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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庆注：邵平公为东陵侯，但秦代时，并无秦皇东陵之称，何来建陵或守陵的东陵侯？那么《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故秦的东陵侯，指的哪个东陵？下文有所论述，其中有的古东陵鲜见。
天岳幕阜山——谈古论今话伏羲 作者：刘博 2018-01-18 17:32 http://zhlbkly.com/LBWH106.htm
摘要：从中华并人类文明发祥的范畴和新文明文化史观的视野来论证伏羲文明开端成长于长江流域，伏羲就是东皇太一；又把伏羲文明和天岳幕阜山特征相结合论证天岳幕阜山是万祖之山——昆仑，是禹贡之“东陵”，其皇坛就是伏羲墓。 关键词：伏羲、天岳幕阜、东皇太一、昆仑、东陵 目录： 一、 从文明发端来看伏羲文化 1、长江流域是中华并人类文明发祥地 ⑴苏美尔文明 ⑵根据三要素分析 ⑶长江流域上万年文明生生不息 ⑷科学结论 2、新文明文化史观 3、履足娠生反应的是典型的母系氏族风俗 4、百王之先，人文始祖 二、 伏羲文明开端成长于长江流域的考古朔源 1、考古高度吻合伏羲时代文明特征 2、“生庖犧于成纪”——当湖南辰溪 3、伏羲女娲夫妻说是黄帝后的附会 4、伏羲与女娲、太昊关系考 三、天岳幕阜山是万祖之山——昆仑 四、天岳幕阜山皇坛是伏羲墓的理由分析 1、天岳幕阜六岳之首 2、东皇太一是伏羲 3、《禹贡》之“东陵” 4、天岳幕阜是东陵 ⑴下隽 ⑵隽水河 ⑶九江 ⑷岳阳古称东陵 5、东陵幕阜有皇陵乃古伏羲墓 ⑴太昊和伏羲并非一个人 ⑵幕阜皇坛 ⑶天岳幕阜山有魁屋 一、从文明发端来看伏羲文化 通常，说中华古老文明文化、传统历史文明观，大多烙上“黄河中心论”的烙印，谈伏羲文明文化也不例外。那么，拨开历史的云雾，正本清源中华并人类文明文化史，走出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的”新文明文化史观（一），将给我们展现一个崭新的审视中华并人类文明文化史观的广阔前景。伏羲古老文明是中华并人类文明发祥后极其重要的阶段，我在《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以下简称《源》）概括了五万到五千年文明发展阶段：“神糯文明文化，其主要阶段在50000～5000年前间，也即从上古的有巢氏、燧人氏、盘古氏、女娲氏、伏羲氏到中古的神农、炎帝、黄帝、少皞（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帝俊，高辛氏，也即西方称的上帝）再到近古的唐尧、虞舜、大禹、夏启开（建希腊克里特文明和夏朝）、殷商、西周相对应时期。其中，从50000～25000年前间相对应的是有巢氏、燧人氏、盘古氏，是巫傩文化伴随巫糯文明萌芽产生发展时期。从25000～5000年前间相对应的是女娲、伏羲氏、神农、炎帝、黄帝（早期）时代，是伏羲神农全球大统大九洲巫傩文化从长江流域向全球传播扩散开拓时期；从5000～3000年前间相对应的是少皞、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大禹、夏启、殷商、西周时期，是巫傩文化随着全球大统大九洲的分崩离析而分化组合变异时期。（二）”伏羲阶段是从上古到中古也即中华并人类文明从原始走向文明的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阶段，这个阶段达上万年之久。那么，剔除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下的文明史观之人类最早发祥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之错误史观后，则人类文明的肇始究竟在哪里呢？ 1、长江流域是中华并人类文明发祥地。新文明文化史观理论的创建者流波（三）在论述人类文明最早发祥时指出：作为人类文明的总发源地，必然有着最早的文明基因、环环相扣的文明积淀、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具体说，要确认人类文明起源最早的问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具备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二是所发现文明遗存相对年代为最早；三是文明从年代序列上具有连续性从地域上向周边具有扩散性。（四） ⑴苏美尔文明。所谓文明发祥，就是人类文明发端，就是人类文明最早肇始。按西方中心论，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人类最早文明，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但西方研究者同时发现，这个文明是突然出现的，苏美尔人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他们从遥远的东方来，其语言与汉语相似。这样看来，苏美尔人可能是从中国去的中华人。（五） ⑵根据三要素分析。从文明肇端的地理生存环境来说，人类四大古文明发生地都具备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从距今年代来说，从公元前3000～6000间，四大文明古国遗址各有发现，时间各有千秋，很难有个相对优势。然随着中国考古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古文明遗址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相对难以判断的格局——长江流域上万年农耕文明遗址的逐步发现及向周边年代的连续性空间的扩散性，突显人类文明发祥地的特征已成不争事实。换句话说，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具备文明发祥三要素。