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西安党部常委邵华是哪里人？

邵友华

邵华是哪里人？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期间，国民党派出“中央考察团”于1937年5月29日到达延安，考察团涂思宗（四军副军长）为团长，成员有肖致平（西安行营高级参谋）、邵华（西安党部常委）、王卓（行营一师参谋）、李华英（军政部参事）等18人。考察团到达延安时，中共中央领导和八路军指战员会见了他们，考察团于5月31日离延安。照片是当时拍摄的。1945年8月，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为邵华。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五届代表大会召开，并推举方觉慧等26人为执监委员，方觉慧任主任委员，到1949年5月17日武昌解放，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大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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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邵永庆

查到了——安徽颍上邵氏


邵华及其一生中的主要事业
刘敬坤
——《江淮文史》·人物述林

【编者按】刘敬坤先生是安徽（六安）霍邱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近十年来，先后为本刊撰写了一批“亲历、亲见、亲闻”稿件，产生了广泛影响，是本刊一位可敬的作者，也是一位忠实的读者。惊悉先生于今年5月6日不幸去世，深感痛惜，特编发此文，以示怀念。

(一)

邵华字建工【永庆注：一说字健功，安庆人】，原名邵子英，安徽（阜阳）颖上江口集人，1901年出生。幼时在家乡读私塾，后人颖上县立高等小学，在此期间受教于苏家样先生。1921年，邵子英考入设在阜阳的安徽省立第三师范(原省立第三中学师范科)，1924年毕业。此时在省立第三中学毕业的周超凡，也到南京考人东南大学化学系。据说邵子英得县城靳家资助，到南京考入南京工业学校，与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郭廷以先生同学。不久，厦门大学闹风潮，一部分师生到上海成立大夏大学，邵子英转人大夏大学教育科学习，系首届学生。1925年五州惨案发生时，邵子英积极投入学生爱国运动，与周起应（即周扬）等积极支援上海工人，成为上海学生运动骨千，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3月北伐军进至安徽时，北洋军阀王普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王普任军长。邵子英时26岁，更名邵华，任第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郭廷以晚年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中称，邵子英会吹，一下吹成了军政大员。1928年5月，陈公博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并与汪精卫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邵华脱离共青团而转人改组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千事。周超凡则在东南大学参加了地下的国民党组织。邵、周二人同是安徽人，遂结为至友，经常出人于南京夫子庙、石坝街一带。不久，周超凡就把夫子庙唱苏州评弹的名角黄紫萱纳人金屋。邵华因受靳家之恩，与靳家女儿靳怀霞结为夫妻，所以在秦淮河畔只敢寻花问柳，不敢正式纳妾。

1931年1月，改组同志会解散。周超凡原是国民党CC系，就介绍邵华转入CC系。由周超凡领着去见了陈立夫，邵华对自己参加改组派作了检讨。陈立夫见了邵华说：“我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出生，你是光绪二十七年出生，我长你一岁。老弟，我们都才是而立之年的人，以前走错了路转过来就是了，现在党国正需要我们建功立业。”周超凡接着陈立夫的话说：“陈秘书长（时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讲得很对，党国正需要我们建功立业！子英，我看秘书长的话就是我们的指路明灯，为了记住秘书长对我们的提示，我看你已改名为邵华，那就字叫建功好了，为了避俗，把功劳的功改为工作的工，就用建工二字为字。”陈立夫一听，说：“很好，很好，邵华字建工，有新意，不俗套，建工自己以为如何？”邵华连声说：“好，我感谢秘书长的提示，也感谢超凡兄的雅意。”

(二)

自此以后，邵华即转人CC系，此时正值国民党清党时期，邵华被派往江西、安徽等地任清党专员。邵华嘴皮子很会说，做起事来手段却辣，在江西、安徽两地的清党工作中，真是建了功，很受到陈立夫的赏识，不久即被任命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委员。1935年，邵华调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的委员。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邵华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又回安徽任省党部委员。1937年5月，国民党组织赴陕北考察团，邵华任副团长，团长为涂思宗。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却把邵华误作为团长。邵华及考察团在延安受到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和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人合影留念。

1937年10月，邵华到安徽各地动员和宣传抗战，也到了阜阳省立颖州中学，由他的小学老师、此时任颍州中学校长的苏家祥先生集会向全校师生介绍说，“邵委员是我们学校的老校友，现在是中央委员，是我们颖州出的级别最高的官员，也是我们学校出的最大人才。”邵华也自我介绍说，“苏校长是你们的先生，也是我的先生。10多年前，我就是在第三师范走出来的。现在抗战了，我们要和日本决一死战，我们国民党在这场大战中是要打到底的，不管打多少年，不管国土沦陷多少，我们决不屈服妥协，也决不投降。我是中央委员，我讲这话，就是代表我们国民党中央的决心和态度。”邵华又接着说，“共产党能实行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国共两党合作，这就是长期抗战，坚持抗战到底的最大保证。你们知道，共产党内的大首领陈绍禹，又叫王明，就是我们六安人。”苏校长插了一句说，“现在划归立煌县了。”当时我在颗州中学就学，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共产党的大首领陈绍禹，就是听邵华说的。

