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证---从邵氏置业契约看抗战时期景德镇瓷业的衰落

邵友华

从邵氏置业契约看抗战时期景德镇瓷业的衰落

2008-12-31　  刘禄山　  《近代中国与文物》2006年第2期

[size=+0]【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1941年至1946年间5份景德镇瓷业厂房典、卖字据的分析，真实地见证了当时瓷都的末路映象。这5份典卖字据是当时景德镇千百家业主衰败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日军侵华 厂房典卖契约 景德镇瓷业末路

清代康雍乾时期，景德镇的瓷业工艺水平达到了中国瓷业史上空前的历史高峰，景德镇发展成为中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名副其实的“瓷都”。进入近代，机制洋瓷在创制工艺和产品质量上后来居上，景镇的“瓷都”地位遭遇严峻的挑战。但作为一个传统的、有着广阔国内市场需求的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瓷业生产规模仍在扩张。（图1、图2）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辉煌历史的著名瓷城，却在一场空前的民族劫难——日军侵华战争中走上了末路，成为一座“冬眠着”而又隐隐“痉挛着”的城市。这个的工业文明的“摇篮”，由于遭遇这场战争劫难，物价飞涨，工潮兴波，瓷业一落千丈，就像一座行将“停摆”的时钟。1946年，《中国新报》记者金华在历来瓷业本该兴旺的秋季来到景德镇，当他看到残留的六七十座窑口中仅有两三个烟囱还在冒烟时，不无感慨地写道：“窑烟在秋风里是那么软弱无力，其余的高入云表的烟囱上也许有的已经有了鸟巢了。”[ii]

笔者搜集整理了5份景德镇瓷业厂房典卖字据，为1941年至1946年间当地瓷业业主邵裕如四次置业时所立契约文书。材料虽然不多，却足以真实见证当时的瓷都末路映象。现将这5份典卖字据分别选录、浅析如下。

一、民国辛巳年（1941年）邵裕如典租坯房字据

1941年，邵裕如典租同姓窑户业主邵伦海的一所坯房，出典人所立典字（图3）照录如下：

立典字人邵伦海，今因正用不敷，情愿将自己名下坯房壹重，坐落蔡家街筷子衕口，正坯房陆间，廒屋捌间，出入大门向东，东齐己墙外滴水官街为界，南齐己墙外滴水筷子胡同为界，北齐己墙外滴水为界，西齐余姓墙为界，上齐椽桁瓦桷，中连树柱川枋，下并石础基地；坯房内晒架塘、干湿车垅、泥房、坯房、坯楼，所有寸木片石，撮土个钉，已载未载，明现暗藏，以及顶脚码头，一并在内，情愿央中出典与邵裕如名下管业。任凭做造坯碗、另租，一概无阻。当日三面言定，典得时值现价法币壹仟元正，入手讫。比日契价两付明白，系是二意情愿，并无谋逼等情。未典之先，尽过亲属人等；既典之后，各无异说。议定钱不起息，业不纳租。日后取赎照契内原价。恐口无凭，立典契字存证。

外批此坯房不拘远近年，照契内原价取赎。取赎之后，仍归裕如承租。每年租金预议以壹佰陆拾元计算。不涨不跌，取赎时照议。另立租约期限至民国肆拾肆年为止。此据。

又批 未取赎之前归典主修理；取赎之后，归业主修理。此据。

又批 此坯房倘被轰炸损坏，归出典人修理。此据。

经场人 同伦、崇修、伦鹤、伦台、同浒、少任、静吾、同彬、同序、同敬、伦金到

亲押邵伦海押

民国辛巳年正月廿日立典字仝前

上份典字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其中包含了一个租约，这是中国传统典契中十分罕见的现象。典租的坯房应是一座较大的琢器制坯厂，廒间数多于正间。

典字立于1941年正月，其时正是景德镇遭遇日机一场大规模轰炸（1940年春）之后不久。所以，文书中的协议条款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不平等条约”：（1）规模如此庞大的厂房典价仅1000元，时值仅为30余担糙米[iii]；（2）典字内“另立期限至民国肆拾肆年（1955年）”租约，而且“每年租金预议以壹佰陆拾元计算。不涨不跌，取赎时照议”。如此一大厂房，每年租价在立契之时仅值5担食米，且正值物价飞涨、一天一变之际[iv]，规定十余年后都不能涨；（3）不可抗力（日机轰炸）所造成损失完全由出典人承担，归责显失公允，也与中国传统典约分责原则相背。