（六） ⑶长江流域上万年文明生生不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距今2.25万～1.85万年，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发现了目前人类最早的栽培稻、最早的陶器和人工编织物等。以玉蟾岩农耕稻作文明为起点向四周延续扩散：向东向南产生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江苏溧水神仙洞、广东英德牛栏洞、浙江浦江上山等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长江流域一带水稻农耕文明星罗棋布，如距今9000年之间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距今8000年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7500年左右的浙江河姆渡遗址，距今6000年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等等。长江流域水稻农耕文明向北向西黄河流域高纬度发展的最明显特征就是宜稻则稻，因地制宜发展栗、黍、麦等其它作物，如河南、陕西、甘肃的部分地方适合水稻的生长，于是形成裴李岗文化河南舞阳贾湖、仰韶文化甘肃庆阳、龙山文化陕西扶风案板等稻粟混作农业文明。这个文明向印度半岛延续扩散发展有距今7000年的阿萨姆邦水稻文明，向东 亚、东南亚延续扩散形成几距今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更是比比皆是。（七） ⑷科学结论。由此推断，即使是其它三大文明发现了年代较久远的文明遗址，也缺少周边相应遗址的延续性扩散性相佐证，更何况上万年前的印度、两河流域、埃及都还基本处于蛮荒阶段，至于其它支系文明，则更无从比起。因此，长江流域成为中华并人类不二的文明发祥之地已铁板钉钉无可争辩。（八） 2、新文明文化史观。流波对近代以来在“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人类文明文化史观进行最彻底的质疑和颠覆，结合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史学、社会学等等多学科和考古、神话、传说、宗教、民俗、天文、地理、历法、数理、气象、海洋等等诸领域从根本上、理论上全面系统地论证了“人类起源在中华”、“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中华黄种是人类的祖种祖族”、“中华文明不是传统史观所说的五千年而是上万年”、“人类文明最早在长江流域发祥、发展并拓荒到全世界”、“以四大文明古国为代表的上中古人类文明都为中华民族所创造”、“古汉语是人类早期共同语言--其母语就是长江流域最早水稻农（糯）耕民族--糯民的语言--糯语”等等一系列惊人的、合乎逻辑的历史真本观点，从而从根本上、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破除“西方中心论”、还原中华并人类历史本来面目的新文明文化史观，是二十一世纪来新文明文化史观的最主要创建者、集大成者和最给力者。这一史观和理论的横空出世，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文化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对近代以来由“西方中心论”主导下形成的中外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文明文化历史观的彻底拨乱反正，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来陷入内忧外患困境、民族意识步入“崇洋媚外”、“弱智糊涂”窘境重新走向文化复兴的标志，是人类重新走向天下大同、走向和谐文明、重建中华大九洲康庄大道的隆隆礼炮……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就是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九） 3、履足娠生反应的是典型的母系氏族风俗。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太昊帝庖犧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东晋王嘉《拾遗记》说：“春皇者，庖犧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州，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犧。”这两段历史记录告诉我们：伏羲是华胥氏的后代。从音来看，“伏羲”、“华胥”是相通的，总之关系很近；伏羲的降生反映了母系社会时代男女相许的风俗，就是男女相恋，用脚轻轻地触碰对方以示相好，类似的风俗在今天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有保留。（十） 历史上还不少记录与此雷同：周人始祖、帝喾正妃姜嫄同样是踩了大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弃，也就是后稷。从有巢氏燧人氏到华胥氏伏羲氏一脉相承，伏羲家族的图腾就是凤鸟，是典型的长江流域部族。当时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后来的好事者们纷纷考证，说伏羲之父、华胥之夫便是雷泽之神，但又感证据不足，于是到了《春秋公羊传》中便自圆其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伏羲神糯时代约20000～8000年前间，就是到了距今6000年前的炎黄并帝时代，也还是以母系氏族为主的，这也是为什么“姓氏”、“姓名”的“姓”是从“女”旁了。