1938年1月，安徽省政府和省党部自安庆移驻六安，安徽省政府和省党部都进行改组，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各厅、局长，都换成桂系的人物，省党部也多换成桂系人物。但国民党CC系在安徽势力很大，桂系就联合章乃器等救国会人士以及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分会(简称安徽省动委会)共同对付CC系，邵华的省党部委员也当不成了，陈立夫此时出任教育部长，就安排邵华任教育部督导（高于督学，低司长半级)。

(三)

1938年5月，教育部长陈立夫派CC系两个安徽籍大将方治和邵华，到安徽视察一下教育情况。方、邵二人临行前，陈立夫密嘱，现在中共在安徽活动很积极，又有桂系的庇护，你们到安徽看看，如果能迁校的话，尽量把安徽的学校都先迁到武汉来，不然，这大批青年学生都要落到中共手里。

方治和邵华先到六安，会见教育厅长杨廉。这杨廉是留美学生，回国后先在北京大学教过几年书，曾参加过CC系，当上安徽省教育厅长后，却又转向复兴社，并在安徽教育界大量发展复兴社势力，安徽的省立学校校长差不多都是复兴社成员。此时安徽全省即将沦为战区，方、邵二人到六安见到杨廉后，要求杨廉电话通知4所省立临时中学及设在阜阳的省立颖州中学、颖州师范、颖州女中的校长到六安开会。结果4所省立临时中学校长，一临中校长谭植菁、二临中校长顾访白、三临中校长夏赓英、四临中校长桂丹华都到会，颍州的3校却没有消息。四位校长正对学校面临的形势发愁，有的主张都搬到大别山里。方、邵二人一听，知道有门，就问大家迁校到武汉如何？大家一听，皆大欢喜，但又担心学校迁到武汉后，安徽不会再管，学校流落在武汉无依无靠。方、邵二人就趁势自我介绍，方治说，“我负责教育部的党务工作，和陈部长都能取得一致意见”；邵华说，“我任教育部督导，就是要给各学校解决困难的。”众校长就问方、邵二人：“我们迁校到武汉后，教育部会不会不管我们。”邵华立即站起来胸脯一拍说：“我邵某人可以在这里担保，教育部一定管。”接着邵华又问：“阜阳的3所省立学校怎么没有下落？”杨廉说：“是省主席李宗仁当面同意苏家祥和王贤敏两位校长，将3校已迁到河南潢川。”

邵华一听颍州3校已迁到潢川，知道大势不好，很可能要被桂系吃掉，就立即和方治商量，赶赴潢川。

(四)

原来5月17日徐州失守后，李宗仁到了阜阳。23日，李宗仁以省主席身份召集阜阳的党政机关及学校校长开会。颖州中学兼颍州女中校长苏家祥、颍州师范校长王贤敏也参加了会议，当面请示李宗仁，李当即命颍州3校迁到河南潢川。时五战区自徐州撤退后，即以潢川为驻地。五战区的战时青年军团，正在潢川大肆招兵买马，五战区的上层人物主张把颍州3校师生悉数编入青年军团，苏、王两校长坚决拒绝。双方正在相持不下之际，方治、邵华二人由六安专车抵达潢川，告知迁校武汉之事。苏、王二校长集合学生，请方、邵训话。方治因为是桐城口音，皖北学生听不大懂，加之他与安徽联系较少，所以简短讲话后，就由邵华讲话。邵华首先说，“这次抗日战争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次战争，是我们中国全国国民对日本的一次战争，我们全国不分男女老幼都负有抗战的责任。但是，是不是我们都一齐到前方去对日作战？不是。这次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三年五年恐怕打不胜，要作十年二十年准备。我们东部国土会大片沦陷，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机关、学校、工厂转移到西部大后方，这样才能坚持长期抗战。我们前方在作战，后方的士、农、工、商各就各位：该读书的还要上学读书，农民还要下田耕种，工人还要照样做工，商人还要照样经商。这样，我们才能撑上十年二十年的战争。现在潢川有人说，抗战时期，人家都到前方去，安徽人却向后方跑。”说到此，邵华非常气愤，“你们都是一群不足三尺的童子，怎么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有人就会说风凉话，实际的抗战工作也不去做！”邵华拍着胸脯说，“你们到武汉去，我这老校友保证教育部会给你们安置。”

