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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邵永庆

邵元冲谈1931年胡汉民被囚

作者 夏里

——《民国春秋》·史事辨析·人物志

1931年，蒋介石因围绕“约法”的政见之争，不顾舆论，不计后果，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先是拘禁于总司令部蒋自己的官邸，继则囚禁于南京郊外汤山俱乐部，再则先后幽禁于双龙巷胡的寓所及香铺营孔祥熙宅第，时间长达半年以上。胡汉民此次被囚，是民国史上各方瞩目、反响强烈的重大事件。有的民国史著作对此事件经过的记述未免简略，且词多含糊，看过之后，没有真切、详实之感，留不下清晰、深刻印象。

胡汉民此次被囚之前，任职国府委员、立法院院长。时邵元冲任立法院副院长，是胡的副手，且是胡氏被拘的目击者、见证人。胡被拘期间，邵与其有数十次接触。他在日记中对这一事件记载之綦详，为笔者所见其他有关史料所不及；而且邵述有较大出入，值得研治民国史的专家学者们予以特别关注。

邵元冲1931年2月28日的日记说，当天蒋介石邀请全体中央委员在总司令部晚餐。晚上8时左右，赴会者到齐。蒋令国民政府文官处秘书长高凌百、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招待胡汉民于别室。旋蒋介石出一致胡汉民函示各中委，信中“历陈展堂（胡汉民字)操纵党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等罪过”。洋洋19页。有的书上说，蒋出示的是“南京警察厅长”的“诬告信”。据邵氏日记，信是以蒋的名义写的，有蒋的签名，并有其亲笔添注之处。各中委传阅一遍，皆噤不作一言。蒋说此函已给胡看过，要邵元冲到另一房间征求胡氏意见。胡汉民说，信中所列，全无事实。两年来他为维持中枢，始终黾勉支持。如果同人中还有对他不满因而毁谤者，他亦只有自行引退，然而是非不可诬也。邵元冲听完胡的意见，乃退出。蒋宜布与各中委的会餐开始。席间，蒋“力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蒋为何在这种场合谈这样的问题呢？原来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以便用“约法”加强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胡汉民则认为不用制订所谓“约法”，国民党三全大会“已决议将总理所著的遗教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同时认为国民会议无。这也是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的起因。有几人附和蒋。会餐10时左右结束。当晚胡汉民被拘于总司令部蒋介石宅中。

会餐结束后，邵元冲先至戴季陶寓，“研讨良久，皆莫识事变之真因”。旋至吴稚晖寓，张静江、陈立夫、陈布雷亦在，“共商补救之道”。次日凌晨2时后始散。临行，陈立夫告诉邵元冲，蒋约他与叶楚伧明天上午在汤山晤谈。归寓后，邵元冲与夫人张默君“相对叹惋，彻夕不寐”。

第二天(3月1日)早晨7时左右，总司令部电话告知邵，蒋约他于上午8时在国府谈话。邵到以后，蒋拿出一份胡汉民辞国府委员及立法院院长本兼各职书，并说拟准其辞职。蒋要邵任立法院副院长兼代院长，邵“辞不堪命”，蒋说诸元老均赞成，不宜推辞。谈话间，吴稚晖、戴季陶、孙科等人到，共讨论良久。蒋介石说，胡汉民急需休息，命邵元冲

及总司令部侍卫长王世和“伴送”胡至汤山。邵先至总司令部蒋介石宫邸，只见胡寂处一室，新成集《曹全碑》诗一章。邵乃与胡一起乘车赴汤山。10时左右抵达。据胡说，当日是警察厅厅长吴思豫及邵元冲一起押送他去汤山的。而据邵氏日记（《邵元冲日记》），这一天去汤山的，是侍卫长王世和，而不是警察厅厅长吴思豫。

3月2日上午10时，蒋介石在国民会议纪念周报告胡汉民“辞职”经过。11时举行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准予胡汉民“辞职”。选林森为立法院院长，林森归国前，邵元冲兼代理立法院院长。蒋又提议组织约法起草委员会，推定吴稚晖等11人为委员。下午2时许，胡汉民之女胡木兰自上海来，要求探视父亲。乃由邵元冲陪其前往。据邵氏说，当时“风雨凄其，增人愁绪”。4时左右抵汤山，胡汉民正坐在客厅看书。5时后邵氏离开。临行时，胡对他说，连日失眠头疼，请他代邀铁道部医生邓真德前来诊治。又草一电致其兄父亲。（此处原文可能有缺字）