从历史记录看，对神农时代的记录还多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神农时代后期向炎帝时代过渡，开始有了“男耕女织”的记录，而人类真正进入父系时代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的，这也是后来海内外伏羲神糯炎帝部族长期与中央黄帝势力抗争的最重要原因。（十一） 4、百王之先，人文始祖。伏羲时代是人类从愚顽走向文明的关键阶段，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明文化基因，造八卦、结网罟、兴嫁娶、创乐器等都附伏羲于一身，使伏羲成为文化的化身，古往今来被尊称为“人文始祖”，至今海内外华人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称为龙的子孙，奉伏羲为百王之先。高庙遗址发现的夫妻墓葬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个时段的伏羲神糯时代已开始走出原始群婚制。以伏羲八卦为基础的《周易》开启人类辩证思维先河，作为六经之首，构建了我国古代并世界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基本模式，是后来辩证法的根源。（十二） 唐代的司马贞给《史记》补写的《三皇本纪》说：“太皞庖犧氏，风姓，代燧人氏而王天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虽说伏羲蛇身人首，但同时言伏羲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可见，伏羲时代，龙已经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才有以龙为官名称谓之风尚。汉代纬书中讲，伏羲氏首德于木，为百王之先，是青龙、青帝；炎帝神农氏以火德为王，为赤龙；黄帝轩辕氏以土德为王，为黄龙。青帝是远古第一帝，青龙是中华民族第一龙，伏羲氏自然也就是当之无愧的蛇（龙）图腾的创始者。后来的神农、炎帝、共工、蚩尤加入了农耕的牛崇拜，但祖宗的蛇（龙）凤（鸟）崇拜并没有丢弃而是继续发扬光大，才有了后来遍及全世界的龙凤文化圈。（十三） 高庙遗址的陶器上发现了“乾坤卦象图”和“星象图”，遗址地层出土了大量鱼骨头、淡水螺、贝壳和鹿、麂、牛、熊、象、貘以及犀牛等各种水陆动物骨骸，其中部分猪的牙床经鉴定属被驯养的家猪，有的陶罐上还绘制有“火上焙鱼”形象，等等。这些都印证了《易·系辞传》说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准确无误。从“华胥”、“扶桑”来分析“伏羲”作卦还有一个历史的源流就是，其祖族所从事的天文地理工作，产生的“天文标杆”——“扶桑”成了这个家族后来的名字——“华胥”。而长年累月对日月星辰的观察形成太阳历、太阴历，如18月历、10月历、13月历、12月历等等，而观察所产生的平面图又演绎成后来的易经八卦图。（十四） 二、伏羲文明开端成长于长江流域的考古朔源 伏羲是中华并人类人文史祖，则必然在长江流域等地留下大量的人类文明发端的痕迹。 1、考古高度吻合伏羲时代文明特征。据《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一书不完全统计，仅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四川省（含重庆市）有5处，贵州省有10余处，云南省有10多处，西藏3处，湖北省4处，江西省2处，安徽省共有旧石器地点12处，江苏省3处，而湖南省则多达60处之多。从5～1万年间的原始石棚、棚架、茅棚、窝棚、高台式建筑，如距今5万年左右的长江三峡江陵鸡公山遗址的圆形石棚，到1.8万年前的湘西北临澧竹马村遗址高台式建筑；再到风靡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干栏式建筑，如到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跨湖桥文化时代“干栏式”建筑跨入技术新时代，铆钉技术已十分成熟，长江西南地区“干栏式”民居建筑——俗称掉脚楼沿续至今。至于说到人类取火化腥，目前最早的还是追溯到长江流域的元谋人了。当历史的尘埃被风吹雨打去，文明的真相便显现在我们的眼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使长江流域文明进一步大放异彩，其人类起源文明发祥源头显露端倪。重庆市奉节县云雾乡兴隆洞发现了1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时代遗址，出土了鸟形石雕、石哨和有刻画纹的剑齿象牙雕；湖南道县玉蟾洞出土近20000年左右的人工栽培稻遗址，伴有原始陶器、原始编织物；在地层堆积跨度为20000-9000年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同样发现了野生和人工栽培水稻、陶器；10000-8000年的彭头山稻作文化群，灿若星辰。（十五） 2、“生庖犧于成纪”——当湖南辰溪。今长江流域中上游一带还保存着一种原始渔猎农耕宗教——梅山教。此教对枫树极为崇拜，缘于枫树常栖凤凰，这样联系起来，湖南怀化高庙遗址中发掘出距今近8000年的凤鸟图案就不是偶然的了。而这里有地名辰溪，属古辰州，作为地名远在甘肃“成纪”之前，“生庖犧于成纪”之“成纪”当为“辰溪”或更为确切。南宋著名地理学家王象之呕心沥血的地理著作《舆地纪胜》57卷记载郴县有“伏羲庙”，而甘肃天水伏羲庙建于明成化年间。《山海经·中山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有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凡洞庭山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状皆鸟身龙首。