这样，在潢川的颖州3校，启程徒步翻越大别山，向武汉进发。

(五)

安徽的4所省立临时中学，加上阜阳的3所省立中学和师范，约于1938年6月中旬先后抵达武汉，驻武昌高级中学方治和邵华两人建议，把安徽迁汉的6所中学（省立三临中改迁四川，后改为国立第二安徽中学)合并组建为国立安徽中学（后更名为国立第一安徽中学)，任命安徽省教育厅长杨廉为校长，校址设湘西。7月，《武汉日报》登出国立安徽中学成立通告，我当时看到了。但杨廉却到四川去就任四川省教育厅长去了，并没有接受国立安徽中学校长的任命，由原省立庐州中学校长高达观任国立安中总教导主任，代理校务。同时，在武汉、长沙、常德3地设皖籍流亡学生登记处。

自5月份开始迁校，至10月份在湘西各地安顿就绪，其间仅花5个月时间，安徽全省的中等教育，基本上转移到了湘西国立安徽中学。

不久，杨廉贪污安徽派出留学生公费事为其小老婆揭发，蒋介石对此极为震怒，下令将杨廉枪毙，一说杨廉原为CC系分子，后转人复兴社，CC系怀根在心，在蒋介石面前力主将杨廉枪毙。

(六)

杨廉被枪毙后，教育部正式任命邵华为国立第一安徽中学校长；高达观辞去总教导主任兼高中第二分校校长，离校去某大学教法文，解放后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和徐促年合编了一本《简明法汉辞典》。邵华遂将全家搬来设在湘西乾城所里镇的校本部居住，其父为一略识几个字的农民，在湘西生活不习惯，天天吵着要回安徽，其母已去世。邹华只好派人把老父亲又送回安徽老家。

邵华到任后，把老搭档周超凡招来，由周担任训练部主任(即总训导主任)，任张友仁为总教导主任，任颍上一亲信为总会计；同时改各分校名称为各分部，分校长亦改称部主任；令黄小漫主编周刊《安徽学生》，大量吸收学生投稿，铅印每周定期出刊；不知请哪位教国文的老先生写出校歌，“八皖父母邦，弦歌重整在沅湘。诚与毅（校训），立身立国本，念念慎勿忘…”也不知是哪位音乐先生谱的曲，曲调浑厚中和，颇近国民党的党歌（后改为中华民国国歌）的风格。邵华又风尘仆仆由南到北，奔赴近千里，到各分部视察，对学生训话。一时，国立第一安徽中学确实有一番新气象。学生发给棉衣、棉被，每人每月公费5元，去伙食费3元5角，尚余1元5角，由学校代为保存；学生每日早餐稠稀饭，中午干饭，晚上干饭加面条，每周吃一次油豆腐红烧肉，平时是豆腐、青菜、萝卜、豇豆、茄子等。并且教育部下指令，不准给学生吃玉米、红薯，主食一定要是大米。教育部规定，每个公费生每月食米2斗3升，合34斤半，食盐好像是每月7钱（实际超过此数）。学生一律睡双层大统铺。

经过近半年的颠沛流离，获得如此丰衣足食的安定环境，学生们读书都非常努力。因为在初中一年级时，实际并没有念几天书，我到此时Y和Z还分不清楚，到湘西后，我每天早上很早起床，偷偷对着菩萨（学校设在庙里）前面的蜡烛读拼英文，一学期下来，英文考试已名列前茅。此时的教师，都是由安徽随着学校迁到湘西的，教我们国文的是黄侃的人门弟子徐心逸，是一位音学家，不幸后来在恩施湖北教育学院，夜间不慎坠土井溺死；教我们英文的，是东南大学梅光迪的弟子柳子范，初中时就培养我们看西洋短篇小说；教数学、物理的，是先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毕仲翰先生，初中时上课就用英文提纲。《汉语大词典》的副主编张涤华先生，教我们西洋史和外国地理，也教过我们国文。在名师的教导下，国立第一安徽中学的同学大部分都考入大学，不少同学考入了当时著名的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

1939年初，邵华调初中第二部主任苏家祥为高中第二部主任，任命毕仲翰为初中第二部主任。苏家祥先生征得永绥（今花垣县)地方士绅同意，决定将高中第二部自河溪镇迁至永绥西门外文庙。苏先生之前，曾费尽心血，把张飞庙等3座祠庙，修整成了初中第二部的校舍，现在又要在文庙及周边的庙宇上，大动工程，营建一所新的学校校址。到3月高中第二部迁来永绥时，立即照常上课。苏家祥先生在短短的一年中，整理修建了两所学校的校舍，这在抗战的国难时期，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值得敬佩。

