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学术渊源略论

邵俊钦

邵雍学术渊源略论

金生杨

〔摘要〕 邵雍位于“北宋五子”之列，为宋代象数说《易》之大宗。其学以自得为主，但也有深厚的学术渊源。首先，邵氏家学崇儒重道，对邵雍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易学、声音文字学上，表现突出。其次，邵雍学术多得于陈抟一系图书派的学术传承，在内容上有物理、义理、性命之学，而尤以易学、《春秋》学为重。此外，邵雍精通《太玄》，著有《太玄准易图》、《正玄》两书，其学术在易图、易数等方面深受《太玄》等先贤遗学的影响。邵雍游历各地，交游甚广，也成为其《春秋》史学、性命之学的重要来源之一。


〔关键词〕 邵雍；学术；渊源


邵雍作为“北宋五子”之一，是理学史中极其重要的人物。邵雍“研精极思三十年”[1]，其学术以“自得”为主[2]。朱熹甚至还推测了邵雍自得之法，以为“康节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转，久之理透，想得一举便成四片”而得[3]。清陆世仪又以为邵雍“将岁月日辰推而上之，得元会运世；推而下之，得分厘丝毫”，乃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的“一贯”之道[4]。不过，邵雍确实是在大量继承前辈学术成就基础上推阐发挥而成就其学术的。大体而言，邵雍学术有家学、师学、先贤遗学、交游等渊源。学术界对邵雍学术渊源，尤其是其师学渊源有较为深入的讨论，但考索不详，遗漏不少，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全面深入的探讨。


一、家学渊源

邵雍学术与其家学有着密切关系，美国学者Anne D. Birdwhistell[5]、大陆学者王铁[6]初步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分析不够深入全面。

首先，邵氏家族使邵雍思想打上了深深的道家烙印。邵雍曾祖邵令进事宋太祖（按《弋阳甘棠邵氏宗谱》《都昌东汇谱》《邵古墓志铭》《邵雍墓志铭》雲：令进，讳维周，号升昌，又称文赞公，晋冀州刺史、安阳郡侯续之裔也。至五季末，与兄文度以徽歙黄墩军籍投于郭周军，逮事从宋艺祖赵匡胤徵，善骑射，以军校致仕，归居范阳旧籍。避乱迁上谷、中山。其子德新讳必显，业儒不显，后再迁衡漳。至真宗间，雍公父古与二程父祖友，游学河南，遂携族自衡漳徙居共城，筑庐苏门山。），得军校尉职，后归老范阳，避难迁至衡漳。祖邵德新（字必显）读书业儒，早卒。父邵古（986-1064）（讳文鸣，字天叟。善音律。）亦未出仕，家境贫寒。邵氏家庭生活与道家思想天然契合。邵古明显好道，曾对邵雍说：“若闻孙登之为人乎？吾所尚也。”[7]他还身体力行，隐居于苏门山下，以自然山水为乐，字天叟，自号伊川丈人。其死，告诫家人“惟择高垲地藏焉，幸速朽尔”[8]。邵雍选择隐居不仕，崇尚老庄，显然与其家族，尤其是其父邵古的思想有密切关系。


邵氏家族的儒学思想对邵雍的影响更大。祖父邵德新读书业儒。父邵古“事母孝”，“长益好学，必求义理之尽”[9]，而“以明经教授乡里”[10]。邵伯温更说：“伯温上世范阳，以中直笃实、读书谨礼为家法。大父伊川丈人尤质直，平生不妄笑语。”[11]邵古弥留之际，谓家人“勿用佛事乱吾教”[12]，显示出儒家的反佛之意。邵古著有《周易解》五卷[13]，邵雍易学显然有家学的渊源。