其祠：手牲一雄鸡，一牝豚刮，糈用稻。”这些流传于洞庭湖的湘资沅澧流域、潇湘山水之间的人首蛇身之神，不就是伏羲特征的真实写照吗？几千年甚至上万年过去了，长江流域及以南广大地区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敬祀神灵祖宗用的还是雄鸡、猪头、牛头和糯米、粳米做的粑粑、糍粑等（十六）。而大量学者研究认为，伏羲是上古南方的首领。至于西北带的伏羲文化，源于后来的迁徙，这与典籍的记录是相吻合的。炎黄大战的晚期尧尧舜时代还在“流放四凶”，将伏羲、炎帝势力向西北带流放、驱赶。如“窜三苗于本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相见于《尚书·尧典》、《孟子·万章》,《史记·五帝本纪》、《淮南子·脩务训》等古籍中，这应当是惨烈的历史变故与场面。《史记·五帝本纪》“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游牧民族、四周少数民族的形成与历史上这些“流放”政策关联。 3、伏羲女娲夫妻说是黄帝后的附会。《史记》补写的《三皇本纪》接着说：“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惟作笙簧。……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巧补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女娲氏没，神农氏作。”中华古神话特别是长江流域并以南广大地区一直流传的重要创世神话除盘古开天辟地外就是女娲、伏羲女娲神话了。分析女娲抟黄土造人信史，女娲应是伏羲前的人类始祖，只是黄帝后男性主政人为地将以上的始祖错位改性以显男性尊荣，同时将伏羲女娲有机捏合起来。到后来，文人学者更是想当然地认为上古始祖和“三皇五帝”理应为男性并有所发挥了。同时，这里记载与祝融氏大战的共工正是伏羲家庭中“赫胥居南”时派驻西亚北非地中海沿岸管理的大酋长的后代共工，祝融则是黄帝后中华本土替代赤帝司南的火正，前往征战共工，共工败而怒触“不周山”——今非洲大裂谷。这个时候的女娲也只是代代继承而来的女娲氏，然后女娲时代终止，其实为伏羲时代的终了，迎来了神糯炎帝时代。（十七） 4、伏羲与女娲、太昊关系考。从考古、历史记载、民俗传说综合分析，伏羲、女娲是“创世神”，伏羲还是类似“开天神”，而太昊是汉及后人们对伏羲的誉称，喻其圣德如日月之明，并尊崇为三皇之首。伏羲一拟太极，一画开天，创造万物，岂非盘古了。女娲与伏羲并称始见于《淮南子·览冥篇》。女娲见于《楚辞·天问》、《礼记·明堂位篇》、《山海经·大荒西经》等先秦著作中；太昊最早出现在《左传》。让人惊奇的是，长沙楚帛书记录的伏羲、女娲创世神话才是世界真正有文字记录最早的创世史。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甲篇》是一个完整的伏羲女娲创世神话文本，经董楚平解读，释文大意是：天地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之时，先有伏羲，娶女娲，伏羲、女娲二神生了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后来成为代表四时的四神。四神开辟大地，这是他们懂得阴阳参化法则的缘故……四神还造了天盖，使它旋转，并用五色木的精华加固天盖。炎帝派祝融以四神奠定三天四极。人们都敬事九天，求得太平，不敢蔑视天神。帝俊于是制定日月的运转规则。后来共工氏制定十干、闰月，制定更为准确的历法，一日夜分为霄、朝、昼、夕。（十八）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甲篇》的发现和解读，意义重大，它保留着更多史前神话的痕迹和原始思维的特点，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伏羲女娲的出土文献记载，它带有明显的楚文化的地域特征，证明伏羲女娲神话同盘古神话一样主要产生和流传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广大地区，是人类创世时代古老记忆的世代传承。（十九） 目前传统的较为普遍的认同是，伏羲孕育在四川阆中，生长在甘肃成纪，崛起、殁后并殡葬在河南的陈洲。但争议还是不少，比如出生地，强势争议的还有甘肃成纪说、山东荷泽说、河南濮阳说、江苏太湖说等。而伏羲墓似乎争议不大，似乎定论就是河南淮阳太昊伏羲墓了。而从新文明文化史观来研究，长江流域才是中华并人类的文明发端地，皇皇始祖从长江走来，从湖南走来。 《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陈，太昊之虚。”陈就是今河南省淮阳，今存占地近九百亩的太昊伏羲陵、太昊伏羲故都宛丘城和太昊伏羲画卦台。太昊陵始建于春秋，汉前有祠，唐宋成规，明朝大筑，清时大缮，岁月3000载，历代帝王52次御祭，是纪念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羲氏的大型陵庙。也就是说，太昊伏羲陵在今河南淮阳早已成定论。但湖南岳阳地方学者却有充分理由认为，位于岳阳平江的天岳幕阜山上的皇坛才是真正的伏羲古墓，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考古探究还待研。 三、天岳幕阜山是万祖之山——昆仑 天岳幕阜山座落于湖南省平江县东北角，北邻湖北通城，东与江西修水接壤，山脉自成一体，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于湘鄂赣三省，横亘于洞庭、鄱阳两湖，区域面积达4800平方公里。 昆仑山，又称昆仑虚、昆仑丘，中国第一神山、万祖之山。昆仑有海内海外之说，海外昆仑在非洲。昆仑较早见于《山海经》、《楚辞》中，其中海经更早，山经次之。后人如《禹贡》、《淮南子》、《河图》、《水经》等著作多以此为基础而有所发挥。