1939年春，教育部按各国立中学成立的先后为序，改国立第一安徽中学为国立第八中学，国立第二安徽中学为国立第九中学。同时，教育部取消公费制度，改为贷金办法：学生毕业时，毕业证书背后注明欠贷金若干。贷金数额和公费数额相同。这时物价已经上涨，贷金额增为每人每月7元，已全部用于伙食，学校一年发一套校本部工厂制作的细布单衣。

(七)

1939年上半年学期结束，快放暑假时，每年级每班由学校选出精英学生三四人，说是参加暑期训练，都集中在青龙村高中第一部校内；高中第一部的在校学生散居附近农民家中，腾出房子作为训练营地。事先我们一点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训练，同班的李培华没有人选，还向学校质问：“为什么我没有选上？”受训的同学回校后，才知道是叫国立八中暑训团，由邵华任团长，由苏家祥、顾访白、夏赓英3人任训练委员，请秀山当地驻军第二军李延年部的一位团长任训练总队长，下分男生两个中队、女生一个中队，中队长由李部营连级军官担任：中队下分小队，小队长在同学中产生。训练内容分术科与学科两项。每日6时起床，6时半各中队由队长率领升旗后爬山；7时半早餐；8时至11时为精神讲话，由校长邵华和3位训练委员轮流担任。精神讲话的内容为国民党的历史、政策，以及抗日战争的战略与策略、国共两党的关系，分别由苏家祥、顾访白、夏康英、邵华负责讲授这4部分内容。据受训回来的同学讲，除了邵华大肆攻击救国会的章乃器和安徽省动委会外，别的几位委员都没讲出什么道理。这几位委员实在对所承担的讲话内容没有任何研究，讲的都是人云亦云的老生长谈。

受训的时间，自7月初至9月初，历时两个月。训练结束时，所有受训者都由邵华介绍加入国民党，举行集体宣誓。按国民党规定，凡由中央委员介绍人党的，均属特字号党员。邵华后来常说，对付共产党，要以组织对组织。邵华举办的这个暑训团，很清楚是要在国立八中进行党化训练。

国立八中此时共有11个分部，平均一个分部挑出受训的学生10至15人，全部受训学生共100余人。

邵华的党化训练，并不十分成功。同班去受训的丁克武回来对我们摆起受训的龙门阵，说：“谁相信受训中讲的那一套狗皮膏药？”

邵华是CC系的健将，到国立八中任校长后，首先把安徽教育界的复兴社势力，像苏家祥、夏赓英都由复兴社转人CC系，只有顾访白坚持复兴社立场，不接受转变。其次，邵华因为不许国立八中有复兴社分子，相应的也不许有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国立八中只有蓝琳参加了三青团，并参加过南岳三青团夏令营。蓝琳功课很好，活动能力很强，人也很正派，1940年升入高中后，邵华一直对其特别注意，不许其发展团员，并于1943年蓝琳高中毕业前夕，借故开除，未能领取高中毕业证书，但蓝琳仍以同等学力当年考取中央大学教育系。

1939年秋季开学后，邵华在国立八中各分部以暑训团受训学生为骨干，普遍发展了一次国民党员。我当时看到要求填表入党的人有几个，但不是很多，受训的学生对于发展党员也不积极。这时徐心逸教我们国文，上课时在黑板上写了繁体字的“黨”字，说“黨是尚字下加个黑字，党尚黑。”我一听，像是得了上方宝剑，就到处宣扬“党尚黑，是尚黑的”。也不知被哪个狗子(特务学生)报告到训导主任柳子范先生那里。柳先生为人很公正，可能不是国民党员，就把我叫去，说：“人家正在发展国民党员，你却到处说党尚黑，这话要是报告上去，不得了，邵校长不会饶你的。”我说：“黨字是尚字下面加个黑字，徐先生在课堂上讲的。”柳先生说：“我的个妈妈，你怎么这样傻，人家在发展国民党员，你却叫着‘党尚黑’，这不是给国民党抹黑吗？这话不能说的，以后千万别再说了，去吧！”

邵华举办国立八中暑训团，除了为国民党建立基层组织和吸收新党员外，他也有个人目的，就是想培养一批个人势力，以作为其政治活动的资本。附带说一下，国立第八中学的国民党组织，不属于湖南省党部，是“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第八中学区党”,邵华硬要他的老师苏家祥先生担任这个直属区党部的书记。