邵古精通声音文字之学，邵雍的声音唱和之学即源于邵古。邵古“独喜文字，学用声律韵类、古今切正，为之解曰《正声》、《正字》、《正音》者，合三一篇”[14]。今惟见张行成《易通变》所引《正音叙录》一文。邵古特别强调声音文字的重要性，称：“学经不先正其音与文，犹命物不以名。若名不先正，其何由适于用哉？”[15]为此，他“观天地消长，察日月盈缩，考阴阳度数，赜刚柔形体，目烂心醉五十年，始得造于无间矣。因定正律、正吕、正声、正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16]，用五十年时间完成了声音文字之学的建构。邵古以为“万物之音，各得其一焉。唯人也，独能兼于万物”[17]，所以可以文字音节的总量来穷究人之音，从而穷究万物之音。邵雍《皇极经世·声音唱和篇》正是利用声母和韵母，依据等韵图声韵相切原理，以穷究人之音而尽万物之音。因此，邵雍声音之学乃北宋等韵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它所反映的是北宋汴洛方言的语音系统罢了[18]。邵古称：“天有阴阳，地有柔刚，律有辟翕，吕有唱和。一阴一阳交而春夏秋冬备焉，一刚一柔交而东南西北备焉，一辟一翕交而平上去入备焉，一唱一和交而开发收闭备焉。”[19]这与邵雍《观物篇》所言极为相近，所以王应麟说：“《观物》之书本于此。”[20]张行成更明确指出：“声律之学本出于伊川丈人，康节祖述之，小有不同，要之，理则皆通。”[21]此外，宋末鲍云龙说：“又有所谓音声之学，乃自其家传，伊川丈人得之。”[22]元袁桷谓：“邵子声音之学出于其父，名古，号伊川丈人，有《图谱》行于世。温公《切韵》皆源于此。……庄子谓乐出虚，乃邵子心法，但得伊川丈人图子一观，亦得髣髴。”[23]明章潢区别家传与师传，同时又作了联系，称：“邵子声音之学乃自其家传，得之伊川丈人者，不尽于李挺之也。然其数由先天而起，无二道也。”[24]清四库馆臣也明确指出：“声音律吕之学，邵子得之其父古。古书备见《正音叙录》，轨辙可寻。”[25]


二、师学渊源


邵雍学术师承有自，最受世人关注。概括而言，邵雍的师承关系大体有三种说法：


其一，张崏、程颢之说。邵雍弟子张崏说：“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闻道于汶阳穆修伯长。伯长以上虽有其传，未之详也。”[26]程颢也说：“独先生之学为有传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27]这是说邵雍师承李之才，之才师承穆修。至于穆修学术所自，二说均未详究。（张崏撰《雍公行状》，程颢撰《雍公墓志铭》）


其二，邵伯温、郭雍、王称、赵秉文之说。邵雍长子伯温对张崏、程颢有关邵雍师学渊源之说作了补充，指出：“先君受《易》于青社李之才字挺之，为人倜傥不群。师事汶阳穆修伯长，性严急，少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之师即穆修也。修字伯长，汶阳人，后居蔡州，遂葬于蔡。师事华山处士陈抟图南而传其学。”[28]“至康节先生，实传其道于先生（陈抟）。”[29]郭雍（1103-1187）[30]、王称[31]、赵秉文（1159-1232）[32]也有相关记载，而与邵伯温说吻合。


其三，晁说之、朱震、《宋史》之说。晁说之《传易堂记》较详细地记载了自子夏以来的易学传承情况，袁桷以为“晁以道纪传《易》统绪，截立疆理，俾后无以伪”[33]。晁说之称：“至有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以《易》授终南种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而武功苏舜钦子美亦尝从伯长学。伯长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34]与邵伯温所言相较，晁说之在陈抟、穆修间加入了种放。《宋史·李之才传》所载与此大体相同。朱震称：“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35]此说与晁氏说也相同。《宋史·朱震传》以为朱震“论图书授受源委如此，盖莫知其所自云”[36]。事实上，朱震“顷者游宦西洛，获观遗书，问疑请益，遍访师门而后粗窥一二”[37]，其说有一定依据。晁说之从邵雍门人杨贤宝（丹阳邵必之婿）问学，又“入洛，与先生之子伯温游，得先生之遗编残稿，宝而藏之，服勤不知昼夜”[38]，其说也比较可靠。


