物 一、国君 二、宗族 三、封君 四、大臣 五、义士 六、方士 七、诸子 八、其他 附录 一、燕国世系表 二、燕国大事年表 三、甲骨文、金文著录书目及其简称 四、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谢维扬 绪论 本书先后出现过“燕”、“燕国”与“燕地”三个术语，它们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有所区别的，但 有时也会出现混合使用的情况。大致而言，“燕”是（姬姓）“燕国”的简称，“燕国”特指周朝时期的姬姓燕国（北燕），“燕地”多数时候指代的是“燕国的统治疆域”（周朝）或“燕国曾经统治过的疆域”（秦汉）。总之，它们都是时空术语，即地理空间上的同时又是历史时期的（姬 姓）燕国。在空间上，本书的研究范围基本上以周代燕国的最大疆域（“燕地”）为界。 古人曾经使用过“燕地”一词来指代历史时期的燕国疆域，并有过较为严格的限定。如《汉书·地理志下》说：“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 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 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 焉。”《汉书·地理志》是按照汉代的行政区划来界说“燕地”的，并且所依据的是文献典籍的记载，但也大体可信。那么，燕国的最大疆域（“燕地”）究竟如何呢？ 燕国疆域的东部，肯定已经抵达辽西地区。《史记·匈奴列传》说：“燕亦筑长城，自造阳 （今河北赤城县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老城），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 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所载，业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考古发现所证实。地处大凌河畔的辽宁喀左县，曾经发现过西周初年燕国祭祀山川时埋藏的青铜礼器（窖藏），所出铜器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的关系十分密切，不仅两地铜器铭文中的“匽侯”字体完全一 致，而且“ 侯亚 ”也见于传出北京卢沟桥的亚盉，伯矩所作之器（如伯矩鬲、伯矩盘等）也曾在琉璃河发现。更为难得的是，琉璃河253号墓发现的方鼎、甗、卣等器，铭文内容 与小波汰沟所出圉簋相同，它们是燕国曾经经略东北大凌河流域的证据。研究者认为，“这些情况说明，周初燕国的势力范围，确已到达辽西地区” (1) ，“综观这些发现，很可能周，更准确一点说是燕，曾对辽宁省西南角大凌河沿岸地区进行过拓殖” (2) 。 根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372—451）注引《魏略》记载，燕将秦开击退东胡 以后，又进攻箕氏朝鲜，将燕国的势力推进到满番汗（今鸭绿江下游一带）。所以，燕国疆 域东部的南端可以界定在今鸭绿江流域。考古学资料显示，燕国疆域东部的南端偏北，应当 已经远而及于吉林省东南部的图们江领域。“虎谷、五洞等遗址战国时期燕系统铁器的成批发现，以及吉林学古东山、梨树二龙湖等地燕国铁器的较多出土，暗示出战国晚期后半燕国的势力范围或其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今日辽宁东部，而及至吉林东南部的图们江流域。” (3) 至于燕国疆域东部的北端，则包括长城以北的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吉林的西部地区。在内 蒙古自治区奈曼旗南湾子公社三一大队善宝营子屯东半里，发现了战国时燕国建立的沙巴营 子古城。 (4) 在敖汉旗西北约30公里老哈河南岸的四道湾子发现了燕国的“狗泽都”遗址 (5) ，“狗泽都”三字是用典型的燕国长条形玺印成的。在吉林省四平地区北部梨树县石岭乡二龙山村北崴子屯，也发现了二龙湖燕国古城址。 (6) 考古专家认定，二龙湖古城遗址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北部的边城。 (7) 20世纪70年代末期，考古工作者对吉林省集安县高句丽国内城进行了勘测和发掘 (8) ，除出土燕国“明刀”外，还曾出土过“安阳布”、“平阴布”等赵国货币。 (9) 研究者认为，战国末期燕国势力已经达到集安县高句丽国内城一带，这是战国晚期辽东郡塞外的一个据点。 (10)燕国的西部疆域，就在今山西省东北部的浑源县一带。此地原属代国，代为赵襄子灭亡后，复属赵国（《史记·赵世家》），但赵国只控制了夏屋山（在今山西东北）以南的地区，而夏屋山以北地区后却落入燕国。 (11)燕国的南部疆域，在今河北唐县、顺平县（原完县）一带。此地原属中山，燕国南下进攻中山时，将之纳入自己的版图。即《战国纵横家书》所说的“过燕阳、曲逆”，注释说：“阳、曲逆，并燕国地名。阳在今河北省唐县东北，曲逆在今河北省完县东南。” (12) 2006年在河北省唐县发掘的南放水遗址，计有夏、西周和东周三个时期的遗存 (13) ；西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体现了西周文化的强烈影响，或可代表西周燕文化位于大清河及其支流唐河、漕河流域的一个地方类型。 (14)加上地处燕国核心地区的北京市、天津市，燕国的最大疆域（“燕地”）如下：即相当于 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中北部、辽宁、吉林西部、山西东北角、内蒙古南部的部分 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 当然，本书所涉及的部分内容（如某些“古族”与“古国”），它们所在的地域实际上已经部分溢出了“燕地”这一范围，与燕国只是毗邻关系，但笔者也把它们列入了本课题的研究范围。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在先秦时期，各国没有明确而严格的“国界”（boundaries） 概念；加之它们与燕国又有着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燕地”向来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旧石器时代的金牛山人、北京人、新洞人、山顶洞人等，就活动在“燕地”；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雪山文化、磁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及东胡林人等，也出现在“燕地”。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址，更是层出不穷，蔚为大观。 (15) 无可否认的是，上述种种“考古学文化”的先民，他们不但“生息”在此，而且“繁衍”在此，部分居民后来即融入“燕民”的范畴（尤其是以北京人、山顶洞人、东胡林人为代表的燕地先民最具有说服力）。 在时限上，本书所涵盖的主体内容堪称“上穷碧落下黄泉”，即往上溯源于商末周初，往下跟踪至战国末季；但主体部分的时限仍然落脚在周朝（西周和东周）。有时为了论述的方便和研究的深入，则又往上追溯到夏朝和商朝早中期，往下追踪至秦末汉初。 燕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弱小的诸侯国，“［外］迫蛮貊，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 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但因文献材料的缺乏（关于其早期历史，记载更是阙如），致使司 马迁在撰写《史记·燕召公世家》时空余慨叹。研究燕国历史在材料上（传世文献）的独有困难 (16) ，尤以其早期历史（西周至春秋）为甚。主要记载燕国史事的“燕之《春秋》”（《墨子·明鬼下》），可惜早已亡佚；《竹书纪年》原书已于宋代散失；《国语》没有专门的《燕 语》，而其他诸“国语”中附带提及燕国者，又少得可怜；《左传》记载燕国的材料，也不过 屈指可数的几条。（西周、春秋典籍关于燕国史事的记载如此之少，当与对外交通要道被切 断、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有关。 (17) ）而《史记·燕召公世家》则以“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一语带过燕国的原初历史，接下来罗列的数条，也不过是“某某卒”、“某某立”一类“断烂朝报”式的“流水账”，并且还有把姞姓南燕误作姬姓北燕的地方。 进入战国以后，记载燕国历史的材料逐渐增多，但随即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材料真伪难辨。《战国策》记载的本是策士们的纵横捭阖之语，所序历史编年本就杂乱无章；而司马迁假以入《燕召公世家》，愈发滋生舛误，而其舛误之最大者，恐莫过于苏秦之事。研究者多利用《竹书纪年》来校正《史记》的六国纪年，可惜的是，《竹书纪年》后来虽多有辑佚，但难以复其原貌。幸运的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战国纵横家书》以及《春秋事语》，学者们借助于《战国纵横家书》这一“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 (18) 研究燕国历史，使得燕国的战国史明晰了许多。 (19) 后世所传《燕丹子》三卷，虽然作者不明、年代尚难考定，但记事多与《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载相合 (20) ；就文体而论，可将其归入“历史故事”一类。 (21) 惜乎《燕丹子》仅载战国末期太子丹、荆轲一段史事，信息量实在有限。先秦诸子之作，关涉燕国者甚寡，有则多为片言只语。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平的《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上下册），该书几乎将关涉燕国历史的材料（主要是文字材料）网罗殆尽，给研究者在材料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堪称一次材料的大总结。 至于关于燕国的实物材料，则在20世纪发生了令人欣慰的变化。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的1929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古物保管委员会就对燕下都进行了实地考察；随后，于1930年3月组建“燕下都考古团”（以马衡为团长），于4月27日开始进行发掘。