苏先生是个务实办学的人，对党务活动一窍不通，对国民党的理论也基本是外行。实际上，国立八中一切事务，特别是处理有思想问题的师生，以及对付中共地下组织活动，邵华都一手操办，苏家祥先生只是听命执行而已。结果苏家祥这位一生从事安徽教育工作的人，因为沾了邵华的“光”，解放后被捕入狱，被判了15年徒刑。

邵华举办国立八中暑训团，很捞到一大笔政治资本和社会声誉。1939年秋，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门在香港出版过一本可能叫《抗战中的中国》的书，其中载有十数幅国立八中暑训团学员的行军、实弹演习以及上精神讲话课（即政治课）的照片，印刷极为精美，我是亲眼看到过的。1940年4月，《中央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载了邵华的《革命的八中》，邵华也因此获得战时教育家的美誉。据说这篇长文，是邵华立意口述，由黄小漫组织成文的。这位黄小漫大概也因为沾了邵华的“光”，于1950年春在南京被捕枪毙。

绍兴邵永庆

(八)

邵华是由混党起家的，自投入CC系以后，确实使出浑身解数来办理国民党的事务。在大后方就闹起了共产党问题和思想问题：对于有真凭实据的，称为共产党问题：对于思想左倾或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则称之为思想问题。

1938年武汉撤退后，周立波等到湘西沅陵成立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并出刊四开的《抗战日报》（田汉题写的报头）。据湘西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支部书记王时风同志（与蒋南翔在清华时为同乡同学，与蒋同时参加中共地下组织，“文革”后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与笔者相处极熟)说，“湘西工作委员会确曾在国立八中发展了党员，首先发展的是陈其五的哥哥刘毓璜，刘毓璜任支部书记，又发展了几个学生。此外，原来国立八中成立前，有些人已是党员，但组织上还没有来得及统一，就遭到邵华的破坏。此后，我也离开了沅陵，到了桂林，后来又到昆明。”

刘毓璜是国立八中中共发展的关键人物，1934年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是左倾作家；其弟陈其五（原名刘毓珩，因随其舅父陈灌芜之姓，更名陈其五）为一二·九清华学生运动时领袖之一。刘毓璜原为巢县中学教导主任，其父刘惠九为校长。1938年徐州失守后，安徽各省立临中迁武汉时，刘先生率学生30余人，组成抗日宣传队，沿途演剧唱歌，到了长沙，始登记编入国立安徽中学，后分人高中第二分校任国文教员。刘毓璜即在此时参加中共，并担任八中支部的领导工作，发展了数名学生入党。邵华到八中后，查知刘毓璜是八中的中共负责人，就先调刘先生到校本部《安徽学生》编辑室工作，实为进行审查。后查出确有实据，就派员把刘毓璜押送到恩施，交陈诚处理，陈诚施以重刑严讯。刘毓璜之父刘惠九时在八中高一部任教，急电张治中与朱绍良二人求救（张治中为其巢县小同乡，朱绍良曾受教于刘惠九)。由于张治中和朱绍良二人极力营救，刘毓璜才免于一死，但须出具文字，与中共脱离关系。邵华始派人把刘毓璜领回所里，作为自己的秘书，实际是对刘毓璜的软禁。

初中第二部的数学教员姚家培，当时传说他信仰陈独秀。姚家培是六安人，可能是所谓托派，邵华对其施用强硬手段，调其至所里，住在很差的旅馆里，每月仅给少量钱物维持生活，不准其离开所里。1942年3月，我和其他同学到这个旅馆去看望姚先生，姚先生也顾不了情面，要我们给他买两包香烟，说：“像这样，我已住了一年多了。”实际上，邵华对姚家培是采用软禁办法，慢慢折磨他。

这是国立八中教员中的著名共产党问题和托派问题。

(九)

对学生中的共产党问题和思想问题统称之为思想问题。凡是各分部上报有思想问题的学生，邵华即指定由其信得过的人押送到校本部。校本部进门右侧有一间屋，作为关押有思想问题学生的反省室。有思想问题的学生关人反省室后，由校传达奉命监视，不得随意外出，须外出时，必须获得传达室的许可，一日三餐都由校本部厨房送去。反省者在屋内奉命读三民主义书籍，并须写出读书报告。用三民主义来对照自己的思想，检查自已的思想，每日交上报告一篇，由邵华亲自审阅。反省者的反省时间不定，有的反省两三月后，邵华认为此人已经有了转变，就放回原分部上课。有的竟反省至半年之久。进过校本部反省室的同学，回来以后，等于头上打了戳记，同学们不敢和他接近。进过反省室的学生，主要是高中第二部的学生。高中第一部因为学生来源复杂，经常发生学生互殴，或学生殴打部主任事件，没有听说高中第一部的学生被关进“黑屋”（即反省室）。高中第三部主任桂丹华是留法学生，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思想，没有听说高中第三部闹思想问题。我记得高中第二部被关过黑屋的，有王当霖、管子（已忘其名）、许才贵（确为中共党员，但邵华查不出实据，遂以思想问题处之。后更名许仲谦，“文革”前任乌鲁木齐步兵学校政委)等人。