典租契约中的不平等条款真实、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景德镇不动产交易中买方市场的情状。这种现象是景德镇瓷业生产已无法正常进行、经营就会大失老本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典约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业主邵伦海出典厂房时对时局发展抱着无可奈何的沮丧和急切出典厂房的心情，以及欲弃坯房所有权而又不甘放弃的矛盾心态。

二、民国33年邵裕如买断典租坯房契字

邵裕如典租邵伦海坯房3年余后，邵伦海最终决定放弃坯房的所有权，另立卖契，由邵裕如买断了典（租）业。该次交易共立“卖契字”（图4）、“付字”（图5）两份文书。原文如下：

立卖契字人邵伦海押，今因正用不敷，情愿将自己名下坯房壹重，坐落蔡家街筷子衕口，正坯房陆间，廒屋捌间，出入大门向东，东齐己墙外滴水官街为界，南齐己墙外滴水筷子胡同为界，北齐己墙外滴水为界，西齐买主墙为界，四址开明。上齐椽桁瓦桷，中连树柱川枋，下并石础基地；坯房内所有平架、晒架塘、干湿车垅，所有寸木片石，撮土个钉，已载未载，明现暗藏，以及顶脚码头，一并在内，情愿央中出卖与邵裕如名下前去管业，自用另租，一并无阻。当日三面言定，卖得时值现价法币壹万贰仟元正，入手讫。比日契价两付明白，系是二意情愿，并无谋买瞒昧逼勒等情。如有来历不明，卖人自理，不干买主之事。未卖之先，尽过亲属；既卖之后，各无反悔。恐口无凭，立契据字永远存证。

中见人族 同涛、崇金、伦樑、伦鸿、伦皇、同浒、静吾、同金、继接押

亲笔邵伦海押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立卖契字仝前

立付顶脚码头*字人邵伦海押，今因正用不敷，情愿将自己名下坯房壹重，坐落蔡家街筷子衕口，正坯房陆间，廒屋捌间，出入大门向东，四址契内开载明白。所有坯房内动用家业，以及平架、晒架塘、干车垅、湿车垅、坯房、坯楼，满面砌堪麻条锁（琐）地、泥房石板，满面修理齐整，以及顶脚码头，丝毫不留，一并在内，情愿央中出付与邵裕如名下前去管业自用、另租，一概无阻。当日三面言议，付得时值现价法币四万捌仟元正，入手讫。比日契价两付明白，系是二意情愿，并无谋逼瞒昧等情。如有来历不明，付人自理，不干受主之事。未付之先，尽过亲属；既付之后，各无反悔。恐口无凭，立付顶脚码头字存据。

中见人族 同涛、崇金、伦樑、伦鸿、伦皇、同浒、静吾、同金、继接押

亲笔邵伦海押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立付顶脚码头字仝前

以上卖契、付字同立于1944年6月15日，实为“一卖两契”，即同一笔交易，分书两份文书，将交易价值的大部分记入一份不向税务局公开的文书中（此处称为“付字”），以实现少交税款的目的。这是清代流传下来的“赣派”契约文书逃税的传统方式[v]。所以，公开文书（税后契）书写的交易价是12000元，而厂房的实际交易额是6万元，“付字”上所书的48000元交易价是匿税的。

按1944年7月赣州食米每担1700元的价格计算[vi]，6万元只能买到30余担糙米。而实际上，抗日期间赣东的物价要大大高于赣南。由此可知，邵伦海是以低于典价（三年前的典价已是很低）的价格出卖这所坯房的。

这两份文书签立之时，正是日军发起的“大陆交通线战役”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时候。5月，日军轻而易举攻下河南，6-8月，势如破竹似地打通湖南境内粤汉、湘桂铁路。这次交易反映的情况是，邵伦海苦撑了3年多之后，已失去了等待升平世界来临的耐心，失去了再做瓷厂老板的信心，对时局终于完全绝望，于是决定放弃厂房的所有权，忍痛卖断自己心爱的产业。

三、民国33年邵裕如置买亲族坯房屋基字约

在买断邵伦海的坯房之后六个月，邵裕如又买下了同宗亲族另一处厂房。字约（图6）如下：

立杜断出卖坯房屋基契字人邵亲禄、寿、机、辉兄弟，今因正用不敷，共同商议定妥，自愿将父手下坯房屋壹重，坐落景德镇陆拾参保薛家坞内右边，坐北朝南，共计十二间，廒屋两间，泥房壹间，青石满面，靠西边余屋壹所，南至己墙外滴水官街大路为界，北齐己墙外滴水沟为界，东至己墙为界，西至连余屋己墙外出路官街为界，上齐椽桁瓦桷，中连屋柱川枋，下并石础基地；坯房楼装修俱全，所有寸木片石，撮土个钉，及晒架塘、晒架满连，壹并在内并顶脚码头，情愿托中出卖与邵裕如先生名下前去管业、收租、改造、另佃无阻。当日三面言议，卖得时值价国币陆万贰仟元正。比日契价两付明白。未卖之先，尽过亲属；既卖之后，永无增找回赎。所买所卖，系是二意情愿，并无谋买逼勒等情。如有来历不明，以及重互典押等情，卖人自理，不干买主之事。恐口无凭，立杜断卖坯房屋契字，永远存证。

