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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博物馆镇馆之宝-宋版《邵尧夫先生诗全集》《重刊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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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7-4 10:11: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邵俊昌 于 2023-7-4 10:10 编辑

两部宋版珍贵古籍的前世今生

宋版《邵尧夫先生诗全集》、《重刊邵尧夫击壤集》是庐山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两部珍贵古籍的前世今生充满传奇,至今仍有一些不解之谜。

挖掘与发现

那还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1975年7月的一天,当时的星子县横塘公社和平大队正在组织村民开挖抗旱排水沟渠,无意间竟挖到一座古墓。棺木中的尸体保存完好,尸体被丝绢类织物包裹了足足有九层。村民在解开丝绢后触其皮肤感觉仍有一定弹性,但开棺后尸体及丝绢等物很快开始腐化变色。

墓中除了一些瓶瓶罐罐,没有发现什么金银财宝。有一个名叫周杨甫的村民发现了尸体头部下面有一部厚厚的书。虽然棺木和书都是浸泡在水中,但书却没有腐坏,甚至墨色也没有漂泛。当时的农民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周扬甫就把这部书拿回了家。周扬甫把书拿回家后,用草木灰吸干书中水分,置于厨房烟囱旁烘干,细心地用布包好后就一直藏在家中。他并不识字,却十分爱惜书本,其间也有人上门想收购,都被他拒绝了。

1982年,全国开展第二次文物普查。当年8月,星子县文物普查组打听到横塘公社和平村有一本古书后,立即前往调查。普查组会同公社和大队干部上门找到了周扬甫,经过宣传国家文物政策后,周扬甫深明大义,二话不说就把书交给了普查组。普查组支付了10元钱作为奖励。

修复与鉴定

古书收回后,由星子县文物所保存。当时县文物部门并没有认识到这部书珍贵价值,只是向省文物部门报告了这一发现。

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83年,江西省文化厅委派省文物考古队专家来鉴定。专家一看书作者是宋代大儒邵尧夫,书的装帧形式是宋代盛行的“蝴蝶装”,印刷字体是典型的宋体字。书有两部,分别是《邵尧夫先生诗全集》(九卷)和《重刊邵尧夫击壤集》(七卷),只是当时这两部书是装订在一起的,看上去像是一本书。专家们眼内发光,心头发热,越看越兴奋,越看越震惊。后来进一步查找资料证实,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未藏有该书,境外也没有发现藏有该书。

1984年,江西省文化厅拨出专款5000元给星子县文管所,用于保护和修复珍贵古籍。当时该书全部黏结在一起,且有部分残损。1985年,由九江市文化局、星子县文物所的工作人员,一同将古籍送至北京图书馆进行揭裱、修复。

1992年,国家文物局为了确认各省市呈报的文物级别,成立了一个专家组赴全国各地鉴定一级文物。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首次组建如此规模的国家级文物鉴定委员会。当年6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与国家级文物专家朱家溍从北京直奔星子县,两位泰斗级文博专家仔细审阅后非常兴奋,一致认定该书为国家一级文物。之后,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北京大学语言汉语学院院长郭鹏也曾带着博士生来鉴定古籍。他们都充分肯定了古籍的宝贵价值,一再叮嘱当地政府和文管部门,要把古籍保护好、保管好。

2008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这两部珍贵古籍入选了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同年参加由文化部主办、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国家珍贵古籍展览。

作者与藏者

古籍作者邵雍(1011~1077),字尧夫,又称安乐先生、百源先生。生于河北范阳(今河北涿县),幼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元祐间赐谥“康节”,世称廉洁先生,后人尊称“邵子”,为北宋著名理学家、诗人。

他少有大志,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史称“始为学,即艰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为增长见识,游学四方,越黄河,过汾河,涉淮水,足迹遍布齐、鲁、宋、郑等地。曾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故称“百源先生”。皇祐元年(1049)定居洛阳,以教授生徒为主。他淡泊名利,安贫避世,向往躬耕自给的生活,曾名其居曰“安乐窝”,故又称安乐先生。

邵尧夫学贯古今,奇才盖世,而且人品峻洁,待人至诚。名流学士如富弼、吕公著、程颢、程颐、张载等都很敬重他。司马光待他如兄长,曾题诗盛赞邵尧夫醉吟读书、安贫避世的生活。“安乐窝中自在身,犹嫌名字落红尘。醉吟终日不知老,经史满堂谁道贫。长掩柴荆避寒暑,只将花卉记冬春。”据说,当时邵尧夫春秋季节出游洛阳城中,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儒厮隶皆欢谓曰:“吾家先生至也。”可见其受人尊重,远近驰名。嘉祐年间,多次被诏受官,他都坚辞,甚至以疾为由不到任。

邵尧夫学问精湛,融会贯通。著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他根据《易经》以万物皆由太极演化而成,创立“先天学”,被理学大师程颢称颂为“内圣外王之学也”。他喜欢饮酒吟诗,诗风自然、直抒胸臆,又立意高古,体悟切实,流传下来的诗篇一千余首,对后世影响深远。

出土的古墓主人陶桂一(1228~1261),南宋后期人。据出土的墓志《宋故陶公提干堂长塘中记》记载:陶桂一系南康郡星子县人,为陶渊明22代孙。他先入太学,后任武冈郡、南康郡学教授,曾为白鹿洞书院堂长。两部古籍为墓主人的殉葬品,说明其生前对此书的挚爱。辛弃疾曾有诗云:“饮酒已输陶靖节,作诗犹爱邵尧夫。”陶渊明的后人喜爱邵尧夫,也许缘于两位大家有思想、气质、爱好上的共性,皆喜酒好诗,淡泊名利。邵尧夫诗云:“乐道襟怀忘检束,任真言语省思量。始信渊明深意在,北窗当日比羲皇。”可见陶渊明、邵尧夫两位大家虽然相隔六个世纪,却有着共同的志趣,并影响着陶渊明的后人陶桂一,似乎在冥冥之中为中华文化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宝。