《史记·大宛传》中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意思就是汉使张骞认为：于阗（二十）流出的河流就是黄河的源头，河中多玉石，于是汉武帝根据张骞的见闻，就把和田河的源头山脉命名昆仑山了。这个当然使得“昆仑”更加名声大振。 《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而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这里记录的帝之下都，《山海经》研究专家宫玉海认为正是今天的拉萨，布达拉宫并非唐时才建，古时有九门，有九兽镇守，为“黄帝之宫”，“布达拉”意为“光明”“八隅岩”留下“八角街”至今。（二一） 《大荒西经》中关于昆仑山的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这是海外昆仑的描述，正是今天的北非、东非地带。西海当为地中海，流沙当为撒哈拉沙漠，弱水之渊是今天之维多利亚湖，炎火之山正是今天乞利马扎罗山……这里是古代西王母管理地域。（二二） 不管是海内还是海外昆仑，昆仑做为祖山祖地，其最初的原型不会是青藏高原的昆仑山或非洲地望。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女学者苏雪林在《昆仑之谜》中提出了昆仑就是泰山的观点，此后，一些学者都持相同观点，如何幼琦在《〈海经〉新探》、何新在《诸神的起源》、徐显之在《山海经探源》等文章中都论证此观点。如果说泰山是昆仑的原始山有道理的话，其实比泰山更有道理的就当是天岳幕阜山了。 《龙鱼河图》曰：昆仑山，天中柱也。平江清同治县志卷五载：天岳山，又称天柱山，高一千八百丈，周回五百里，跨义宁、通城数州县。岳州称岳阳以在天岳之阳也。而晋《葛仙翁传》曰：昆仑，一曰玄圃，一曰积石瑶房，一曰阆风台，一曰华盖，一曰天柱，皆仙人所居也。（二三） 宋朝《岳阳风土记》：“幕阜洞天有石壁刻铭其上，言‘禹治水登此山’。又有列仙坛，有石田数亩，非人力所能为，鸟道断绝，不可登览，左黄龙，右凤凰皆在山麓也。（二四）”左有黄龙，右有凤凰，这个才是做为昆仑的天岳幕阜的气势与态势。 《舆地纪胜》曰：天岳幕阜山“山名之列凡五：曰天岳、雷台、雷公、天柱、幕府”（二五）。无论是哪个名字，都符合昆仑的内在。天岳、天柱理所当然当然是昆仑，雷台、雷公当然配昆仑，幕府呢，因为昆仑是神仙聚集的地方，当然又是幕府昆仑了。 朱谋玮《水经注笺》曰：“幕阜古名桓山”（二六）。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曰：“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水东出豫章艾县桓山。（二七）”说天岳幕阜山是桓山，其实是证明其是昆仑的又一强证。《周礼·大宗伯》：公执桓圭。注：“双植谓之桓。桓宫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如：桓楹，古代天子、诸侯葬时下棺所植的大柱子；桓表，华表也。可见天岳幕阜山自古为天子桓圭华表之天文圣地，乃古昆仑之地，被尊为天岳，名至实归。 四、天岳幕阜山皇坛是伏羲墓的理由分析 1、天岳幕阜六岳之首。众所周知，“五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殊不知，天下还有个“天岳”幕阜山为六岳之首，统管五岳，位于湖南岳阳平江，岳阳古称“岳州府”。 天岳幕阜山脉山体总面积约为4800 平方公里，岳阳境内为 460 多平方公里，相比泰山 426 平方公里、衡山核心景区200 平方公里、华山 150 平方公里、恒山 62 平方公里、嵩山 450 平方公里，幕阜天岳名符其实。 天岳幕阜山古称雷公山，天岳幕阜是雷公住所，雷公即雷神，在古人和其宗教里，是最使人敬畏地位极高的天神，是代天主持正义、惩恶扬善……先民又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认定是雷神的儿子，雷神的形象其实就是龙，而伏羲正是人首龙身，是为“龙的传人”。让人惊奇的是，天岳幕阜山山脊上有自然形成的龙鳞状花纹，现在仍旧清晰可见。而之所以汉代以来的学者要把伏羲化身为太昊，其实是一种歌颂，认为伏羲功高齐天。 历史上的炎黄大战一直延续到尧舜时代，所谓的流放“四凶”，征三苗由此而来。《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说的就是舜奉尧之帝命在湘、鄂、赣交界处征战三苗。天岳幕阜正是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又临古夏水，故称“负夏”。《史记》“舜就时于负夏”是说舜帝一段时间在“负夏”指挥作战，行使职能。 《源》序：“中华古代对世界实行‘五帝制’管理：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玄帝、中央黄帝。伏羲时把四方管理者写成‘龙’，神农炎帝时代写成‘火’，黄帝时写成‘云’，少昊时写成‘鸟’，帝颛顼时写成‘山’，帝喾时为‘四正’，尧时写成‘四岳’，夏时为‘大国’，商时为‘五长’、‘方伯’。周时则分封爵位，公国分管一方，如鲁国曾代管介葛卢（盖句丽，今朝鲜半岛）、颛臾等；燕国曾代管列（库页岛、北令海峡一带）、倭人（即糯人，大和族祖先）等。（二八）”可见，“舜帝师古……赐为天岳，名至实归，最为合适。……自舜帝敕封以后，全天下山岳被冠天岳就此一家。唯此，唯大，唯一。（二九）”很有道理。 2、东皇太一是伏羲。东皇太一，简称太一，又称太乙、泰一，是中国古代祭祀的最高神，是屈原《九歌》中所称颂的上皇、天帝。《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开头便是“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庄子·天运》：“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东汉王逸在给《九歌·东皇太一》作的注释中说：“上皇，谓东皇太一也。