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燕下都的发掘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22) ；1996年，文物出版社推出了堪称集燕下都考古资料之大成的报告——《燕下都》（上下册），算是一次大总结。石永士和石磊合作撰写的《燕下都东周货币聚珍》一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专攻燕下都出土的东周货币资料，其第一章专门论述“燕国货币”，第七章集中论述“铸币范”（尖首刀范、匽字刀范），第八章综合论述“燕下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东周货币和铸币范”。该书既是对出土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也有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与燕下都相对应的（也许是更为核心的）考古发掘工作，则在北京市西南琉璃河一带进 行着，其最终成果汇集为《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5年）；尤其是琉璃河有铭铜器的出土，更是大大改变了关于燕国早期历史一直阙如的状 况。琉璃河、燕下都考古发掘资料的汇总，是燕国出土材料的两个大宗。除此以外，诸如辽 宁喀左、北京昌平、河北承德等地考古发掘简报的问世，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燕国材 料”的内涵。 司马迁曾经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道：“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北迫 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 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史记·燕召公世家》）燕国从公元前11世纪中叶开国到公元前222年灭亡，前后绵延800余年，历史可谓长久。 对燕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可以上溯至20世纪20年代。1890年，直隶涞水县（今属河北保 定市）张家洼出土了“北伯”鼎和卣 (23) ，王国维（1877—1927）随即于1919年秋作《北伯鼎跋》，认为北即邶，而“邶即燕” (24) 。王国维此文可以作为燕国史研究的滥觞，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笔者写作此书，算是踵武前贤。 本书立意于（同时又是立足于）王国维当年率先倡导并且身体力行的“二重证据法” (25) ， 即既充分采用传世文献，也合理运用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同时，适当援引民族学、人类学 的相关材料，合理参照国外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如此而为，约略近于陈寅恪（1890—1969）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所说“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三曰取外来之观 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26) 。 总之，本书力求多管齐下，以期完整呈现两三千年前燕国历史文化的风貌与全貌。 ———————————————————— (1) 王世民：《喀左铜器窖藏》，《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48页；佟 柱臣：《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 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44页。 (2) ［美］李峰著，徐峰译，汤惠生校：《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7年，第382—383页。 (3) 王巍：《中国古代铁器及冶铁术对朝鲜半岛的传播》，《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 (4) 李殿福：《吉林省西南部的燕秦汉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5)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四道湾子燕国“狗泽都”遗址调查》，《考古》，1989年第4期。 (6) 四平地区博物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调查简报》，《考古》，1988年第6 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四平市二龙湖古城遗址2009年抢救性发掘》，《北方文 物》，2012年第4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吉林省四平市二龙湖古城遗址发掘报 告》，《边疆考古研究》第十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 (7) 《吉林发现燕国最北边城》，《人民日报》，2003年7月30日。 (8) 集安县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第1期；吉林省考古研究所、集安博 物馆：《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4年第1期。说明：吉林南部是高句丽崛起之地，鸭绿江中游和浑江流 域是古代高句丽的发祥地。公元前37年，高句丽建都卒本川（今辽宁桓仁）。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今吉林集安）， 并构筑尉那岩城。 (9) 古兵：《吉林集安历年出土的古代钱币》，《考古》，1964年第2期。 (10) 李殿福：《国内城始建于战国晚期燕国辽东郡塞外的一个据点之上》，《东北史地》，2006年第3期。 (11) 详见本书第九章第十二节。 (12)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92页（正文）、第94页注释⑳。 (13)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河北唐县南放水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4期。 (14) 段天璟、朱永刚：《南放水遗址夏和西周时期遗存的初步认识》，《考古》，2011年第4期。 (15) 详见本书第二章。 (16) 陈平在《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下册）的后记中说，“燕史资料的匮乏散缺、淆乱讹误为先秦史列国之最”（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63页），于此深有感触。 (17) 《穀梁传》庄公三十年：“燕，周之分子也。贡职不至，山戎为之伐也。”晋范宁注：“言由山戎为害，伐击燕，使 之隔绝于周室。” (18) 唐兰有同名论文《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载于《战国纵横家书》的附录（第123—153页）。 (19) 唐兰、杨宽、徐中舒、马雍等学者均认为，《战国纵横家书》是可信的。但也有少数学者持否定看法，如赵生群 即认为，《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为后人假托，并不可信”（《〈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浙 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0) 《文献通考》卷二一五《经籍考》四二引《周氏涉笔》云：“燕丹、荆轲事既卓佹，传记所载亦甚崛奇。今观《燕 丹子》三篇，与《史记》所载皆相合，似是《史记》事本也。” (21) 孙晶：《〈燕丹子〉成书时代及其文体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 (22) 其大体情况，可参看傅振伦（1906—1999）的《燕下都考古系年要录（1921—1987）》（《文物春秋》，1990年 第3期）。 (23) 北伯铜器出土后，除北伯簋现藏故宫博物院外，余皆流失。其铭文拓片，散见于以下诸书：《三代》2.41.8、 5.14.8，《美录》A617、R341，《三代》11.26.2。 (24) 王国维：《北伯鼎跋》，《观堂集林》（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5)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2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9页。
【摘录】
第三章 开国时期（西周—春秋） 从本章开始，本书将以整整四章的篇幅（第三、四、五、六章）重点论述燕国总计八百余年 的历史（从公元前11世纪中叶开国到公元前222年灭亡），行文的着重点是燕国的政治、军事 和外交。 一、召公其人 （一）姓氏家世 召公，名奭，姬姓，这应当是确凿无疑的。但学术界曾经有人怀疑过召公的姓氏，或认 为召公并非姬姓。早在东汉时期，高诱就认为“燕姓姚” (1) 。比如童书业，因为“北燕来历迄今 难考”，进而怀疑“北燕是否姬姓，今尚难悬断”。 (2) 而齐思和则径直认定燕是“冒为姬姓”，“后 读《汉书·地理志》，燕、吴故国皆在中原，始知其后来之燕、吴皆原本夷狄而冒为姬姓者 也”。 (3) 燕乃召公之封国，怀疑燕国的姓氏，即是对召公姓氏的怀疑。 根据传世典籍的记载，召公姬姓当无可置疑。《世本》卷三《王侯谱》说：“燕，召公奭 初封，周同姓。”卷四《世家》说：“燕，姬姓，伯爵。”《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召公奭， 与周同姓，姓姬氏。”《论衡·气寿》云：“邵公，周公之兄也。”《风俗通义·皇霸·六国》 曰：“燕召公奭，与周同姓。”《广韵·先韵》云：“燕，国名，亦州。又姓，邵公奭封燕，为秦 所灭。子孙以国为氏。”