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尚书·周书》中召公思想的研究

邵友华

      对《尚书·周书》中召公思想的研究

                 陈永佳

一 、召公一生的历史贡献

（一）召公生平事迹简介

召公，名奭，姬姓，因文王时代曾受封于“召”地，故称为“召公”。在武王时期，为周王朝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武王灭商后，虽天下归一，但人心仍有起伏，为确保天下安定，三公（太公、周公、召公）率先垂范，率领族人远赴边疆、戍守国门。周初的“三公”，是对周王朝的创立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宗亲、重臣。

召公在周成王时期，因辅佐年幼君主，被封为“太保”。他通过实施德政，从侯伯到庶民都得安置，无人失职。据史籍记载，召公勤政爱民，常赴田间体察民情，累了就在甘棠树下休息，饿了就摘树上果实充饥。为此，让他在执政时期政通人和，贵族和平民都各得其所，因此深受贵族和百姓的爱戴。周成王死后，召公继续辅佐周康王，因此而开创了“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之治”，为周朝延续八百余年的国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人对召公的历史贡献更是赞誉有加。曾作《甘棠》诗颂扬召公，而“甘棠遗爱”的历史典故也成为千古美谈。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言：“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 而在西汉淮南王刘安所撰《淮南子·泰族训》中有言：“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

因此，周初政治清正廉明、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快速发展，与天子敬德任贤以及官员勤政爱民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二）《尚书·周书》中对召公的记载

在《尚书·周书》中，讲到召公的篇章有《君奭》《顾命》《康王之诰》以及《召诰》《旅獒》。后面两篇才是真正体现出召公思想的篇章，因此，笔者特意在第二大标题中单独阐述《尚书》中体现的召公思想。

1、《君奭》

召公不说，而周公作《君奭》，主要是在初期两大辅佐周王的召公和周公，由于一些思想上的分歧，周公耐心细致的对召公进行解释，以取得召公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劝勉召公与自己同心协力，把国家治理好。“笃棐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周公对召公的殷切期盼。因此，思想上的统一，才能协调各方力量来辅佐帝王治理好国家。

2、《顾命》

这篇文章中记载了成王入大殓既殡后临终礼仪中各种明器物件的种类名称以及摆设位置,也包括士的服饰,兵器和分布位置等情况。讲述了召公参与成王丧礼时穿的服饰、拿的器物，以及对出席丧礼宾客进行一系列礼仪仪式。

3、《康王之诰》

这篇文章主要是描写周成王刚去世不久，周康王接受各方诸侯敬献的贡品，召公作为太保主持庆典仪式并列举了周朝的文王、武王、成王大受福祥，能够安定西方。并告诫康王“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

二、 《召诰》和《旅獒》中召公的思想

真正整篇都是提到召公思想的只有《召诰》和《旅獒》。《召诰》主要讲述的是周朝统治集团对营造洛邑极为重视。首先是太保召公勘察地形，其次是对选址进行占卜，再次是准备祭祀祭品，最后就是颁布营建命令。最重要的一点是警告周王室要“敬德爱民”才能永保周朝江山。《旅獒》是一篇规劝武王不能玩物丧志的文章，类似于周公的《酒诰》。

（一）“以史为鉴，施行德政”是召公的核心思想之一

1、以史为鉴才能万国来朝

召公在《尚书•召浩》中强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也就是要借鉴夏朝和殷商的成功治理经验也要吸取他们之所以会灭亡的教训，才能让氏族宗亲，各个诸侯国归顺降服。因此，召公又说：“明王慎德，西夷咸宾。”这句话展现出圣明的君王，之所以能够得到四周民族都来归顺的原因就是君王敬重德行的修养。那么，什么才是君王必须遵守和学习的德行呢？接下来召公又说：“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无替厥服；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先王于是把美德昭示给这些贡品给异姓的国家，使他们不要荒废职事；并且分赐宝玉给同姓的国家，用这些东西展示亲爱之情。这样做就能彰显出先王的美德。

2、施行德政才能永保周朝江山

德，在我们传统思想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个人要修德，如“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诸葛亮语），《易经》中有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国亦要修德，例如《太上老君·清静经》也有言：“上德不德，下德执德。执著执者，不名道德”，而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因此，周族后世子孙要想延续周朝政权，也只有自身“修德”一条路，故而施行“德政”更是《尚书·周书》中的核心内容，也是周朝能够延续800余年的核心治国理念之一。《召诰》一开始就强调：“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而且两次殷切盼望周朝王室能够尽快实施德政：“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种急迫性充分说明了召公一颗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并且又有对周王室的拳拳之心。甚至后来一段连续两次提出警告：“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这更是召公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对周王室提出的谆谆教诲。

（二）君王应以“哲”为先

《尚书》中多次提到“哲”字。如《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伊训》：“敷求哲人。”《大诰》：“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

自古以来，不管是我国还是外国，每个朝代都会有这种现象：“开国多为明君，末代皆为昏君”。主要是因为“先王”与“后王”不同之处在于一个“哲”字。关于“哲”字的解释，汉代语言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哲，知也。从口折声。”《尔雅》：“哲，智也。”

而在《尚书·召诰》中有言：“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这里说明了先王往往是“圣明”的君王，但越是往后，就不再遵守先王的各项规章制度，甚至开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残虐百姓，造成战乱不断，民不聊生，最终葬送了大好河山。这句话就是在告诫周王室，要成为一个圣明的君主，一定不能重蹈殷商灭亡的覆辙，要吸取它灭亡的教训，做一个“敬德爱民”的君主，才能永保周朝社稷。