3月4日上午，蒋介石同意邵元冲于第二天接回胡汉民。10时后，蒋电话约邵面谈。见面后蒋突然改口，说胡汉民返京，以星期日(8日)为便。邵不禁愕然，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事忽有变迁，深以为异”。下午邵再去汤山，胡偃卧榻上，体温颇高。邵与胡叙谈多时而别。蒋约邵及各立法委员晚餐。蒋又谈到胡汉民主张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与中央主张不合，因而辞职。

8日上午，邵元冲在戴季陶处谈话，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来，谓蒋介石命邵于当天下午接胡汉民返双龙巷寓所。下午1时许，邵元神、戴季陶、吴思豫同至汤山，“接展堂进城返寓”。

20日中午，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赶到邵元冲家中，对邵说，准备禁止双龙巷内交通，不许汽车通过；命警察每日进胡汉民宅看望一次。邵说，他无权过问警察厅长的职务，但以事实论，殊可不必，这样做，只会加深裂痕，而且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同时病人须安静，警察天天骚扰，适足加重病人的病情，请务必注意。吴无言而去。

24日下午5时许，邵元冲偕夫人张默君赴双龙巷访胡汉民。守卫者以张默君未得有关方面许可，坚决不让其上楼。邵氏无奈，只得招呼胡木兰下楼伴张默君小坐，独自上楼与胡汉民晤谈。邵元冲夫妇至7时左右归。返寓后，邵氏读王桐龄著《中国历代党争史》(邵氏学富五车，知识博通，且读书很有针对性，常常是遇到什么重大问题就找有关的书籍来读)。他似把蒋胡之争视作历史上的“党争”。

此后一个月内，邵元冲又去看望过胡几次。4月25日下午5时多，邵访胡，刚到门口，守卫者就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谓邵氏不宜入见。邵感到惊诧，以为守卫者搞错了，要他者（此处原文可能有缺字）来说，蒋的命令确凿无误，并催促邵速速离去。他还说，蒋介石意只不欲邵一人前往探视，至于陈融（胡汉民妻兄）等人，仍可与胡交往。邵氏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事殊为突兀，且介石事先并未相告。”

26日一大早，萧纫秋从汤山给邵元冲打电话，谓有事相谈。邵乃驱车前往。至则听萧说，蒋介石嘱其转告邵，宜勿往探视胡汉民。更多的内容萧也不知道。下午，蒋介石至汤山，“复痛论展堂（胡汉民）事，以为最好不与往来”。

胡汉民被幽禁期间，风云突变。4月30日，4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古应芬、萧佛成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要求蒋下野，并释放胡汉民。5月3日，陈济棠、

李宗仁等数十名两广将领联名通电，响应四中央监委弹劾蒋介石电。一时传言四起，蒋不免被动。5月2日，蒋介石约邵元冲在寓午餐，谈及4监察委员弹劾电事。可能是由于邵元冲等人做了工作，蒋当晚决定让胡汉民公开参加活动。邵氏就此事在日记中写道：“关于两粤事，因重要问题仍在展堂之自由问题，因仍分别与介石磋商，结果决定请展堂出席国民会议，并电粤解释误会云。”

5月3日，邵元冲终日足不出门，在家读汉代刘向（字子政）《新序》。书中有这么一番话：“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辨（辩）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知君之不可侮其臣”。即是说，如果君主侮辱臣下，那么，各种头才(智者、辩者、勇者等等)就不为他所用，故国君千万不可侮辱臣下，而要尊重他们。邵氏对此深有感触。晚上友人来，谈及蒋对于恢复胡汉民自由事又有变卦。邵此闻言，不禁大为感叹。他在日记中写道：“百尔君子，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其何能淑？”大意谓，人如果变来变去，反复无常，那就做不好任何事情(“淑”有善、美、吉的意思)，那就只会招致羞（此处原文可能有缺字）众也。能有众者必以正。惟丈人为能得师，亦惟丈人为能得正。”意思是说，“丈人”（这里指受人尊敬的老人)吉利，因为他能得到众人的拥护。只有走正道的人才能得到众人的拥护。丈人能走正道，所以丈人能   得众心。此时此刻，邵氏写下这段话，显然是有所感而发，有所指而发。