有一位方振武的侄儿叫方敦德，确系中共党员，1940年秋刚升人高中第二部，因得到信息，邵华要在校内搜查共产党员，连夜跑了。辛亥革命元老柏文蔚将军当时住在永绥，其女柏心锦因受其男友王家仁（复且大学学生，可能此时已是中共党员）影响，在所里十分活跃，参加演出《回春之曲》、《梅娘曲》等剧。后王家仁约其共赴延安，先到重庆，以柏文蔚关系找到董必武。柏心锦走后，邵华到高中第二部召开大会说：“柏心锦是柏老先生的女儿，她要到延安去，我只有放她走，因为她是柏文蔚的女儿。你们哪个想到延安去，那可不行。有的人把延安讲的像天堂一样，其实延安有什么好！你们现在一天三顿大米饭，又冻不到，饿不着，要你们在这里好好念书。我们八中的教员虽不能算全国最好的，但都是教了几十年书的老先生。前年我到重庆中央大学去看了一下我们八中考取中央大学的同学，一年竟考取了20人，这不算少了。你们不要闹事，更不要去闹共产党的事，都安安稳稳的在学校念书，在抗战中我也算为安徽父老做了一件好事。你们有人家里有钱，大多数家里都很穷，要不是贷金，根本不可能上学。我家很穷，我知道穷人能念书是不容易的。我是靠颖上靳家，就是我太太家的帮助，才能进学校念书的。大家都说我处理共产党和思想问题，手段太狠。我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有责任不让我主管的单位有共产党。如果不是这样，上面不找我算账？你们还不知道，北方有的国立中学伙食很差，几年不发一套衣服，住的房子也很差。我们国立八中跟别的国立中学比起来，不是我自吹，确实比他们好得多，两年一套棉衣和单衣。高中毕业的学生，给予3个月伙食费的钱作路费，我同龙潭的川湘联运处讲好，他们答应只要是国立八中毕业生，川湘联运处一定要车子把学生带到彭水，乘船去重庆。只要在八中好好读书，我敢保证，都可以考人大学；成绩好的，我可以具名保送进中央政治学校（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今台湾政治大学前身）。有的学生自己考不取大学，缠着我，要我介绍进大学。我没办法，凭我是大夏大学出来的，就向欧元怀校长求情，介绍不经考试人大夏读书。我在潢川对颗州中学的学生说，你们迁校到大后方，为我们保留读书的种子。我就是本着这个思想来办理国立八中的，我的这个苦心，希望你们能理解。”

我多次听过邵华讲话，这是一次心里话。邵华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讲的和做的大不一样，甚至做的和讲的完全相反。有时听邵华讲话感觉他也很爱护学生，但做起处理学生的事情时，又搬出了清党时心狠手辣的一套。凭良心说，在所有国立中学中，国立八中的生活是最为安定，也是最好的。下面各分部的事务人员，可能有微量贪污行为，但各部的部主任以及邵华自己，确实没有听说有贪污行为。邵华追求的是政治前途，知道自己一定要廉洁奉公，同时治下的人一定也要廉洁自守。

(十)

1940年是国立八中的多事之秋。春天，高中第二部主任苏家祥，被一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学生夜间持刀闯人卧室，砍伤了面部。该生被从轻处理，遣返安徽原籍家中。不久，高一部发生学生群起殴打部主任夏赓英事件。暑假期间，高中第三部又发生打死和尚事件。

高中第三部设在洪江嵩云山，借住嵩云寺的一部分房屋。寺僧和学生没有严格的分界。1940年暑假，嵩云寺来了一个挂单的和尚。高中第三部是男女生混合的学校，各班都有少量女生。这个新来的挂单和尚，夏日夜间偷偷摸到女生宿舍，企图施暴，惊醒了女生，群起高呼“有坏人进了女生宿舍”。男生闻呼叫之声，急往女生宿舍救援，正碰到此和尚潜伏在阴暗处，于是学生就对和尚拳打腿踢，此和尚被打后，也不逃跑，呆在原地一动不动。有的学生就说：“这和尚有法术，需要用麻绳蘸水猛打，才能破他的法术！”遂用蘸水的麻绳对和尚猛打一阵，看和尚还是一丝不动，就去推动和尚身体，一推，发觉和尚已经被打死了。学生就报告寺中的主持，主持到来看和尚已死，就给死和尚两个耳光，也没说别的就走了。