（三）提倡节俭以“养德”

关于养德问题，在《尚书·太甲上》：有言“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另外，在《尚书·旅獒》篇中也有言：“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也就是说如果不注意小事小节方面的修养，到头来就会伤害到大德，酿成终生的遗憾。召公认为，一个圣明的君主，首先应该慎德，不事奢华。后面又强调：“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也就是执政者不做无益的事而妨害有益的事，事业就能成功；不看重奇珍异宝而轻视实用物品，人民就容易得到满足。

后世对于召公所提倡“俭”的思想多有发展。例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言：“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墨翟也在《墨子·辞过》强调:“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更是强调：“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四）提倡“勤政爱民”

关于“勤政爱民”的思想。在《尚书·旅獒》篇中就有言：“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也就是强调如果不能早晚勤政，防微杜渐，君主的威信德行就会受到伤害。后来又补充说：“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如果君主怠慢官吏，是不能尽得人心的；怠慢人民，国家则不能尽得民力。甚至还说：“玩人丧德”。召公认为，有盛德的君主，是不会狎侮他人的人格的。而喜好“玩人”的君主，则上失君子之心，下失小人之力，他的统治地位也就很难维系了。

那要怎么做才是勤政爱民的表现呢？召公最后说道：“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不贪爱远方他国的物产，则远方他国的人会来归顺；所珍爱的唯独有才能有品德的人，则本国的百姓安居乐业。”

召公这些对君主的告诫之语以及对贤才的重视程度，与周公的“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史记·鲁周公世家》）这种“渴求贤才，谦恭下士”的作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五）告诫君王不能沉溺于物质享受

自古以来，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王朝，都会出现从繁盛到衰败的过程。为此，召公在借鉴夏商两朝灭亡教训的同时，在《尚书·旅獒》篇中告诫道：“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玩物丧志”等思想。从而让周朝执政者能够“不敢自求安逸，不敢沉湎于酒色”。因为人之失德多因诱惑而起，而“诱惑”总与逸乐有关。如耽于安逸，沉湎酒色，乐于游遨田猎等。若君王染此恶习，多有身败名裂、亡国亡家之痛。

历史上因为“玩物”而丧失积极进取的志气和高瞻远瞩的志向的例子让人痛恨。例如春秋时卫国“卫懿公玩鹤而丧国”。后来，在明朝《东周列国志》的作者冯梦龙有诗叹曰：曾闻古训戒禽荒，一鹤谁知便丧邦。荥泽当时遍磷火，可能骑鹤返仙乡？

后世对召公的这种思想也有发展。例如老子在《道德经·第三章》中有言：“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道德经·第十二章》更是强调：“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防，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这些语句是直接对某些执政者怠于政事而耽于享乐进行了批判。

（六）告诫君王要“以身作则”

关于君王要“以身作则”的思想，首先就要有“修己之敬”。《召诰》篇说：“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君王当以“敬”作为自己修身的目的，也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皆不可不敬德。其次是“节性，惟日其迈。”意思是要君主改变追求逸乐的习性，逐渐有所进步。最后是在教导民众上统治者要以身作则树立榜样。也就是“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

只要君王“以身作则”就可以做到“上行下效”的效果。例如在《尹文子·大道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国流行一种讲排场、摆阔气的坏习气，晋文公便带头用朴实节俭的作风来纠正它，他穿衣服决不穿价格高的丝织品，吃饭也决不吃两种以上的肉。不久之后，晋国人就都穿起粗布衣服，吃起糙米饭来。”

（七）“重德教化”也是召公的重要思想

“德”与“刑”在治国理政中也是相对的。不过，在二者之间，《尚书》重“德”胜过于重“刑”，如《吕刑》说：“有德惟刑。”又如《大禹谟》所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甚至在《康诰》说：“明德慎罚。”

而在《召诰》中也有言：“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民众即使犯了过错也不要简单采用杀戮的方法,要通过教育,使民众内心顺从,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是君主的功德。近代音韵学家曾运乾在《尚书·正读》注解道：“殄戮用乂民者，犹言用刑杀治民也。”因此，刑戮在召公看来，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也就是有人犯错，就应该先以“德”来感化人，正所谓“以德服人”。召公这种“重德教化”的思想，在后世的老子中也有发展。例如《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八）对周王室的谦卑之情

召公奭是周成王的叔父，在协助武王打下周朝的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尽管如此，对武王的长子周成王和后来的周康王却十分谦恭，丝毫看不出傲慢的表现，这从《尚书·召诰》可见端倪。文中最能表现此意的是若干个“敢”和“不敢”。如：召公“我不可不监于有夏……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这一小节话就连用了四个“我不敢知曰……”足可看出他的诚挚和谦卑。而在说自己“保王成命”时，又谦逊地说“予小臣敢……”

甚至在后来的《康王之诰》中也有言：“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这时，召公已经是康王的“叔公”了，但是他还是对康王谦卑有加。所有这些，无不让人感到他屈尊敬王的博大情性和心怀。

结论

《尚书》中召公的思想博大精深，不但对当时周朝的治国理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对周朝国祚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对后世的治国思想产生深厚影响，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书目：

1，周代《尚书》伏生所传  闫林林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年7月第一版

2，任法融 《道德经释义》 北京白云观印赠

（作者系广东揭西人，战国策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人。2018年荣获厦门市“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论文征文”二等奖。2019年荣获第五届全国司法学论坛优秀论文奖、第四届长征论文二等奖、第二届《道德经》研究优秀论文奖以及“印象中国年”首届新春主题文学大赛散文银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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