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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登料总录》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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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5-30 09:32: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总序
寒暑二十载,重拾千秋科举人物
—《中国历代登料总录》总序
龚延明
    亘古至今,中国历史上没有一种官吏铨选制度,沿续时间之漫长、在国内外影
响之巨大,能与科举制度相比。科举取士制度,自隋至清,行用了一千三百年之
久,承担起为中国官僚政府源源不断输送管理人才的使命与责任。皇帝与士大夫
“共治天下”①,是科举制持续推行的动力;“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②,是科举制
能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唯一不可取代的铨选制度的根本;以儒家“斯文”作为取士标
准,应举者慨然以从政、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科举登第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励
志的目标。中国科举又是世界文明的一个辐射源,其影响力扩及东亚和西方。可
以说,中国科举制,具有塑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治国形象、打造中国大一统和
合文化形态、构建东亚儒家文化圈与催生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普世价值。

    唯其如此,唐代后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止,科举试没有中止。五代军阀争斗不
息,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科举试没有间断。两宋三百年间,宋辽、宋金、宋蒙战争,
未曾打断三年一举的科举考试:南宋高宗在自家性命难保的险境下,宁可下放到
地方进行类省试,也未曾中断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度宗咸淳十年,南宋临近灭
亡,还进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辽、西夏、金、元朝虽为少数民族所建政权,无不
实行过科举制度。清末,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出逃,
次年仍下令补考乡试和会试。科举与国运相联,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权力的象
征之一,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重要标志,是调节国家政策的杠杆,是士大夫梦想
所寄,是凝聚民心的纽带。科举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经济、风
俗、人心之影响,无与伦比,至今在海内外犹不绝余响。自宋以后,中国社会是科
举社会。科举出身的精英人物,曾经是唐宋以下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活动的主角。
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离不开科举研究,否则绝不可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
治与文化。

    中国科举不仅在中国。日本最先仿行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时间在公元78
纪。①《日本诗纪》中载有《贺诸进士及第》,其中《贺野达》诗云:“登科二字值千
金,孝养何愁无斗储?”②可见日本科举及第即授官,所得俸禄可供养父母。朝鲜是
海外实行科举制时间最长的国家。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实行了936年。③
其制既学习唐宋,又有自己的创造。奉使到过高丽国的宋使者徐兢在其名著《宣
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说:“若夫其国取士之制,虽规范本朝,而承闻循旧,不能无小
异。”④科举制在朝鲜影响之大,仿佛中国,至视为“我国公道,唯在科举”⑤。越南
推行科举制长达844(10751919),仅次于朝鲜,然其废罢科举时间比中国还
要晚14年。科举取士,在越南具有权威性和实用性,被视为“科举抡才,实关盛
”⑥。科举制在周边国家的传播,为构建儒家文化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功
至伟。

    中国科举考试的先进文化,为西方欧美国家所学习、所效仿。西方人把中国
科举考试,与中国四大发明相比。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评论英国东印度公司
采用了中国科举考试的竞争原则时说:“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充分发展,
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
家制度中,引起一次伟大变革。”事实正是如此:英格尔斯当时的预言并没有错,东
印度公司实行的文官考选制度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
考试选才机制像一桶火药轰开了政党分肥制的大门,科举制最终通过英国对世界
各国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⑦美国学者罗纳德认为:“中华帝国的
科举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传播,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实施和发展行政精英
制度的基础。毫无疑问,美国公务员竞争考试的特点主要受英国的影响,而英国
的公务员制度来源于中国。”①美国学者顾立雅明确肯定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在建
立现代世界文官制度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②因此,
刘海峰教授顺理成章地提出: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成为一个推
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然而,科举制的公平竟争原则,由于权势、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的私心交织干
预而受到破坏,加上传统保守的考试内容趋于僵化,科举制施行千年之后,已跟不
上社会进步的潮流,其弊病日益凸显,批评之议蜂起,终于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
初四(公元190592日),为清政府所废除。此举成为“数千年之中莫大之
”。中国又走上了摸索、重建适应现代国家机器运转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的漫
长道路。其影响之广之深,难以尽言,风俗人心之茫然失落,价值观的转变,儒学
地位的动摇,教育文化之破旧立新,士人阶层的分化,中国在废弃科举制后,经历
着空前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与文化教育大变革。