原中人 邵亲炼 押

经场人 吴子麟 押 巢吉让 押

秉笔人 邵亲机 押

出卖人 邵亲禄、寿、机、辉押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立杜断卖坯房屋契字人仝前

该份契字签约之时，日军发起的 “大陆交通线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完全实现了战略目标。当时中国国内到处弥满着无望的沮丧气氛，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形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此时的 “瓷都”景德镇继续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时遭遇着日机的轰炸。瓷业恢复无望，旧业难守，窑户只好“杨志卖刀”，忍痛咬牙“卖爷田”。邵禄兄弟出让坯房屋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契字交易标的应是一般规模偏大的圆器坯房。立契之时并没有税契行为，大概其时景德镇已经处于人人各安天命的“无政府状态”。直到民国36年（1947年）4月，浮梁县政府才盖之以“印”，粘之以“卖契税收据”，并在原契上添改批注“估价三十万元”字样，以契价30万元（法币）为纳税基数，税18100元。

立契当时的62000元“国币”时价能值多少呢？同样以食米价格为例：1944年12月赣州每市担（100市斤）糙米价为1900元[vii]，以此标准计算（当时景德镇的物价实高于赣州），邵氏兄弟所卖坯房屋基只能换回32担多糙米。以当时景德镇瓷工的工资收入计，一个工资较高的琢器业工人[viii]，积蓄4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下该笔产业。邵氏兄弟祖辈花了多少心血才置立起这份家业，已经不得而知。以正常的途径，在正常的状态下，绝不是一年两年所能办得到的事情。细细体味这份契约，恍然仍旧有声声日机空袭警报响彻耳际。

四、民国35年邵裕如置买余氏地产契约

至民国35年（1946年）4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已快一年之时，邵裕如又决意买下景德镇瓷业界大佬人物余树荣家的一块地产。余氏所立意向性“议约字”（图7）全文如下：

立议约字人余牧九，情因正用急需，愿将祖手遗下坐落梨花树衚衕内靠青莲庵屋一幢，计前后八间，并门首厢房，被敌机炸空剩余基地一片，四址均以墙外滴水为界，情愿央中出卖与邵裕如名下前去管业、创造无阻。当日议定现值价洋伍拾万元正。立议约日亲手收讫。一俟登记管业证手续办毕，再行择日正式立契。如卖者翻议，加一倍奉还；如买者翻议，此款扣作没收。恐口无凭，立此议约存证。

外批 知觉母洋贰万元 写字洋壹万元 会首礼、原中、散中共洋柒万元右开各种费用共计法币拾万元 俟正式立契日兑清 此批

原中人 余式昌（红章） 余豪北（式昌代押）（红章）

出业人 余牧九（红章）

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初八日立议约字人仝前

余树荣，字寿显，清末、民国时期都昌县人氏[ix]。清末时期，已成为景德镇瓷业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头面人物，为景德镇商务总会的发起人之一。商务总会成立后，被推举为议董（图8）。立约人余牧九称交易地产为其祖业，应为余树荣之子或孙。幸运的是，该笔地产的上手交易契（限于篇幅，原文略）仍保存完好，契载该笔产业是余寿显于1889年以光洋125元购自族弟余用顺家的。

“议约字”体现出两个鲜明特点：（1）价、物交易在意向性议约成立时即完成，民间私约（正式契约）比政府颁发的管业证更受重视；（2）契约中介人分为三类（会首、原中、散中，报酬金依次有三个等级，差别很大）。

从议约中可以看出，抗日战争时期，余家祖置房产在日机的轰炸之下化为一片废墟。余家人可能与千千万万的其他景德镇人一样避祸乡下。抗战胜利后，余家后人余牧九回镇处理“敌机炸空剩余基地”时，已经无力重整祖业，只好卖断了事。像余家这样的体面人家，依中国的传统，不是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出卖祖产的。这笔地产交易除留有议约字、上手契（图9）外，还有5月份中人领受中介费的收条以及同年“七月七日”所立正契（图10）两份文书。因上手契、正契与议约字的内容大体相同，仅选录以上议约字一份。