这嵩云寺的主持颇有来历，与湖南省政府的高官要员都有关系。此时湖南省政府已移至耒阳办公。主持急电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说八中学生在此横行霸道，竟打死了寺中僧人，要求省政府给予秉公处理。薛岳自北伐后倒人陈诚一边，政治上接近复兴社，与CC系成死对头。薛岳一看主持的电报，就电报询问八中学生因何打死和尚。邵华知道事情闹大了，要牵连到CC和复兴社的派系斗争上来，于是亲赴耒阳向薛岳说明真实情况，答应一定严惩打死和尚的学生。薛岳此时正指挥抵抗日军对长沙的进攻，也不愿扩大事态，同意邵华对学生的处理。结果邵华回来后，开除了30多个学生，又把三四个参加打死和尚的学生判刑，关在沅陵监狱。一场八中学生打死和尚的风波才算平息。

秋天，又发生了罗斯福布事件。美国罗斯福总统得知中国的流亡学生生活很苦，就动员美国人捐助每个中国国立中学学生衣服一套，购买深蓝色咔叽布运往中国，当时各国立中学统计上报人数，由教育部派员到美国领取此大宗上等质量的布匹，并给这批布起个名字叫罗斯福布。

邵华派员在重庆把罗斯福布领到后，就在重庆卖出。这种高质量的咔叽布，在重庆售价很高。邵华得此巨款后，也没贪污，拿出一部分买校本部工厂出的深灰蓝色平布，每个学生发一套这种平布衣服。剩下的大宗款项，邵华决定用在所里择地营建砖木结构校舍，把高中第三部由洪江迁到所里。八中的学生与其他国立中学同学通信时，得知八中学生的罗斯福布被卖了，都想闹事，说“邵华卖学生的罗斯福布”。其实，只要邵华向大家说明，这笔卖罗斯福布的钱，主要是用来作高中第三部迁校之用，大家都可以接受。我们这些流亡的穷学生，也没必要穿高质量的咔叽布衣服，能有平布衣服穿就满意。三青团的蓝琳可能受有三青团上面的指示，借着卖罗斯福布事件，于1943年暑假前夕，在高中第三部组织同学向校本部请愿，要求说明卖罗斯福布真相。邵华迅速从外地回到所里，立即宣布开除蓝琳等四五位带头闹事的同学。

在国立八中闹得沸沸扬扬的罗斯福布事件，也就这样结束了。

（十一）

邵华在国立八中暑训团发展了100多名特字号党员，但整个学校的党气并不浓厚，学生普遍认为参加国民党，“是想做官”，“是卖狗皮膏药”；国民党员在同学中也没起什么作用。我印象中，高中第二部的国民党员只在1941年秋季开过一次党员大会。我们正在球场打球，有个同学说：“人家国民党员正在大饭厅开大会，我们小点声。”一些参加受训人党的同学和没受训以前也没什么两样。

看到受训的国民党员和又发展的国民党员，都没起什么作用，于是邵华又授计各部主任培植耳目。这些学校当局培植的耳目，实际就是特务学生，也不一定都是国民党员。我们当时不知道特务这个名称，就背后称这种学生为狗子。据说狗子每月可以拿到和伙食费一样数目的津贴。当时各分部各年级各班都有狗子，在高中第二部最有名的大狗子，名叫金家淮。我1942年被勒令由高中第二部转学到高中第三部，就是金家淮押送。我当时还不知道，对同被押送的储可久（我小学时的同学，大我四五岁）说：“这个人也是勒令转学的。”储可久在汽车里悄俏对我说：“他是押送我们的。”这个金家淮在由所里回永绥时，汽车失事，撞到山上，金家淮也就粉身碎骨了。此外，各班的小狗子都很隐蔽，但我们根据各人的平日言行，也能估出小狗子的范围。

狗子向学校当局报告同学中的言行，特别注重言行激进的学生言行，夜晚下自习后偷查他们写的笔记、日记，检查他们的往来邮件。

邵华不仅培植在校学生中的狗子，还把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弄到校本部反省室，恩威并用，使之叛变中共，投向国民党，成为跟随邵华的铁杆。最有名的一个人叫李逾冬，原来确实是共产党员，后来叛变了共产党，成了邵华的贴身秘书。邵华1941年当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时，李逾冬也到了天津。另外，邵华也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输送年青的干部。有个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八中毕业生，有一次到沙坪坝中央大学参加八中校友会，他说：“你们上大学，我不羡慕。我毕业后，邵校长介绍我到中央组织部，我现在已是科长了，我就是上大学，恐怕现在也当不了科长。”言外之意，颇以能走党路青云直上而自得。

(十二)