    科举制废除百年以来,人们在不断反思,对科举制的评价渐渐变得客观和富
于理性。站在21世纪时间的高峰,回眸已经渐行渐远的十三个世纪的科举岁月,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举制是一份人类值得总结的制度文化遗产。海内外无数学
者对中国科举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科举研究论著成千上万,加深了对科举制
得失的科学认识。研究中国科举史一个多世纪了,《中国科举史》已出版了好多
部,科举研究已形成了“科举学”,成了一门显学。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
有撰编过一部断代《登科总录》,未能提供一份比较完整的历代登科名录及登科人
的生平资料,也就是说,连有多少人登科的“家底”都未摸清,中国科举史研究能说
充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吗?我在考虑要把这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做起来。

       1996年,我时任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由我牵头,提出《中国历代登科总
录》课题,向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申请立项。是年10月,该课
题立项获得批准。2003年,《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批准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组织专家,对全国重大项目进行中期评估,《中
国历代登科总录》列为评估对象之一。经过严格评审,本课题获得高度评价,9
3日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关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滚动资助的通
知》(社科规划办通字[2012]31号),特批准予以滚动资助,并同意延长到2017
完成。

    本课题《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旨在担当起为中国科举史研究打下基础的艰巨
任务。如果把整个中国科举史研究比作一座大楼的话,那么,《中国历代登科总
录》就是这座大楼的坚实地基。显然,《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撰编与出版,将为科
举史研究提供最基础的科举人物数据库和资料,有了它,历代登科科目及其登科
人数的变化,进士的地理分布,科举与地域经济,科举与地方文化教育等等研究,
就得以铺开。因此,《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推出,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


    《中国历代登总录》体例,统一要求每一登科人都需要有一小传,包括其姓名、
字号、籍贯、登科年、登科科目、初授官、经历官、最高官或终任官,并一一需要书证
支撑故尔,本课题是一项前人未曾做过的全新的工作。
   
    《中国历代登总录》分五大卷:

一、《隋唐五代登科总录》(约150万字)。

    中国科举制度起源于隋。①唐代科举走向定型。据统计,唐代举行过268榜,
共录取秀才、进士、明经、孝廉、制举等约10200人:五代举行过47榜,约取进士等
1500人。唐代有清徐松《登科记考》可资参考。然《登科记考》所利用的文献局限
性较大,后人不断予以补正。光订补专著就有三部: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三
)、许友根《(登科记考补正〉考补》、王洪军《登科记考再补正》。其他学者订补,
如陈若君《〈登科记考〉正补》、张忱石《唐代登科人名录拾遗》、胡可先《徐松〈登科
记考〉补正》等等,不胜枚举。这为做《隋唐五代登科总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我
们所做的《隋唐五代登科总录》,根据《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统一体例进行,非止步
于登科名录的搜集,需要在名录搜集的基础上,进而撰写登科人小传与提供书证。
举例说明如下:
【李义琳】字叔骤。秦州成纪人。武德七年登进士第。释褐初授虞
州桐乡县尉。仕至砀山县令。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页一九《周故宋州砀山县令李府君
神道铭并序》:“君讳义琳,字☐处。陇西成纪人也。弱冠射策及第,解褐
虞州桐乡县尉…累迁赵州赞皇、宋州砀山县令…享年八十有二,以
垂拱二年十月三日,透疾卒于怀州河内县之私第。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七册《李义琳及夫人魏氏合葬墓葬
志》:“君讳义琳,字☐☐。陇西成纪人也…弱冠射策及第,解褐虞州桐
乡县尉…春秋八十有二,以垂拱二年十月三日,遵疾卒于怀州河内县
之私第。
《洛阳新获墓志》四○《唐故宋州砀山县令李府君神道铭并序》(长
安二年六月五日):“君讳义琳,字叔璩,陇西成纪人也…弱冠射策及
第,解褐虞州桐乡县尉…享年八十有二,以垂拱二年十月三日,透疾卒
于怀州河内县之私第。
按:胡可先《徐松〈登科记考)补正》、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均列李
义琳于武德七年进士,以补徐松《登科记考》之阙。
二、《宋代登科总录》(800万字)