议约书签立之时，全国正笼罩在国内战争的阴云之中。正契签约时，内战正好开始。

议约书立于4月份，交易价为法币50万元，3个月后所立正契的契价仍是“土逢时值价法币伍拾万元正”。当时的物价涨势凶猛，1945年11月，上海的物价指数是抗战前夕的993倍，食米每担价涨至10250元[x]；1946年2月下旬，九江、萍乡各地中熟米价猛涨至25000元1担[xi]。在法币如此大幅度贬值、两个月之间便悬若天壤的背景下，余家所卖基地价50万元已没有多大意义，从4月立意向字至7月立正契，每担米价至少又涨了1万元，因为该年底南昌的米价已是64000元1担的行情了。实际上，业主在此笔交易中所得价值仅是这笔交易的中介费的4倍，业主受益似乎是象征性的“意思”一下而已。给余家衰落境遇增添更浓重悲剧色彩的事情是，曾为景德镇一代豪杰的余寿显可能就是在此时撒手人寰的：因为上手契上粘有的一份1946年5月30日填写的 “声请”表格中还有余寿显的亲笔签名；上述引录的四月初八日立议约字虽为余牧久出头，而只有“情因正用急需，愿将祖手遗下……”说明字样；7月7日所立正契却出现“情因正用急需，与母相商，愿将祖手遗下……”的说明，余寿显可能就在此期间寿终正寝。

元代蒋祈《陶记》载：“景德镇陶，昔三百余座。”明、清五百余年间，景德镇大体保持着这样的生产规模，以瓷业为生者二三十万人；民国十七年（1928年）统计：景德镇窑128座，瓷业工人25000余人，间接恃瓷业为生者二三十万人。

1937年底，日军占领南京，全国各地驻景德镇办瓷的十七帮庄客纷纷离镇散去，本来前景逐渐转好的景德镇瓷业一时急转直下。尤其是日军占领九江后，瓷器的主要销路被截断，景德镇虽然没有沦陷为日占区，但其瓷业从此处于窒息状态中。许多窑户在长夜漫漫、战事无望结束的情况下，无法维持生活，只有拆窑屋籴米度日；大批工人也随之离镇散去。1940年春，景德镇遭遇日机首次大规模的轰炸后，全镇仍能维持生产的窑口仅剩下33座（战前130余座）。[xii]在此背景下，行业生产规模最为庞大的圆、琢器瓷坯厂（战前有5000余家）再开工已得不偿失，厂主们只好纷纷忍痛割爱，典卖祖业。厂主邵伦海先典租、后忍痛绝卖自己的产业便是其中一个代表。

以上契约文书反映的邵氏、余氏家族的境况正是当时景德镇千百家业主衰败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景德镇瓷业在这场民族劫难中所遭遇的悲惨往事数不胜数。著名的琢器“三鼎甲”之一的天佑华瓷业公司曾是民国时期景德镇瓷业界崛起的一颗新星，因为日机的狂轰滥炸，政局动荡，无法正常经营，致使股东们离心离德，最后经理悬梁自尽，1939年，曾经生气勃勃的公司只好关门了事[xiii]；范永盛瓷号因专造天主教雕塑瓷而兴盛发达了二十年。抗战爆发后，为避日机轰炸，将作坊搬迁到景德镇天主教堂的大院内继续生产，因教堂的圣堂铁皮屋顶上油漆了美国国旗，日机不敢投弹。日美开战后，天主教堂被日机炸毁，显赫一时的范永盛瓷号老板范乾生的五脏六腑被炸伤，耳被震聋，医治无效，于1943年含恨而终。百万大洋资产、近百工人劳作的大厂毁于一“弹”[xiv]。整个抗战期间，全镇因日机轰炸造成的厂房损失达五亿余元，工具设备损失九千余万元，间接损失达四亿元。产、销损失则无法计算[xv]。

除了日机轰炸的因素外，促成景德镇加速步上末途的另一个因素是国民党实施通货膨胀、搜括民财的政策。国民政府统一发行法币之初，设有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负责督查、保管发行准备金，逐月公告发行情形；抗战开始后，借口保护国家金融机密，停止公告，就此依赖滥发纸币以弥补越来越浩大的战费开支，纸币发行数额仅由各方估计而已，准备金制度形同虚设。抗战前正常的年代，1935年至1937年6月仅累计发行了14．07亿元。但到了1943年12月，便增至735．79亿；一年后的1944年底，更达到1894．61亿元；1945年底，发行数已为10319．32亿元的天文数字[xvi]。在这种大背景下，景德镇物价飞涨，镇民无论富者、穷者生活都难以为继，遑论购置物料开工生产，最终只有选择“崽卖爷田”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