综合比较三种说法，晁说之、朱震的记载最经得起检验。从生卒年来看，陈抟（872-989）去逝时，穆修（979-1032）才11岁，陈抟将其学传给穆修基本上不可能，而种放（955-1015）传穆修就比较合理。王梓材以为：“邵伯温，康节亲子，其为《易学辨惑》第言李氏师事伯长、伯长师事图南，而不言种、穆之相传，岂以种氏晚年易节而讳之耶。”[39]钱穆则说：“考穆修成进士在大中祥符二年，种放以是年四月归终南，明年正月复召赴阙，四年又来朝，并从祠汾阴，则穆之得传于种，事亦可有。似诸家言穆修得易学于陈抟者，乃略去种放言之。或由放在当时颇滋诽议，故谈者不欲称引。”[40]


在陈抟一系的师承中，邵雍所学的内容也有明确的记载，而学界讨论较少。邵伯温记载：“挺之闻先君好学苦心志，自造其庐，问先君曰：‘子何所学？’先君曰：‘为科举进取之学耳。’挺之曰：‘科举之外，有义理之学，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愿受教。’挺之曰：‘义理之外，有物理之学，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愿受教。’‘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学，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愿受教。’于是先君传其学。挺之签书泽州判官厅公事，泽州人刘羲叟晚出其门，受历法，亦为知名士，易学则唯先君得之也。”[41]《宋史》说：“（邵雍）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42]可以看出，义理之学、物理之学、性命之学、易学、历法为邵雍师从李之才时所学的主要内容。此外，邵伯温又说：“李之子挺之，东方大儒也，权共城县令，一见康节，心相契，授以《大学》。”[43]《宋史》又载：“（李之才）先示之（邵雍）以陆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而终焉。”[44]《大学》、《春秋》等五经之学也是邵雍所学的内容。学者们关注邵雍师授的易学，而于《春秋》诸学视而不见，显然有失偏颇。


从穆修来看，邵雍间接传受之学包括古文、《春秋》、《易》。尹源、尹洙、苏舜钦、祖无择从穆修学，长于古文，其中尹源、尹洙还传穆氏《春秋》学。《宋史·李之才传》称：“时苏舜钦辈亦从修学《易》。其专授者，惟之才尔。”[45]苏舜钦有《复辨》一文，专论《易》理[46]。王湜称：“自希夷先生陈公而下，如穆伯长、李挺之，以至刘长民《钩隐图》之类，兼而思之，罔或遗佚，亦不敢以私知去取，但重别推衍，使明白易见。”[47]王湜似曾考察过穆修易学。


邵雍的学术师承中还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任氏。邵伯温称邵雍从李之才学时，“闻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学，又往质之”[48]。不过，这只是邵雍师事李之才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不为世人看重。


对于邵雍学术渊源，史书还有另外两种说法。其一，鹤林寺（今润州丹阳）僧寿涯之易传邵古，而后传予邵雍（此事见载都昌邵庆《邵氏家传》及《弋阳甘棠邵氏宗谱序》：寿崖后游历庐山，古公携弟才鸣（即都昌时公，访于庐山白鹿书院，拜晤周敦颐。从学寿崖之易。时，都昌邵氏迁祖也。）探亲江州伯祖德和。）。王应麟记载为谢良佐所言[49]，而晁公武以为晁说之所言[50]。谢氏为二程弟子，接闻程、邵之学，而晁氏亦曾问学程颐，又私淑邵雍，从其弟子杨贤宝、长子邵伯温问学。度正则以或者之说论之[51]。这样的论述，直以邵雍学术传自浮屠，清黄宗炎仍主此说[52]。其二，邵雍母李氏自江休复家得书数编来嫁邵古，邵雍取读而得其学。张耒《续明道杂志》[53]、章渊《槁简赘笔·康节易数》[54]均载此说。江休复有《嘉祐杂志》一卷传于今，而欧阳修《文忠集》卷33有《江邻几墓志铭》，但并未见江休复通晓易学。邵雍母李氏，继母杨氏（生次子睦。），未见有相关记载。