    宋代没有断代《登科录》。做《宋代登科总录》是从零开始。
    两宋共举行过118榜科举试,各种科目登第人共约有11万人。而完整保留下
来仅两榜,一榜是《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计330人:一榜是《宝祐四年登科录》,
601名,合931人,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其余10万多人,或已湮没,或散落在
茫茫史籍之中,须从现存宋代典籍及后世相关史料中去寻觅,正如沙里淘金。经
过课题组同人坐冷板凳,从宋代基本史籍、文集笔记、人物传记、方志、碑刻等大量
文献资料中,终于搜集到4万登科人名录和有关资料。在掌握了4万登科人资料
基础上,为每个登科人撰写一小传,包括姓名、字号、籍贯、登科年、登科科目、初授
官、经历官、最高官或终任官等。小传之下,附有书证。书证通常列两条以上:
有疑窦处,则予以考证,力求无证不信,言必有据。

三、《辽西夏金元登科总录》(约120万字)。
     
     辽代共举行过55榜科举考试,据张博泉统计,约录取进士2211人。西夏,实
行科举80年,由于资料缺乏,具体榜次未详。金代,科举榜次与录取人数,学界分
歧较大,据薛兆瑞、张博泉统计,一为6317人,一为6150人,比较接近。元代科举
试举行了16榜,据陈高华统计,共录取约1200人。

    辽西夏金元四朝,除了元代原始登科录保存有《元统元年进士录》一种之外,
再没有留下一榜《登科录》。这几个王朝的科举史料,相对较少。可喜的是,有关
这几个朝代的文献汇编先后整理出版,如《全元文》、《全辽金文》、《全金诗》、《元
诗选》,以及相关石刻史料的出版,给搜集登科人资料带来了便利,科举研究成果,
呈现日益发展的势头。辽代有高福顺《辽朝科举制度研究》,金代有薛兆瑞的《金
代科举》(该书已考订出进士1317人)。相比较,元代科举研究比较深入,成果较
多。如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陈高华《元泰定甲子科进士考》、《两种〈三场文
选〉中所见元代科举人物名录〉》,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和余来明《元代进士题
名征略》(见其著《元代科举与文学》)。以上研究成果,可资《辽西夏金元登科总
录》利用。然因《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体例的统一要求,登科名录搜集是第一步,进
一步则需要按小传的内容,扩大资料搜集范围,继而根据小传内容,一一附上
书证。

四、《明代登科总录》(约1000万字)。

     众所周知,明代登科资料较为丰富。天一阁、北图、台湾等藏书单位尚保存有
明代数十种《登科录》,并有《明代进士题名碑录》等原始资料,以及近人朱保炯等
编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可作为研究基础和参考。但必须利用现存的原始
《登科录》与人物总集、文集、笔记、碑传、方志等资料,工作量非常大。明代举行过
89榜科举试,我们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基础上,重新考订了明代进士总数,
24595人。①

五、《清代登科总录》(约1000万字)。

    清代举行过112榜科举试,其录取人数众说纷纭,如范金民说26815人,何炳
棣说26747人,陈国生说26393人,吴建华说26847人,等等。在本课题前期资料
搜集工作中,我们曾请两位博士生李润强(现为甘肃省委党校教授)、毛骁阳(现为
闽江学院副教授)专门就清代进士人数进行考订,李润强统计结果为26848人、毛
骁阳为26849人,这与吴建华26847人非常接近。清代登科人,虽有《清代进士题
名碑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房兆楹等《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可作为
研究基础和参考,但必须利用原始《登科录》与人物总集、碑传,诸如《清代朱卷集
成》、《清代缙绅录集成》、《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国朝着献类征》、《清代诗文
集汇编》、《清代碑传集》等大宗资料,以及清代浩瀚的方志,搜集登科人物资料及
编撰小传与书证,工作量十分巨大。

