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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善本朱印《扬荷集》--- 邵瑞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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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6 09:49: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民国善本朱印 扬荷集 经眼录特别指出比明版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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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邵瑞彭
出版人:   双玉蝉馆刊
年代:   民国19年 (1930)
纸张:   白纸
刻印方式:   木刻
装帧:   线装
尺寸:   29.5 × 17.5 × 1 cm
册数:   1册
作者:  邵瑞彭
出版人:  双玉蝉馆刊
年代:  民国19年 (1930)
纸张:  白纸
刻印方式:  木刻
装帧:  线装
尺寸:  29.5 × 17.5 × 1 cm
册数:  1册

描述: 尽管时下民国刻本的搜罗赏玩者日益渐多,而书价也已达成千上万之数,但真正对其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似乎仍不多见。考究书籍版本之学者,要么好古敏求,宋元明清、稿抄校批;要么新兴文艺,初版毛边、名家签题。虽然也有确具识见者,如周叔弢先生就曾在致黄裳先生的信中指出:“当民国初年,董康、吴昌绶刻印之书,纸墨精良,比之明代书帕本,要高万倍。”(手札原迹影附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黄裳先生《珠还记幸(修订本)》中《自庄严堪》一文后)而民国刻本“向来都不是出版史着眼的重点,已经出版的众多的通史、教材,都未曾着墨”,连“《民国时期总书目》也把刻本排除在外”,则也是事实。因此,彭卫国、胡建强两位的《民国刻本经眼录》(以下简称《经眼录》),虽然只是其在多年工作实践中用心关注、不断积累的初步尝试,但近百种民国刻本精品的著录排比以及相关考述,对这个确实值得开发并深入的研究领域来说,已不仅有资料梳理的创基础之功,或许更堪称颇具眼光的开风气之先。
书讲版本,由来已久。无论是读内容、用资料,还是玩收藏、事贩转,求精求善,则概无例外。当然,目的不一,侧重也各不尽同,于是,就有了所谓“善本”的定义和标准。举例来说,清末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认为:“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阙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定本(无阙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另一藏书名家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则在提出“旧刻、精本、旧抄”的同时,强调“旧校”。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编全国性的古籍善本总目,又有以“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为纲,并附九项细则的所谓“三性九条”等等。要之,无非就是内容、形式和时代这三个概念。前两项应该说是基本不变的科学标准,而以时代论,则过去有以明代嘉靖年为断的,后来又划清朝乾隆为界……总之好像一直在变。事实上,这种以某个年代“一刀切定”来划分善本的做法,不管有无道理,都必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至于过去较长时期内民国刻本不受大多数藏家的青睐,固然可以认为与其时代相对较近的“不古”有关,而当如今连铅印洋装的新文学书籍,也早成版本之学中的一项热门时,相对有关民国刻本研究的缺失,或许又从一个侧面,多少反映出作为传统工艺的雕板印刷,到了历经千年之后的民国年代,在更便实用的近代机器印刷工业大势所趋的革新替代之下,已经不再是书籍印制的主流。但是,虽非主流的民国刻本中,却不乏值得关注的珍善之品。
正如《经眼录》指出的那样:“民国刻本的价值,最主要的,是它的学术性和资料性。刻书者大多为有学问的人,所刻之书,自然以有益学问为首选。”尤其是一些当时文人学者的诗文别集、学术著述,多赖刻本,成一代文献。而其中精校精刊者,更可称善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中,就有不少民国刻本,经整理者比勘研究之后,被选为精善可据的工作底本。像陈曾寿“《苍虬阁诗集》,以民国二十九年刻本为最善”;范当世诗文集各本中,则以民国二十二年《文集》十二卷、《诗集》十九卷,并附《蕴素轩诗稿》五卷的浙江徐氏校刻本,“后出转精”,且较其他版本内容更足;翁同龢诗集,虽先有1913年常熟开文印刷所铅排的《瓶庐诗钞》六卷,但1919年由翁氏门生陆襄出资的武昌书局仿宋刻本《瓶庐诗稿》八卷,则“经缪荃孙、邵松年前后数年的校勘,除异体字稍多之外,错字极少”。而《经眼录》所收,亦颇多此类,如民国十二年(1923)沔阳卢氏所刊梁鼎芬《节庵先生遗诗》六卷,民国二十七年(1938)刊陈宝琛《沧趣楼诗集》十卷,民国十九年(1930)双玉蝉馆刊邵瑞彭《扬荷集》四卷红印本,民国十二年(1923)孙氏四益宧刊孙德谦关于骈文研究的专著《六朝丽指》,乃至我国最早翻译西洋科学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八十日环游日记》的陈寿彭夫人薛绍徽的《黛韵楼遗集》八卷(民国三年陈氏家刻本)等等,皆名家名作、刊印精好之本。还有民国十九年(1930)袁励凖(珏生)自刊《恐高寒斋诗》二卷红印本,更是“由撰者自书以付手民”,并用“清中期库纸精印”,无论品相、刻工、墨色,均极为赏心悦目,故“堪称民国家刻本之一流珍品”。袁氏为一代名流,诗文翰墨,皆有声当时。其书法尤为人宝重,除《经眼录》中介绍北京新华门匾额即由其题写之外,海宁王静安(国维)先生墓志,亦据其手书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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