顾炎武（1613—1682）虽然不承认召公与周的宗族关系，但并没有否 认召公姬姓之说，“黄帝姬姓，召盖其后也”（《京东考古录·考蓟》）。 召公之所以名召，是因为其封邑在召（今陕西省岐山县西南）。《燕召公世家》集解 说：“谯周曰：‘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索隐》的说法与此大致相同，但又胪列 了另外一种说法，“召者，畿内菜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或说者以为文王受命，取岐周 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诗》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阳，故言南 也”。《燕召公世家》说周成王时，“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所谓“食 邑于召”或“分陕而治”，当属同一事，即召公的采邑在召。 召公虽为姬姓，但恐非文王嫡子，与伯邑考、武王、周公等嫡系兄弟有别，当属“庶 出”，即文献中所说的“支庶”、“支族”、“庶子”。《世本》（秦嘉谟辑补本）：“召氏，周文王 子召公奭支庶。”《古史考》：“（召公）周之支族。”（《燕召公世家》集解引）《帝王世 纪》：“邵公，为文王之庶子。”《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召公奭、毕公高，周同姓，或云皆 （姬）昌庶子。”刘节（1901—1977）认为：“北燕和南燕是一个部族的分离……北燕后来改 作姬姓，是有很深的渊源的。燕召公与召穆公虽同为召氏，可是召穆公是周人直接的系统， 燕召公可不是直接的系统，是间接的系统。” (4) 他对召公为姬姓一端加以怀疑虽不可从，但所 述“间接的系统”一语却不无可取之处——只是他的理解尚有偏差（对“召公为文王庶子”一事 置若罔闻）。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以事实证之，周初三公，惟周公为武王母 弟，召公则疏远之族兄弟，而太公又异姓也” (5) ，识断精辟，此为正解。 在甲骨卜辞中，曾经出现过作为地名的“召”（《卜辞通纂》615、620，《殷契粹编》 1124，《殷虚书契》2.22.1，《合集》33033、36677、36734）、“召方”（《合集》32815、 33015、33016、33022、33023、33025反、33026、33028、33058）；在小屯南地甲骨卜辞 中，也出现过“召方”（《屯南》81、267、1099、1116、4317），有时是被征伐的对象（“伐 召方”）；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中，也出现过作为地名的“邵”（《花东》237、275、 449），并且是被征伐的对象（“征邵”、“伐邵”）。在殷商金文中，也出现过“召”，如“在召大 厅”（四祀 其卣，《集成》05413）。郑杰祥指出，“卜辞召方所在不能确指，据下述卜辞 所记与召方相系联的方国、地名来看，它应当位于商王朝的北方” (6) 。按：郑氏所云“下述卜 辞”，即“召方”与“竹”见于同版卜辞，“己亥卜，贞：竹来 （以）召方，于大乙朿”（《屯 南》1116），“□□卜，贞：竹来 （以）召方，彘于大乙”（《屯南》4317）。郑氏据此推 断，“卜辞‘竹来以召方’，即竹族与召方相协而来，可知召方与竹族相距不会太远，召方可能 在竹族以南” (7) 。 郭沫若（1892—1978）认为，甲骨文中的“召”地在今山西垣曲县东 (8) ；白川静（1910— 2006）认为，召族在商都之西（可能在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属姬姓，在商末与商为敌 (9) ， 后横穿河南到达山东，又进入河北至辽宁地区。 (10) 杜正胜据白川静《召方考》推测，召族本 是盘踞在今河南西部的姬姓别支，以召公为族长，是殷末周人的东邻 (11) ；杜勇认为，召族原 居东方，且与殷人时有摩擦，是周人可以利用的一支重要的反殷力量（召公应即上述《卜辞 通纂》620卜辞所见召族的首领），在不堪忍受殷人压迫的情况下，召公率领这支姬姓族人西 向入周，与同宗首领文王结成了反殷同盟。 (12) 孙庆伟持论与杜勇近似，认为召公非文王之 子，而是周人某支同姓部落的首领。 (13) 顾栋高（1679—1759）《春秋大事表》云：“召穆公纠 合宗族于成周，似为周之近族。”任伟据此立论，“‘周之近族’只能说明召公家族与周王室有血 缘关系，并不能说明召公就是周文王的儿子” (14) 。 以上诸说，一个比一个走得更远，推测的成分也越来越多，立论也越来越大胆。但就目 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言，尚不能完全确定召地的具体所在，更不能完全坐实卜辞（以及金文） 中的召即为文献中的召。因此，出于“多闻阙疑”的精神主旨，笔者仅取“召公为文王庶子”一 说。 (15) （二）周初诸事 1．克商—把钺—赞采 召公是周文王和周武王时期的“桢幹之臣”，“当文王、武王受命，为之桢幹之臣，以正天 下”（《册府元龟》卷三一〇）。周文王图谋伐商之时，召公是直接参与者之一，“（文）王 乃出图商，至于鲜原，召邵公奭、毕公高”（《逸周书·和寤解》）。但周文王终究没有完成克 商大业，赍志而殁。 周武王即位后，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 业”（《史记·周本纪》）。