    如上所述,《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根据现存古籍与新出土文献,收录自隋至清
1300年间科举考试录取的登科人,总人数将达12万人,总字数达3000万字。《中
国历代登科总录》是迄今为止,国内外规模最大的关于中国古代人物的传记资料。
《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曾在国内外国际学术会议上作过介绍,受到了海内外同
行充分肯定和高度关注,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科举研究第一大工程”。

    《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学术价值,除了上述将为中国科举研究打下坚实的数
据基础,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之外,还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所运用的书证资料,均出自第一手文献资料,具有翔
实可靠的权威性。《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所引用文献资料不下千种。传统庋藏的
古籍与新出土的文献,凡涉及登科人资料的,我们皆力尽所能,设法予以搜集、披
阅、爬梳、整理、考辨。每搜集到一位进士的传记资料,我们都有一份收获的喜悦。
在此基础上,为每个登科人写一小传,全书12万人要写12万个小传。没有坚韧不
拔、甘坐冷板凳的毅力,是难以做到的。

     二、做课题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以保证《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的科学性、准确
性,和解疑释难的学术质量。比如,科举制从何时开始?是唐朝还是隋朝?这关
系到《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起点的大问题。为此,我们首先对科举制起源进行了深
入研究,认同了中国科举制始于隋的观点,于是我们第一卷就命名为《隋唐五代登
科总录》,此研究成果以《科举制定义再商榷》为题发表于《历史研究》。关于唐代
科目,首先遇到考试科目的问题,如“孝廉”是不是科举科目?不少唐代科举史专
著,不视孝廉为科目,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即视“孝廉”为明经科的别称。为此,
我们先对孝廉举进行了专门研究,得出了孝廉举为唐前期的正式科目的结论,此
成果以《唐孝廉科置废及其指称演变》发表在《历史研究》。①这就保证了《唐代登
科总录》所收各科目登科人的准确性。
     又,宋代科举制度变化较大,在我们撰写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较多,如宋代“进
”之鉴别、宋代宗室科举之特殊性、特奏名、上舍释褐、贡士举、思科、词科、州郡
县名的变化等等,都是必须搞清楚的学术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收录登科人的标准
范围与小传的正确性。我们课题组成员边做课题,边进行学术研究,解决课题中
遇到的难点、疑点。其研究成果都已充分反映在《宋代登科总录》中,并陆续发表
在学术刊物上。例如《宋代及第进士之鉴别》②,《宋代宗室科举考试述论》③,《关
于宋代童子科的几个问题》④,《两宋“上舍释褐”考述》⑤,《北宋徽宗朝“贡士”与
“进士”考辨》⑥。
     又如明代,所资利用的登科资料较多,但文献资料中存在问题也不少。如《明
代进士题名碑录》,所收进士就有讹误和遗漏,需要一一订补,其中洪武十八年一
榜,因该榜题名碑为明成祖朱棣所仆倒,致《明代进士题名碑》所收洪武十八年榜
进士缺179名进士:《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已补入129名,尚缺50名。这50
名,经我们考证,终于补齐,并对《碑录》中差错进行了校补。这一研究成果已反映
在我们的论文《明洪武十八年进士发覆》上。⑦做《清代登科总录》,常接触到八股
文高手登科的资料,为什么清代科举考试要用八股文?这是个萦绕在心中难以回
避的问题。对此,我们也进行了探讨,发现试卷程文用八股文,是便于确定阅卷的
评判标准,统一评分标准则有助于加快阅卷速度。此成果以《论清代科举八股文
衡文标准》为题,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①。把做课题与学术研究相结合,赋予了
《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厚重的学术功底特色。