对于这两种说法，元刘因称之“同为浮薄不根之说”[55]，明李日华也说是“宋时浮薄不根之谈”[56]。清初王夫之评品邵学渊源，对其学术不以为然，称：“或曰：邵尧夫得之江休复之家。休复好奇之文士，欧阳永叔尝称其人，要亦小智而有所窥者尔。或曰：陈抟以授穆修，修以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尧夫。则为抟取魏伯阳《参同契》之说，附会其还丹之术也亡疑。所云先天者，钟离权、吕岩之说也。”[57]


三、先贤遗学渊源


邵雍好读书，而且阅读广泛，其学颇有得于先贤遗学。邵伯温称：“康节先公于书无所不读，独以六经为本，盖得圣人之深意。”[58]张崏也说：“其于书无所不读，诸子百家之学，皆究其本原，而释、老技术之说，一无所惑。”[59]邵雍曾评品过不少与其学术相关的古书，称：“《素问》、《密语》之类，于术之理可谓至也。《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60]可见，邵雍对《素问》、《密语》之类的医书和《阴符经》等道家著作做过一定的研究。张行成说：“《素问注》、《天元玉策》、《截法》、《玄珠密语》皆王砯所作。五运六气，八司九室，律吕用十六，运气起甲子己卯，其数与先天合。”[61]这显然是说邵雍的先天学借鉴了《素问》等医书。五代彭晓《红铅火龙诀》利用时、日、月、年的相似性，从而以小代大，以1时当360年，以1日当4320年，以此作为炼丹可得寿限无量的正气年寿之数，可以长生不老的理据[62]。邵雍的元会运世之学，以一岁当一元，以一月当一会，以一日当一运，以一辰当一世，其手法正与彭晓道教炼丹理论相同。可见，邵雍确实又借鉴了道家、道教的某些理论。


在先贤遗学中，对邵雍影响最大的是《太玄》学。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邵雍对《太玄》有过深入研究，并著有《太玄准易图》、《正玄》两部书。


邵雍《太玄准易图》已佚，有序文留存至今。朱彝尊说：“是序载元吴草庐《支言》，然晁以道《嵩山集》即载之，当属康节之作。”[63]今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0所载题为《康节先生太玄准易图序》，而王应麟、魏了翁均著引为邵雍之作[64][65]。吴澄《支言》收录该文，实为其孙吴当编选时“过于求备，片言只字，无不收拾，有不必存而存者，未免病于稍滥”[66]的表现之一。


邵雍在《太玄准易图序》文中分析了《太玄》准《易》而作的情况。他认为《易》主天，本太极而作，《玄》主地，本元气而作。从卦首生成、节度气候等方面看，《易》、《玄》均是相应的。邵雍还以历法之意，阐述《易》、《玄》“体用虽殊，其归一而已矣”。晁说之《易玄星纪谱后序》指出：“康节先生《玄图》，布星辰，辨气候，分昼夜，而《易》、《玄》相参于中，为极悉矣。”[67]张行成亦称：“康节《准易图》，则依旧图而作者，以日行星度为本。”[68]晁氏《易玄星纪谱》以司马光《太玄历》、邵雍《太玄准易图》合而谱之，而《嵩山文集》卷10载有司马光《太玄历》。因此，就《易玄星纪谱》与《太玄历》二书，观其差异，可以考究邵雍《太玄准易图》的大体内容。魏了翁感慨道：“谓《玄》于《易》地承天，就中邵子尤知《玄》。”[69]