言己将修祭祀，必择吉良之日，斋戒恭敬，以宴乐天神也 。”《楚辞·九歌·东皇太一》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曰东皇。”宋玉《高唐赋》：“醮诸神，礼太一”，《史记·封禅书》云：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楚辞集注·九歌》注说：“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即伏羲也”。 汉郑玄《诗谱序》：“诗之兴也，谅不於上皇之世。” 孔颖达疏：“上皇，谓伏牺 ，三皇之最先者。” 太一星又称北辰即北极星，北斗星自东向西围着太一星不停旋转。东皇太一就是上皇、就是天帝、就是太一、就是伏羲，则东皇之陵苑称为东陵是顺理成章了，由此亦反证东陵乃伏羲陵。 《史记天观书》曰：“魁，星名，北斗第一星曰魁。”《庄子大守师》成玄英疏：“北斗为众星纲维，古曰维斗。”《马注》王逸注：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而天岳幕阜山在楚东，山上有魁屋，与《马注》互为印证“祠在楚东”，而山下之“皇坛”岂不正是伏羲之葬地乎。 3、《禹贡》之“东陵”。 《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蔡传》说：“九江，即今之洞庭也。”则“东陵”为今岳阳地合乎逻辑，而今之江西九江，或当为太平天国时改称。《汉志》庐江郡记注有“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淮水出，属扬州……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水经注》“庐江郡之东陵乡，江夏有西陵，故是言东矣，《尚书》云江水过九江至东陵者也。”清人胡渭驳之曰：“其地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南，大江南去五、六百里，安得云（江水）至于东陵乡。（三十）”如果东陵真是在今河南固始县，则距长江不是几百里，应当上千里了，确实说不过去。这里的问题可能出在后人对班固《汉书》之《汉书艺文志》即《汉志》上述记载的理解上有了歧义。《汉志》的这个记录本身没错，且很详实，方位很明确，但说的“淮水出”并不是说的淮水“出东陵乡”，而是说的庐江郡辖区。而《水经注》说的东陵乡实际与《汉志》的也并不矛盾，但后来的研究者则因为“庐江郡之东陵乡”句，认为其治所在江北，则认为东陵亦在江北了。庐江郡，汉置，郡治在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二十里。汉末徙治，在今安徽潜山县。三国魏置，在今安徽六安市北。晋置，治今安徽霍邱县西五十五里。……水经完成于北魏晚期，庐江郡治当为今安徽六安市，其管辖当包括江南的部分，而后研究者大多把治所之江北误解到隶属范围，这才可能是后来者研究中把禹贡之东陵推向了江北好几百上千里的原因。 《水经》的作者通常有两种说话，一是两晋的郭璞，二是东汉的桑钦。《隋书·经籍志》载“《水经》三卷郭璞注”，《旧唐书·经籍志》改《隋志》之郭“注”字为“撰”，郭成为作者。但《新唐书·艺文志》称为桑钦撰，宋以后人的著作大多称为桑钦。做为研究，还有不同说法。 “……《水经注疏》已论述郦道元没有将《水经》的县名 ‘改汉字作魏’，所以可知是《水经》的作者自己改‘汉字作魏’的，《水经》的作者是魏人，‘意在尊魏，故改汉作魏’。这个《水经》的作者‘魏人’既然不是曹魏时人，所以知《水经》的作者是北魏时人。（三一）” 水经注疏卷三十五（北魏郦道元撰清杨守敬纂疏、熊会贞疏）：《汉志》庐江郡下，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淮水出。《决水注》淮水，则东陵在今商城、固始之南，此利水在今广济黄梅境。水出东陵，则自商城、固始东南，至广济黄梅为古东陵地。阮元谓庐州府舒城县，应是东陵之首，东至扬州甘泉、江都，为东陵尽处，非古谊也。江夏有西陵县，守敬按：谓汉江夏郡西陵县也。详见上西陵县故城下。故是言东矣。《尚书》云：江水过九江至于东陵者也。全云：按此则善长不以洞庭为九江，以是知第四十卷九江在长沙下隽之文，非《水经》所有。如以为《经》、《注》互异，则彼文善长何无一语纠正之？守敬按：善长不以洞庭为九江诚如全氏说。而全氏於《山水泽地》篇，谓善长以湖汉为九江，则非。善长引《禹贡》之正名。……《禹贡〉之九河，为一河所分，则九江亦必为江水所分。《淮南子》禹凿江而通九路，是其明徵。其他入江之水，固不可以名江也。夫九江为《禹贡》要义，善长不应不置一辞。考《事类赋注》六引《水经《释九江三科，皆是上《注》文。盖善长於岸阻江山以下实叙九江。而今本亡之，惟叙九江於东陵之后，似与《禹贡》不合。不知利水本始终西南流，固不嫌先东陵而后九江也。这节注疏，主要大意还是认为“不以洞庭为九江”不是《禹贡》本意，言下之意还是倾向于洞庭是“九江”，则东陵在今岳阳及与湖南、江西交界处比较合理了。 4、天岳幕阜是东陵。 《书经集传》中注九江曰：“汉九江郡之寻阳，乃《禹贡》扬州之境，不得以荆江之水当之。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意思是，如果认为九江是在寻阳，则进入到扬州境内，不是荆江之水了，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九江还是在长沙下隽是合乎逻辑的。那么下隽又在哪里呢？ ⑴下隽。下隽县，古县名。西汉置，因隽水得名。治在今湖北崇阳肖岭暇心畈（通城西北）……据《水经注》，沅水东至下隽县西，澧水东至下隽县西北入洞庭。此县应在今洞庭湖东北岸。南朝梁陈时曾为隽州及上隽郡治所。隋开皇九年并入蒲圻。（三十二） 据《湖南历代郡国州县考》引“下隽”自东汉到南朝，齐时期记载如下: 西汉长沙王国，领县十三，东汉长沙郡，治临湘；三国“下隽”，两汉故县，今岳阳临湘和湖北崇阳、通城县地；内蒲圻，下隽在今湖北，属地在今湖南境的八县；西晋巴陵，吴为下隽县境之巴陵邸阁，晋升县；东晋:长沙郡，治同西晋，领县十，属地在今湖南境的八县；南朝·宋:巴陵太守，治巴陵，今岳阳市，元嘉十六年(公元436年)立，领县四，内蒲圻，下隽，治在今湖北，属地今湖南境一县；南朝·宋巴陵，西晋故县，原长沙郡，今岳阳市和岳阳、临湘县地(公元420-479年)；南朝·齐巴陵郡，治巴陵，今岳阳市，宋(南朝)故郡，领县四，属地在今湖南境的一县(公元479-502年)；巴陵·晋宋故县，今岳阳市和岳阳临湘县地。