三、《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能够为我国古代文、史、哲研究开扩视野,它提供较
全面的自隋唐以下的中国古代文化精英的传记资料,有助于推进文、史、哲专门史
研究的深入。《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收录十二万多的进士,每个进士都是经历拼搏
登上龙门的社会精英。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扮演了重要角
色。要了解和研究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军事史、教有史、文学史、社会史,他们都
是绕不过去的人物。《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所提供的进士出身的中国古代社会精
英人物的传记资料,大部分是新开发出来的资源,便于文、史、哲研究工作者充分
利用,从而推动人文社科各种专门史的深度发展。

历经将近二十个寒暑,《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已进入收获季节,各卷将陆续问
世。我们课题组成员,期盼得到海内外学人的欢迎、批评和指正。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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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浙大西溪校区启真名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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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登科总录》叙例
  一、宋人撰《登科录》,现存的仅《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内有朱熹)、《宝祐四
年登科录》(内有状元文天祥)两榜。此外,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考》载
有一份《宋登科记总目》,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两宋历榜登科人总数及每榜状元、省
元名录,惜缺南宋末十一榜进士总数。(所缺十一榜每榜进士数,已由龚延明《(文
献通考·宋登科记总目〉补正》[刊《文史》2002年第4补齐。)元人刘壎《隐居
通议》所载《咸淳七年同年小录》仅为摘录,只保留了殿试唱名等诸节目与一甲前
三名小传,其余五甲只记登科总人数而已。可见,两宋共举行了118次科举,其中
116榜《登科录》都已灰飞烟灭。相比之下,唐五代虽也没有留下原始的各榜登科
录,但有清人徐松编撰的《登科记考》。该书提供了内容丰富的唐五代科举编年
史,并力求详尽地搜集了历榜登科人名录。这就给后人了解唐五代登科名录及登
科人之履历,提供了可供检阅的宝贵数据库。宋代却无完整的118榜登科人物的
数据库。为弥补宋代科举研究的这一空白,在仿徐松唐五代《登科记考》体例及撰
编《宋登科记考》的基础上,又作《宋代登科总录》。
二、宋代各科登科录的搜集与考订。鉴于宋代118榜登科录,完整的仅存《绍
兴十八年同年小录》330人、《宝祐四年登科录》601人,共计931人,不到两宋118
榜总登科人数的1%99%的登科人名录(即116榜登科名录)则湮没或散落在茫
茫的史籍中,故本书从现存宋代典籍及后世相关史料(主要是地方志)中去寻觅、
搜罗、考订。诚然,要收齐宋代十一万登科人名录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经过前前后
后十余年的努力,我们共搜集到两宋四万余人登科名录。宋代登科名录收集的资
料范围可分为六类。第一类是今存的宋代登科录和同年小录。宋代各科各榜在
当时是有《登科录》或《同年小录》的,苏轼就说过:“观进士《登科录》,自天圣初迄
于嘉祐之末,凡四千五百一十有七人。(《苏轼文集》卷一O《送章子平诗叙》)
惜,宋代历经宋金、宋蒙战火,绝大部分的登科名录已经散佚。借朱熹、文天祥的
名人效应,总算保留下《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残存的元刘
壎《咸淳七年同年小录》提供了前三名登科名录与五甲人数。此外,可供参考的有
《文献通考》中所保存的《宋登科记总目》。第二类是有关宋史的基本史籍。如