邵雍《正玄》一书不见于目录诸书的著录，但《山堂考索》、《永乐大典》、《图书编》俱有线索可寻。前二书所载相同，其中有云：“孰知陆绩之后而有我朝邵先生之《正玄》乎？夫所谓正者，则正救之谓也。以扬子云之《太玄》而邵先生正之，固非短于雄而诩己之长也，实欲以正《太玄》之所未正者也。愚尝三复《正玄》而知邵先生有功于《太玄》也深矣。且方、州、部、家名曰四重，《玄》何义也？《正玄》则以方、州、部、家而为爻之形象，而以上下命名，真足以正《太玄》之四重，亦犹《易》卦之有上下爻也。由初至上分为九赞，《玄》何拘也？《正玄》则自一至五，而以五行次之，真足以正《太玄》之九赞，亦犹《洪范》之序五行也。《玄》有十二卷，《正玄》则以九天分为九卷。《玄》有八十一首，《正玄》则以九首各为九卷。《玄》九首仅以配土，《正玄》则以水、火、木、金、土随次序而品第之，至于象工、象兀、象示、象正、象器、象亦、象坐、象光、象幽之类，无非正救《太玄》而为子云钻皮出羽也。不然，蓍何以用三十三？首何以依八十一乎？信乎先生之有功于《太玄》也深矣哉！”[70][71]章潢则说：“近世邵尧夫作《正元》，改四重为上下，减九赞为五赞，而蓍之三十三，首之八十一不易焉。”[72]可以看出，邵雍精通《太玄》，同时将之改作为《正玄》一书，其间的差异，尤可玩味。


（二）邵雍精通《太玄》，后人则多以为邵雍学术源于《太玄》。


二程已将邵雍之学与《太玄》相比附，以为“尧夫之学大抵似扬雄，然亦不尽如之”[73]。热衷邵学的朱熹也说：“康节之学似扬子云。”[74]虽然他们并未明言邵学有《太玄》学渊源，但言外多少有这层意思。另外一些学者则将这种关系明确地表述出来。张行成说：“先儒谓康节之数即《太元》数也。”[75]林希逸明确说：“康节用其数”，并说“《太玄》有古意”[76]。韩淲《涧泉日记》也说：“《太玄》，温公得其数，康节得其学，又推之世变，而数则密矣。”[77]方回得鲍云龙指点，以为：“京房卦气，扬子因之为《太玄》；扬子《太玄》，邵子因之为《经世》。《经世》精于《太玄》，《太玄》精于卦气，执事之言是矣。”[78]鲍云龙以为“其于扬子之书，有以发邵子之独智而充广之矣”，邵雍于《太玄》“默会处尤多，未易枚举。是《经世》之作，于《太玄》不无所助也，而谓其学尽出于《玄》则不可”[79]。鲍宁更指出邵雍与司马光在《太玄》学上的默契，认为邵雍《皇极经世书》“岂无自而作，盖亦祖于《玄》耳”[80]。当然，鲍氏仍将《太玄》与《皇极经世书》相区别，以为邵雍非扬雄所能及。此说正是对邵雍学术自得为多的肯定。清王植比较《太玄》与《皇极经世书》，以为“康节深服《太玄》，以为见天地之心，盖其学所启发得力处也”[81]。不过，王植也认为《太玄》“与邵书迥乎如苍、素之不相侔矣”[82]。李光地以为邵雍得于《太玄》为多，“邵《易》似从《太元》悟出，故甚重其书”，“先天生卦造图法全用《元》，却是出蓝之青”[83]。