从以上朝代所辖变化看，“下隽县”在南朝·宋(公元479年)以后当被“重华”（公元552年置）继承。（三三） 又据同治五年《崇阳县志》记载：“汉下隽县治位于邑西暇心畈，今沿沟里许，有城址可寻，其东曰东关，西曰西关，南为风城岭，崩处出铠甲戈矛之属，西北泉陂市，遗墟长二里许，弥望皆荒冢，为古达岳州驿路。” ……崇阳县府南四百二十五里，西至通城县百二十里，汉长沙郡下隽县地。（三四）可见，下隽乃今天湖南、湖北、江西交界处也即天岳幕府山地段没错。 ⑵隽水河。隽水河又称桃溪，是湖北通城、崇阳县人民母亲河、生命河，系长江中游右岸一级支流。发源于湘鄂赣三省交界的湖南平江、江西修水、湖北通城天岳幕阜山北麓，源头在通城县马港镇高峰村境内，横穿鄂南的通城、崇阳、赤壁，在嘉鱼西北角隅注入长江，全长三百六十五里。位于赤壁、嘉鱼的隽水河中下游段据说是因三国东吴名将陆逊驻军屯田于此，故改名陆水。今隽水河定义仅限通城崇阳境内的上中游段，干流长约两百余里。（三五）隽水河更加证明了上述观点。 ⑶九江。 《山海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这已经明确了“九江之间”不就是洞庭么。《禹贡》中关于“九江”的记述有三，一是记荆州时云: “荆及衡阳惟荆州, 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二是记导山时云: “岷山之阳, 至于衡山, 过九江, 至于敷浅原。”三是记导水时云: “岷山导江……又东至于澧, 过九江, 至于东陵。”《水经》云：“九江在长沙下隽县西北”。《楚地记》曰：“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之间。今岳州巴陵县，即楚之巴陵、汉之下隽。洞庭正在其西北，则洞庭之为九江审矣。今沅水、渐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资水、湘水，皆汇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这个把具体的九条江都说出来了。汉唐多以为不出古寻阳之地,或以湖汉九水入彭蠡泽者。司马迁《史记·河渠书》称: “余南登庐山, 观禹疏九江”第一次说了九江的地望在汉寻阳境内。班固从司马迁说, 其《汉书·地理志》云:“寻阳,《禹贡》九江在南, 皆东合大江”。《晋太康地记》曰: “九江, 刘歆以为湖汉九水入彭蠡泽也”。他以注入彭蠡的湖汉九水为九江。宋儒考“九江”, 一反汉唐陈说, 力主湘、资、沅、澧等九水入洞庭者为“九江”。此说发轫于宋初胡旦，他分析《山海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 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认为九江当即洞庭诸水。宋儒说抓住如果“九江”在寻阳境内，则成了扬州地域了，又怎么能是“荆江之水”呢？力主“九江”在下隽西北之“洞庭水”。 ⑷岳阳古称东陵。相传后羿斩巴蛇于巴丘，积骨为陵，亦称“巴陵”。春秋战国时属楚。秦时，东部属长沙郡罗县、下隽，西部属南郡、黔中郡。汉时分属长沙下隽县，罗县及南郡华容县、武陵郡孱陵县。三国初由吴、蜀分治，后属吴。建安十五年(210)，吴析长沙郡北部置汉昌郡，为市境置郡之始。西晋太康元年(280)，析下隽县西部建巴陵县。元康元年(291)，分长沙郡北部4县置建昌郡，郡治设巴陵县。东晋咸康元年(335)撤郡。南朝宋元嘉十六年(439)，复分长沙郡北部4县置巴陵郡。（三六）南宋蔡沈《经书集传》：“东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县也。”六朝宋人庾仲雍《江记》（《寻江记》）载：“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谓之巴陵，亦名东陵，《禹贡》过九江，至于东陵”。岳阳平江地方学者陈砚发在其文章《天岳幕阜山伏羲陵考辨》一文中引“北宋曾彦和云，巴陵与夷陵相为东西，夷陵亦曰西陵，则巴陵为东陵可知也，又名天岳山，巴丘山。”然后分析说：此说对了一半，东陵在湖南岳阳，但不是巴陵而是天岳山；北宋曾彦和提到了天岳山就是东陵，但他把天岳山与巴丘山混淆了；巴丘很难称山，要称其为陵，而且是东陵实难以相通。（三七）不过，我在这里要再分析一下，禹贡说的东陵或其它做注的搞研究的概念的东陵，说是巴陵也好，是天岳山也罢，都是说的一个大概，且历史地名也在变化，现岳阳这个曾经是“东陵” 的地方大范围曾经叫“巴陵”、“巴州”、“岳州”，其因有了天岳幕阜山而成东陵么，这里面是没有矛盾的，这里的分析逻辑问题是把东陵就只概括为是一座陵墓了，这样的话，天岳幕阜山也不是通座山是陵墓，也岂不能叫“东陵”了？至于把天岳山叫成“巴丘山”，也没什么不对，天岳山上有平台，正好叫“巴丘山”名符其实哩。关于这一点，与陈砚发先生及大家探讨。而清儒王夫之的理解就很到位，其《禹贡稗疏》卷二说：“东陵者，武昌以东，瑞昌以西，江之东岸诸山也。”这个说话很精到。岳阳是东陵，也就为天岳幕阜是东陵增添了源码。 5、东陵幕阜有皇陵乃古伏羲墓。 东汉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绛史引）载，伏羲去世 “崩葬南郡”。注“湖北江陵也”。《路史》载：伏羲葬南郡。南郡就是湖北的江陵。而天岳幕阜山唐以前属湖北江陵郡管辖。清朝著名学者张瓒昭在其《楚陵述略》对湖南省境内的茶陵、昭陵、醴陵、零陵、泉陵、春陵、东陵等古陵一一考证，得出 “平江之天岳，即《禹贡》东陵，其下有皇坛，乃伏羲之葬地”的结论，这是他对楚陵研究的重大发现与贡献。东晋著名道学家、医药学家葛洪写有《幕阜山记》，云：山有石壁刻铭，上言:“禹治水，登此山”。清《同治地方志》载：山有石壁，刻篆文曰：“夏禹治水到此”。