1940年暑假过后，初中第五部撤销，并人永绥初中第二部；不久，师范部也撤销，合并入湖南省立第九师范（校址设在所里)。此时，国立八中只有9个分部了。邵华调初中第三部主任王贤敏任高中第二部主任。

1941年暑假，撤销初中第三部，邵华呈准教育部，以初中第三部的全部教职员及部分初中第二部毕业生，在川湘两省交界的茶峒镇成立国立茶峒师范学校，苏家祥为校长。同年夏季，邵华投人大笔款项（据称此大笔款项，即卖出罗斯福布所得），在所里营建砖木结构的校舍，迁高中第三部至所里新校舍：桂丹华也在此时离开八中，听说至重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总务长，由吴镜天老先生任高中第三部主任，实际由训导主任汤启仁负责。

这样，由国立八中又衍生出了国立茶铜师范学校，国立八中只剩8个分部，计高中4个分部，初中4个分部。

1942年大概是国立八中最为安定和谐的一年，高中第三部迁到了所里，又修建了一座大礼堂。邵华亲到高中第三部授课，讲授应用文与公文程式；有时也请路过所里的学者或艺术家到高中第三部讲演或演奏音乐。共产党问题也早肃清了，各分部有思想问题的学生都由邵华下手令，勒令转学至高中第三部（笔者即为此时由邵华下手令，勒令转学至高中第三部的学生之一)，以在“校长脚下”随时可以考察。

大概邵华觉得国立八中已治理好了，同时因为生源很少（主要是收保育院小学毕业的难童，安徽的生源几乎断绝)，学校的规模日渐缩小，邵华也感到八中校长是块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适在此时，在国立九中代替校长陈访先主持校务的邓季宣先生，因晚饭后“打个小麻将消遣”，被宪兵查获，只得辞职。1943年1月，教育部免去邵华的国立八中校长职，任命其为国立九中校长，任命国立八中高中第二部主任王贤敏为国立八中校长，高中第二部教导主任欧阳茨寰升任高中第二部主任。

邵华自1938年11月出任国立安徽中学校长以来，公正的讲，也是苦心经营，把11个分校都兴办起来，全校学生竟有3000人之多，连教职员工，几近5000人。在国立中学中，以国立第八中学的规模为最大，人数为最多，而且学生全部公费（后改为贷金）。

邵华把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了下来，虽在漫天烽火的抗战之中，基本上做到了弦歌不断，把数千流亡无依的学子，大部分培养成国家有用的人才。以笔者来说，小地主家庭，以我家财力，我顶多只能读到高中毕业。上大学，上名牌的中央大学，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在抗战的兵荒马乱时期，能安心向学，这固然是国家教育政策施行的结果，但邵华成年累月的不断往返奔波，苦心经营筹划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据笔者所知，国立八中是所有国立中学中，生活最好的学校，也最安定。所以朱镕基在1944年夏季，约集同学，徒步奔往所里，投考国立八中。

邵华除了短时期任教育部督导外，一生大概没有担任过政府官员。1948年暑期，国立八中的校友曾出面为邵华出任安徽省教育厅长进行活动，但因安徽在桂系把持下，没有结果。邵华在大陆的大半生，基本是从事党务工作，但其对国家民族的贡献，对安徽的贡献，对抗战的贡献，应该说，就是办理国立八中的4年。可以说，这4年的教育生涯，也是邵华-一生中最光辉，也最为后人称道的4年。不管怎么说，提起安徽抗战时期的教育，提起湘西教育事业的开发，不能不讲到国立八中，讲到国立八中，就不能不讲到邵华。湘西吉首（原名所里）市在2001年建亭纪念国立八中，曾邀请邵华子女远来参加。朱镕基作为国务院总理访美时，曾邀邵华夫人靳怀霞女士返大陆参观。朱榕基是邵华离校后的1944年暑假考入国立八中高中部的，此时的八中校长已为王贤敏，但邵华在八中的奋斗历史，人们都还念念不忘。

(十三)

邵华担任国立九中校长的时间，只有1943年一年。1944年初，即辞去国立九中校长职，回到中央党部。教育部调国立茶峒师范学校校长苏家祥接任国立九中校长。1944年底，国立八中校长王贤敏突然病逝，教育部又调苏家祥回湘西任国立八中校长。1946年暑假，教育部指令原各省的国立中学，一律迁返原省，交省教育厅办理。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邵华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派邵华任汉口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兼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

1947年初，邵华又调任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并兼任天津新闻检查所主任委员。

1948年初，邵华调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并当选立法院立法委员。1948年赴台后，随着CC系的失势，邵华已无任何职务，但凭立法委员资格，在多家工厂、公司任法律顾问，收入亦颇丰。

1973年去世，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