（三）邵雍之学与《太玄》有渊源关系，在多个方面均有所表现。


1．邵雍按二进制数序安排《周易》64卦次序与《太玄》以三进制数序安排81首，原理是相通的。


2．邵雍“天根月窟”之说，与扬雄《太玄·玄图》“终哉《减》、《沈》、《成》，天根还向，成气收精”，《长杨赋》“西厌月，东震日域”紧密相关。


3．扬雄《太玄·玄图》以81首分作“九行”而“罗重”之，排列组合成九九见方的方图，与邵雍八八见方的方图正相契合。邵雍《正玄》“以九首各为九卷”，盖有此意。


4．《太玄》依准《太初历》而作，有元、统、会、章之分；邵雍则仿岁、月、日、辰，成元、会、运、世。从取名上来看，二者已有相近之处。从内涵上讲，扬雄以一元三统、一统三会、一会二十七章，一章十九岁，所以一元共四千六百十七岁；邵雍则以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岁，所以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岁。邵雍称赞“子云既知历法，又知历理”，不是空穴来风。黄宗炎则以为邵雍元会运世源于扬雄方州部家之说：“其所称元会运世，实效扬雄之方州部家也。扬以地言，邵以时言也。其所称元数一，会数十二，运数三百六十，世数四千三百二十，亦准《太玄》之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也。”[84]


5．扬雄《太玄》重三分，司马光拟《太玄》作《潜虚》而重五分，邵雍则以二分，或以四分。南宋蔡沈继邵雍之法作《洪范皇极内篇》，探讨《洪范》九畴，以九分法建构其体系。可以看出，邵雍之学确实与《太玄》有渊源关系。


四、交游渊源


邵雍学术与其交友、游历也有密切关系。邵雍本有意于游历四方，曾说：“昔人尚友于古，而吾未尝及四方，遽可已乎？”[85]欧阳棐则称：“君少笃学有大志，久而后知道德之归，且以为学者之患在于好恶先成乎心，而挟其私智以求于道，则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万里之远，天地阴阳屈伸消长之变，无所不可，而必折衷于圣人。”[86]可以看出，邵雍之所以立志游历四方，还在于他以圣人之道为旨归，交友天下，转益多师，以除却学者之患，从而学有所成。张崏称：“先生既受其（李之才）学，则又游于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滨，涉于济汶，达于梁宋，苟有达者，必访以道，无常师焉”，而“四方之学者与士大夫之过洛者，莫不慕其风而造其庐”[87]。由此而言，邵雍是在师从李之才之后才游历四方的，他并不以李之才之学为满足，更显示出其学问还有交游方面的渊源。


从《皇极经世》、《击壤集》来看，邵雍纵论古今历史、天下形势，形成著名的“皇帝王霸”之学。显然，这与邵雍游历各地，了解各地的地理形势有密切的关系。


邵雍的学术还在交游中得到体现乃至发展，尤其是《击壤集》中多为唱和之作，更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其学术与其交游的密切关系。在交游中，与邵雍有密切学术讨论者以张载、二程、司马光、吕公著为主。尤其是张载、二程、司马光除了在政治观念上均倾于保守外，他们不仅有突出的易学成就，而且与邵雍在性理学上也多有契合之处。邵雍曾以富弼、吕公著、司马光、程颢为“四贤”，以为“四贤洛阳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宁之间，大为一时之壮”[88]。邵雍的交游使其学术的性命义理学成份愈加浓厚，并得到了当时学界、政界名流的普遍认可。邵雍之所以位列“北宋五子”之中，成为对理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之一，与他的学术交游唱和显然是分不开的。


综合考察邵雍的学术渊源，我们可明确地感受到，邵雍既有自然而然地接受来自家学方面的崇儒重道、深于文字声音之学，以及师学方面的易学、《春秋》学及性命义理等学的影响，同时也有他“坚苦刻厉”，主动求学，“于书无所不读”，在精研《太玄》等先贤遗学中深有所得，以及立志游历四方，在与张载、二程、司马光等政界、学界名流交游中转益多师，成就学问的内涵。偏重于前者而忽略后者，不但不能全面把握邵雍学术的渊源，也不利于正确地理解邵雍学术以自得为主，以及他为理学所作出的重要的奠基与拓展之功。

邵氏擊壤集序（宋 魏了翁）

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立乎吾萬皇王帝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曀，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原，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真所為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不心量，直與天地物萬，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使猶得從遊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母，寧使曾晢獨見與於聖人也。與洙泗巳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