当时辅助周武王的大臣，一说有五人 (16) （《淮南子·道应训》）， 一说有十人 (17) （《尚书·泰誓中》、《论语·泰伯》），但无论是哪一说，召公都是榜上有名。 牧野一战，商人惨败，纣王自杀，周武王遂一举克商。随后，周武王入商宫，“周公把大 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衅社时，“毛叔郑奉明水，卫康 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史记·周本纪》）。 2．释箕子之囚 《史记·殷本纪》说周武王在斩纣头、杀妲己后，有“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 闾”之举，而据《周本纪》“互文”记载，主使“释箕子之囚”者即召公，“命召公释箕子之 囚”（另见《逸周书·克殷解》）。 3．召公封燕 召公封燕之事，因头绪繁多，兼之问题重大，此仅备目，以留待下文详细论述。 4．卓越政绩 （1）辅佐成王 克商后二年，周武王身患重病，周公和召公都极为关心，“二公” (18) 相与而语，“我其为王 穆卜”（《尚书·金縢》）。周武王病逝后，继位的是年幼的成王，遂一时由“三公”负责辅佐成 王，“太公为师，周公为傅，召公为太保”（《太平御览》卷二〇六引《逸礼》），“兹惟三 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尚书·周官》）；而周初担任太保一职的，只有召公一人。 (19) “三公”的分工具体如下，“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 也”，而召公“常立于（王）右”（《新书·保傅》）。召公以长老、监护者的身份，对年少的成 王不时谆谆教诲（《尚书·召诰》）；此即《礼记·文王世子》所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 之而归诸道者也”。 （2）分陕而治 周成王时，召公又与周公旦分陕而治，“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 之”（《史记·燕召公世家》）。何休认为，“陕者，盖今弘农陕县是也”（《史记·燕召公世 家》集解引），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一说，“陕”当作“郏”，“谓王城郊鄏也”（《礼记 ·曲礼下》郑玄注），即今河南洛阳市西。所谓“分陕而治”，实质上就是召公和周公分别以太 保、太师之职分管宗周和成周的卿事寮。 (20) 有的学者考证，当年召公的封地召邑可能就在今 陕西省岐山县城西南八里的刘家塬，那里旧名召亭村。 (21) （3）协同平叛 周武王薨逝之后，因成王年少，“周公乃践祚，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等随即散布流 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特意向太公望、召公奭等做了解释，“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 政者，恐天下衅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监”之乱发生后，周公乃奉成王之 命率师东征（《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平叛，召公与有力焉，“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 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逸周书·作雒解》），“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 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史记·周本纪》）。召公不仅以太保之职执政，还常奉命率军出 征。如大保簋云：“王伐录子 ， 氒（厥）反，王降征令（命）于大（太）保，大 （太）保克敬亡遣。”（《三代》8.40.1，《集成》04140）再如旅鼎云：“隹（惟）公大 （太）保来伐反尸（夷）年，才（在）十又一月庚申……”（《三代》4.16.2，《集成》 02728）。又如保卣云：“乙卯，王令保及殷东或（国）五侯， （诞）兄（贶）六品，蔑历 于保，易（赐）宝。”（《集成》05415.1）由此可知，《周本纪》所记周公、召公“东伐淮 夷”，确属信史。另据太保玉戈铭文 (22) ，召公还曾率军南下江汉，“六月丙寅，王才（在） 丰，令太保省南或（国），帅汉征殷南”（《陶斋古玉图》84）。周宣王时尝追述此事，“王 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诗经·大雅·江汉》）。 周公摄政之时，召公曾经一度不悦周公；周公作《君奭》予以解释（见《尚书》），“于 是召公乃说（悦）”（《史记·燕召公世家》），二人遂鼎力辅佐周室。这说明召公是有气度的 人，也是英明的人（“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与周公齐”（《荀子·解 蔽》）。作为春秋时人的孔子，曾经多次称道西周初年的业绩，谓之为“周召之业”、“周召之 迹”、“周召之治” (23) 。朱绍侯指出，它们“说明周初的业绩是周公、召公共同创建的”，同时也 说明“周公的成就都是与召公的鼎力协助分不开的”。 (24) （4）营建洛邑 周成王欲宅洛邑，令“太保先周公相宅”；而在营建洛邑的过程中，召公出力甚多（《尚 书·召诰》、《洛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史记·周本纪》）。 在陕西岐山凤雏村所出西周甲骨中，有“太保今二月往……”（H11：15）、“新邑”（H11： 101）、“见工于洛”（H11：102）以及“□邑迺（乃）……用牲”（H11：42）、“ ”（H11： 43）诸语 (25) ，所言亦即召公营建洛邑之事。 （5）勤政爱民 召公在执政期间，一向勤政爱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 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 树不敢伐，哥（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史记·燕召公世家》）。《甘棠》之诗，见于 《诗经·召南》。《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 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诗序》明言：“《甘棠》，美召伯也。”后世因 以“召棠”为颂扬官吏政绩的典实。如《艺文类聚》卷七七引南朝梁刘孝绰《栖隐寺碑铭》 云：“召棠且思，羊碑犹泣。” 王应麟（1223—1296）《诗地理考》卷一云：“《九域志》：召伯甘棠树在陕州府署西南 隅。”《括地志》云：“召伯庙在洛州寿安县西北五里。”（《史记·燕召公世家》正义引）陕 州，今河南陕州区。1995年，民营企业家吴启民为“彰古贤以扬正气，遏人欲以复天理”，慷 慨斥资3000余万元，在原遗址上重建了甘棠苑（也称召公祠），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区陕州 风景区内。2007年，三门峡市纪委、监察局将其命名为“三门峡市廉政教育基地”。又，中共 三门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局等和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召公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过“召 公杯”全国廉政诗词楹联大奖赛。另，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境内的刘家塬村有召公祠，祠内 有甘棠树及慈禧太后题、光绪皇帝御赐的“甘棠遗爱”匾额一块。无论如何，这都是对召公廉 政为公、勤政为民的纪念。 （6）辅弼康王 成王临终之时，召见召公、芮伯、毕公等大臣授以遗命；嗣后，太子钊即位，是为康 王。康王即位行典礼，由召公和毕公主持，并带同大臣和东西方诸侯参与（《史记·周本 纪》）。《尚书》的《顾命》和《康王之诰》，叙述了康王即位时的典礼。康王时期，召公 为元老级重臣，“命冢宰召康公总百官、诸侯，朝于丰宫”（《今本竹书纪年》）。 （7）为邢国选址 1991年，在河北省邢台市区西北部的南小汪遗址出土了一片刻辞卜骨（A区H75），“ 曰：已四白 （騜）陟其事”（“召公卜曰：‘进行祭祀，将四匹最漂亮最高贵的母马进献 给王使’”） (26) 。曹定云指出，这是西周早期邢国的重要历史记录，献马者应是邢国国君；“ ”是“召”、“卜”二字合文，“ ”就是召公奭所卜；该卜辞应与召公受周公之托，为邢国受 封选址，进行占卜相宅有关（可能是召公与王使一道代表成王传旨下达，最后由召公选址， 并遣使回告成王）。 (27) 召公奭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寿人物，或谓召公“出入百有余岁”（《论衡·气寿》），甚 至享年一百八十（《论衡·气寿》引传文），又说享年一百九十余（《风俗通义·皇霸·六 国》）；这自然不可尽信，但召公之长寿却是历史事实，故后世遂以“若召公寿”（者减钟） (28) 、“寿若邵（召）公”（如《孟子·尽心上》赵岐注）指代长寿。召公奭卒于周康王二十四年 （《今本竹书纪年》），其时年约一百二十。 (29) 《三辅黄图》说召公与文王、武王、周公同葬于“陌南北”，而据《逸周书·作雒解》记 载，武王葬于毕。因此，召公之墓也当在毕，即同在今陕西咸阳市以北的毕原之上。 (30) 总体而观，召公是西周王朝初期极其杰出的政治家、极其重要的辅弼大臣，其事功、地 位、影响堪与周公相媲美，业已入于“圣贤”之列。 (31) 历史而言，随着西周王朝的江河日下， 尤其是西周末季的日薄西山，世人愈发缅怀召公。周幽王时，小人佞臣当道，天灾人祸频 仍；诗人忧心如焚，希望周幽王翻然改图，擢用旧人，于是无限感慨地吟诵道：“昔先王受 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其旧。”（《诗经· 大雅·召旻》）感悟斯言，何其沉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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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7 1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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