《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建炎以来系年要
录》、《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太平治迹统类》,以及《宋史》中的“本纪”与“选举
”。第三类为人物传记。如《通志·氏族略》、《东都事略》、《名臣碑传琬琰集》、
《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宋名臣言行录》五集、《宋史》列传、《两浙名贤录》、《楚
纪》、《万姓统谱》、《宋史翼》、《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宋诗纪事》、《宋诗
纪事补遗》、《宋史新编》、《宋史质》等。第四类为地方志。如《宋元方志丛刊》,
《明天一阁方志丛刊》初编、续编及诸省《通志》等。地方志类的史籍数据价值很
大,本书中的历朝各榜登科名录,大部分都是据此收录的。地方志所提供的史料
需要鉴别,有的把进士列于“制科”目下,如《山东通志》:有的两地重复收录,如
《福建通志》与《浙江通志》同时收录同一个进士名录的情况不少:有的把诸科(如
明经)登科人当作“进士”收录,如《新安志》卷八《进士题名》中,称吕士元为咸平
二年进士,而《欧阳修全集》卷二八《吕君(士元)墓志铭》则以吕士元为“咸平二年
举明经,为醴陵尉”,经考订,吕士元系咸平二年明经科登第。有的方志甚至有将
地方发解试合格人当作进士登第者,本书概不收录。第五类为宋人文集以及《莆
阳比事》、《梦粱录》、《钱塘遗事》等宋元笔记。这类数据价值较高,它所提供的
内、外制,行状,墓志铭,以及登科人物事迹、轶事、典故等,既保存了大量登科人物
资料,又可与史书及地方志中的记载进行比勘、订误。第六类为碑刻及出土文献
资料。如清人所编《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两浙金石录》及近二十年来
出版的《中国历代碑刻汇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台州金石录》等。通过检录
以上史料,对两宋登科人进行了一次大普查。本书已校录的登科人数为四万余
人,此数虽然尚未及两宋十一万登科人之半,但已是迄今为止著录登科人数最多
的著作。如昌彼得、王德毅等编的《宋人传记数据索引》(台北鼎文书局,1974
1976年版)是目前所录人数最多的宋人传记资料工具书,共收录二万二千多人,但
其中登科人仅六千余。本书所收录的登科人为它的六倍多。
三、登科名录所有登科人均按科目分类、按科年或依年编排。科目分常科科
目、非常科科目与思科。常科科目中,又有文举、武举之分。①宋代常科科目有文
科进士科、诸科、明经科、说书举、武举进士科。②非常科科目有制举,或称制科、
大科、特科:有百篇举:有词科(依时间顺序称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博学宏词科),
宋理宗嘉熙三年增设词学科(与博学宏词科并存):有童子科等。③恩科是宋代于
常科科目、非常科科目之外的一种补充,它包括文、武举特奏名进士、诸科(经科举
)和皇帝特赐第(不经科举试)。
四、所有登科名录,每人都撰有小传,包括姓名、字号、籍贯、登科年、登科科
目、初授官、经历官、最高官或终任官等内容。
五、登科人小传之下,附有足以支撑小传的史料依据,即资料来源与内容,也
就是书证。凡所引材料有疑、有误者,酌加按语或括注子以考订或说明。
六、每榜登科录排列次序,进士前三名列在各榜次之前:第三名以下,按姓名
笔画排列:其他科目,首列第一人,其余按姓名笔画排列。此外,凡无具体登科年
的登科人,作为“附录”,按姓名笔画列于全书的最后。
七、本书按宋代诸帝序列分卷编排,自太祖至度宗,每一帝为一卷,共十五卷。
每科登科人数与本书实际收录人数,除开宝六年、绍兴十八年与宝祐四年登科人
数收齐以外,其余均有差距。故每榜所标进士、诸科人数并非实际收录人数。由
于宋代史籍多忽略诸科登科人,导致有的科年未能收录到一名诸科登科人,为此,
该科年就不标示“诸科登科人”一项,但这并不等于该科年没有诸科登科人。如乾
德六年,诸科与进士科同时考试,然而,诸科登科人失载,史籍中亦未能搜检到登
科名录,故未标出“诸科若干人”之名目。
八、本书所引用地方志均统一标出该志所修的时间(年号),如咸淳《临安志》、
乾隆《江南通志》等。为节省篇幅,一般不标出修志人姓名。同一登科人可能在不
同地区的方志中出现,这主要是由本贯与徙居地之不同所致。如能考出本贯,加
按语说明:如不能考出本贯,权且并存,以俟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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