（三八）正因为天岳幕阜山葬有千古第一帝伏羲，所以被尊为东陵，所以舜帝要封天加冠为“天岳”，所以大禹治水要南来登山拜祭。 ⑴太昊和伏羲并非一个人。相对，伏羲更远古，太昊当晚辈。古史记载伏羲是华胥氏之子，出生于今四川，成长于甘肃陇西成纪，建都于陈，为上古三皇之首，与女娲同被尊为人类始祖。太昊，古籍中或记为“太皞”，是上古东夷部族的祖先和首领。荀子在他的《正论篇》中提及“太昊”，在《成相篇》中又言“伏羲”，可见两人自非一人。“最早将太昊与伏羲并称为一体的，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在《世经》中，刘歆从西汉末年的政治需要出发，突破传统的以黄帝为历代帝王之首的体系，以伏羲与太昊并称，炎帝与神农并称，列于黄帝之上，建立了一套新的上古帝王世系。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给王莽代汉提供合法依据。（三九）” ⑵幕阜皇坛。皇坛位于今山脚下阜山村，有四十八灯，四十八柱，组成八方台，台上供奉伏羲手持八卦的神像。至汉朝“皇坛”为“玉青宫”，“玉青”应是元始天尊之宫；唐朝为道教第25洞天，“元真太元”之天；至宋朝宋英宗降旨扩建玉青宫（1064年）并赐“冲真观”，重新整修“皇坛”。据清同治县志载：天岳幕阜山有三级皇坛，门首有迎恩桥，接官亭，相传前代多遣官致祭。致祭者还不是县官，是遣州官代皇帝前来致祭。（四十） ⑶天岳幕阜山有魁屋。天岳幕阜山天岳堂有许多古建筑物，正殿地基清晰可见，正殿前留下了三棵千年古杏，大的有三人之围。大殿旁有一石屋，石屋中有一麻石远古神像，旁边有石砌的八方台基尚在。在大殿下方坡内，有一小石屋，石屋中有一石柱，柱上可见“魁屋”二字。《史记天观书》曰：“魁，星名，北斗第一星曰魁。”伏羲应天而王，是三皇之首，为百王之先，成人文之祖，当然就是为大为首为主也。伏羲因此而称为太一、泰帝、东皇。 由此推断，“魁屋”就是人文始祖伏羲之屋，华夏之祖殿、祖祠之所在。（四一）笔者完全同意这样的推断与观点。 注释： （一）"新文明文化史观"是流波针对近代以来"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文明文化史观进行反思、结合中华并人类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再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中华文明上万年"、"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源头"……等既逆转传统妈观又合乎历史逻辑的新文明文化史观。这一史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流波(理论的提出创建者)、梁启超(已故)、李约琴(英、已故)、罗伯特·坦普尔、宫玉海、林河(已故)、王大友、董立章(已故)、史式等。 （二）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第7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版。 （三）流波，实名刘博，湖南新化人，曾援藏八年，原湖南省人大民侨外委办副主任。人类学与民族学学者，“新文明文化史观”理论的创建者，《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一书作者。新时期民族爱国启蒙思想家、理论家，其理论、文章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四）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第3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版。 （十二）、（十四）、（十六）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第13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版。（十三）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第131～13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版。 （十五）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第189～19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版。 （十七）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第132～13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版。 （十八）、（十九）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第5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版。 （二十）于阗，今新疆和田。 （二一）宫玉海，《走出中华伊甸园》，第103～104页，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1版。 （二二）宫玉海，《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第148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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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7 09: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