4日午间，邵读当天报纸，看到国民政府文官处已将4中央监察委员弹劾电发表，通电中说，胡汉民3月1日赴汤山，系邵所押往。邵非常愤慨，决定致电古应芬（胡汉民之

婿，胡木兰之夫)说明经过情形。晚10时后，跟胡汉民亲近的李晓生来告，6时过后，蒋介石亲至双龙巷看望胡，请胡出席国民会议，胡当即以有病拒绝。

6日下午5时后，邵访吴稚晖，兼晤张继、张静江。他们谈到，昨晚陈济棠等有电致蒋介石，“痛数其罪过，要以退职”。今天吴稚晖等已去电劝慰，并请胡汉民发一电致陈等。效果如何，邵说那就不得而知了。他认为，两广和蒋介石之间距离太大。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事焦点，在介石则欲两粤先息事，而后恢复展堂自由，在两粤则必欲先将展堂自由完全恢复，而后乃能息兵，今则相距尚远也。”

29日下午，邵元冲与戴季陶等商谈胡汉民恢复自由问题。邵以为宜先解除对胡的形式上的拘束，才能议及其他任务问题。戴季陶表示同意，拟日内与蒋介石商议。

30日下午5时，邵访蒋介石，谈恢复胡汉民行动自由问题。蒋表示，当于日内商定办法。6月1日午后，邵访胡汉民。防卫已较前松弛。据邵氏云，这是因为“比日介石有

再请展堂主持党务之意”。、

16日上午，邵访胡汉民。胡对邵说，近日颇致力于王安石诗文研究。胡似以“改革者”自任。

8月6日下午4时后，邵往访胡汉民。胡氏已于昨日迁居香铺营孔祥熙寓所。

“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强调国民党“内部团结”、“和平救国”，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赴广东做工作。22日上午，邵元冲访胡汉民，敦请其“出主中枢”。胡答以“贤、不肖不能并存，进贤必退不肖”。他不屑与蒋氏共处庙廊。又说外交、财政问题不易处理。

次日下午，邵至胡汉民住处，有立法委员数人及市民大会代表赖琏等在座。他们共促胡速出视事。胡“以体弱未克繁剧为言”。但说愿随时贡献意见。

10月12日，邵元冲访胡汉民。因陈铭枢从广东回来后谈到广东方面主张必须先让胡汉民到上海，而后广东方面的干部才能来沪，并与胡氏同来南京，故南京国民党上层皆主胡汉民日内赴沪一行。邵氏大概即是为此事去做胡的工作。

13日5时许，邵元冲偕夫人张默君至灵谷寺一带看红叶。返回时，去看了胡汉民。胡氏决定次日午前赴沪。第二天上午9时，邵元冲送胡汉民至下关登车赴沪。被幽禁数月之久的胡汉民，此时才真正重获自由。

此事过去两年多，1934年的2月10日，邵元冲读到胡汉民在广州编辑发行的《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一文，认为文中关于胡氏被囚汤山的记述严重失实。他在日记中写道：“即如其叙二十年三月一日至汤山之事，乃谓吴思豫及余等以十余名兵警，送之至汤山。其实当日余等全以友谊伴送之行，所乘者，乃为考选委员会之一号车（邵元冲时任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引者)。不特十余名兵警送之之语为诬，即吴思豫彼时亦何（往）有只影前往？此与事实相反者一。又曰三月八日，吴思豫及余将其押送回来，实则当日回京与胡同车者，只其女木兰与医生（邓）真德，此又不合事实者二。又日此后只有余与孔祥熙可以至其家出入。李晓生则为办理家务，由余特许其出入。其实当时出入者，尚有胡之内兄陈融等，且李晓生之出入，余何至有特许与否之权？胡当时何尝不知。且余不久亦为警卫阻止出入，亦为胡所深知。乃必欲深文周内，其良心宁无愧怍？而予半载中之苦心维护与以精神上之慰藉者彼乃完全抹煞。”邵氏还有一些愤激之词，文繁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