整理与出版

古籍的宝贵之处,不仅仅是为了收藏在博物馆,更重要的是为后人研究提供文本。两本古籍在古墓中已经沉睡了700多年,出土后也过去了30多年,由于一直封存馆藏,养在深闺人未识。显然,整理出版两部古籍,真正让国宝活起来,发挥其应用的价值,势在必行。

笔者因主编《庐山历代石刻》、《历代庐山书画赏析》两本书,与省社科院研究员胡迎建先生和江西美术出版社编辑黄润祥先生相识,他们两位都曾长期在星子生活、工作过,对这两部古籍都不陌生。2010年,我们三人计划整理出版这两部古籍,决定申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争取国家层面的支持和资助。胡迎建和黄润祥老师积极准备申报材料,由笔者负责古籍的影印文本翻拍,具体拍摄由原星子县人大副主任王忠芳先生完成。2011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及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经过严格的审核、评审,正式批准两部古籍为2011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成为江西省当年唯一入选的书目。

这次整理出版,在编排上既安排了古籍原著的影印版,又安排了现代简化字版。影印版保持了与原著色泽上、规格上的一致,读者可以原汁原味地欣赏宋版古籍。现代版是在进行大量校注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以明初张蓉镜、邵渊耀刻本《伊川击壤集》为校本,以《四部丛刊》本参校。由于墓中出土的诗书有不少残缺字,整理中凡缺字或模糊不清的字,以明本校出这些字,在字外加框线,以标示所补之字。如属佚诗,所缺字无法校补,则加空方框标示。在校注过程中,对诗文进行了大量的注释,对难字进行注音,对诗意也做了简要的点评,以方便大众读者阅读和理解。鉴于宋版古籍价值的不同寻常,为慎重起见,还特别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时任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委员会秘书长杨忠先生对本书进行审核。

2012年2月,这两部宋版古籍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在地下埋藏了700多年,出土馆藏了37年的珍贵古籍终于向大众读者展示了它独有的风采神韵。由于编辑整理出色,当年,美术出版社还因此获得了国家编辑学会最高编辑荣誉的“金牛奖”。

价值与影响

说到宋版古籍的价值,当年国家文物专家史树青在鉴定两部古籍时,也聊到了其经济价值。他打了一个比方说,自己早年和老师在青岛实习的时候,宋版书在文物市场上是“按页论价”的,一页书按其重量是“5倍黄金”的价格。当然,像这样稀世珍贵的宋版古籍,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两部珍贵古籍均为蝴蝶装、麻纸。《重刊邵尧夫击壤集》书框高19~21厘米,宽13.5~14厘米,共七卷,45页,收录219首诗。《邵尧夫先生诗全集》版框格式行款大体如前书,共九卷,61页,收录328首诗。两部诗集共收入547首诗,经比对有20余首重出,但诗题与文字稍有不同。

综观两部诗集,充分体现了理学大家邵尧夫对历史、人生、自然、文化等独到的视野和深刻的感悟。其中言理诗占了相当部分,以诗言理,然不刻意勉强,自然而成。更有不少咏史诗,阐述他对历朝兴废的看法,对历史人物作用的探究。也有不少诗是谈他对自然景物的观察,对诗学的见解,对友人、亲人的劝诫,对自身淡泊名利、安贫乐世生活的描述。诗中充满了哲理和真知灼见。即便在今天,对人们认识历史、人生及社会仍有穿透意义,对人生修养极有裨益。特别是其诗形成“击壤体”,效仿者又形成“击壤派”,成为我国古代理学诗派重要的支流,流行宋明数百年之久,在日本也颇有影响。

在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就有两部名著引用了邵尧夫的诗作为整部书的开篇诗。《西游记》中开篇诗:“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起处,万物未生时。玄酒淡无味,大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羲。”《水浒传》中的开篇诗:“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山川。寻常巷陌犹簪绂,取次园亭亦管弦。人老太平无事日,莺花无害照高眠。”在两部古籍中都可找到,显然,邵尧夫的诗对后世的影响及在中国历史诗坛中的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

通过对两部古籍的整理、校注,在与现有明版诗集的对比中,更加突显了两部古籍在文化积累、版本研究等诸多方面的珍贵价值。一是对邵尧夫理学思想、诗歌成就的研究,拓展了思路和视野。二是两部古籍装帧讲究,字体点化勾勒遒劲,墨色清晰,刀法精良。无论是从古籍的装帧形式,还是刻工文字风格都对宋代文化风格的研究有积极的意义。三是校勘价值。胡迎建先生在整理、校注时,通过宋版古籍与明刊成化本对校,发现了明刊刻本的一些错误,或更换偏旁而误,或以同音字、近音字代替而误。这些校勘对古籍的比较研究弥足珍贵。四是在文字学上,两部宋版古籍使用了不少简体字、俗体字,对中国汉字简化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两本古籍的出土面世,还有一些未解之谜期待破译。比如两本古籍的具体刊刻年代,汉字简化的历史进程等,特别是令专家们既十分感兴趣、又十分疑惑的是,在多雨潮湿的南方,在不具备特殊防护措施的普通墓穴中,纸质书籍何以埋在地下经历700多年而不腐化。挖掘时,棺木里全是水,而书的墨色没有任何漂泛,字迹依然清晰完好。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其中的疑惑虽然有各种推测和说法,但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破译。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国古代纸和墨的质量是无与伦比的。也许正是这些难解之谜,更显两部古籍的无穷魅力。

(陶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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