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循正史学成就探源 ——写在《素馨集》出版之际

邵友华

邵循正史学成就探源 ——写在《素馨集》出版之际

发布时间:2019-11-01      

张寄谦

一

家庭背景

邵循正,是在中国政治社会进行重大变革转折时期,一代承上启下的社会科学学者。这一代知识分子,其中若干人是出身于清末民初开明的官宦书香人家的后裔。幼年受过严格的经儒教育,又较早地被资送到大城市的洋学堂或海外,接受西方正规教育。这一代人成为自二三十年代起中国新一代学派的学术带头人和骨干。他们大多任教任职于国内知名学府或研究单位,如清华、北大,或中央研究院等。他们在兼融古近中外所长的基础上,力图创建中国风格。这些人秉承书香门第的勤学传统,加以家庭境遇(物资或精神的)优越或特殊,在学术研究的起点上,往往优异于一般从中产或贫寒家庭出身的苦读子弟。
当然,随境遇身世的变化、各人努力程度不同,后来每个人的成就与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也自然各有千秋,但其基本学术道路则大体相似。如年长邵循正十岁左右的陈寅恪(1898~1969)亦类似。陈寅恪的祖父为陈宝箴、父亲为陈三立,两人均是晚清因支持维新变法运动而得祸终身的官僚与文士。陈寅恪除了深厚的家学传统外,又有游学欧洲的特殊条件,不能不承认,他的研究起点,远远优于一般人。我曾在陈先生家中遇到过邵先生,看见陈先生侃侃而谈,而邵先生执礼甚恭,两人关系似在师生之间,十分融洽。
邵循正的祖父邵积诚,福建侯官人,字允朴,号实夫(据朱汝珍:《词林辑略》;钱实甫所编《清季重要职官年表》,作字实孚,号恰朴,何者为是,家人已不能确指),1868年(同治七年)戊辰科进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任职翰林13年之久。
同洽朝戊辰科进士可称为人材济济的一科,仅以其中与邵积诚同在翰林院的同年,就有将近十人后来成为在政治舞台上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如洪钧、吴大澂、何如璋、宝廷、许景澄、联元、张人骏、陶模和陈宝琛等。而稍晚一科,1871年(同治十年)辛未科的张佩纶,也与邵积诚同在翰林院共事。如此则前清清流有名人物,几尽在此两科之中;义和团时期震动中外朝野,以直言而被斩首的五位大臣其中竟有两位(许景澄、联元)在此科之内。可以说此科的进士,不少人以直言谏事为他们的特点。这些人不仅在政治上互相呼应,有的私交甚笃。如张人骏两个妹妹先后嫁给邵积诚为正室。当然与邵积诚关系最密切的还是陈宝琛,两人不仅为福建闽侯小同乡,两家也有姻亲,邵积诚长媳,即邵循正母亲,是陈宝琛的侄女。陈宝琛对邵家的影响,可能还直接促进了邵循正本身的婚姻。
邵积诚于1881年(光绪七年)离开翰林院到御史台,做了两年御史。一据邵瑜讲,她听父亲说,祖父因为弹劾一位姓王的高官而遭贬,而且自此一直受到此人打击,辗转于黔贵偏远地区。在邵瑜家中保存有题名为《谏垣存稿》的数件邵积诚奏稿,但内容均为民间琐事。邵积诚任职御史时,王姓高官只有王文韶一人,王文韶1882年(光绪八年)代理户部尚书,因与户部受贿案牵连,被迫乞养回家数载。那么邵家口碑相传的“大官”是否就是王文韶呢?
近年整理出版的《王文韶日记》,恰好缺光绪八年这一册,但其他资料足以补充说明事实。
邵积诚调至御史台时,正值光绪初年。新朝伊始,鼓励广开言路。上奏弹劾重臣疆吏的事时有所闻。1881年,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大学士宝钧等,都先后受到官臣的严厉参劾。清政府利用朝议来控制、监视或敲打政府中的要员,特别是清廷鞭长难及的疆臣大吏;但在必要时又选些奏章,对弹劾者进行斥责,对疆臣采取保护、安抚态度,使之更加感恩。清政府对于勇于言事的上奏者,其态度也不尽相同,对于有些人的弹劾予以痛斥。但对于那批锋芒毕露的政治批评家,如内阁学士宝廷、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之洞、詹事府左庶子陈宝琛、御史邓承修、邵积诚等,则十分宽容,对他们揭发弊端、参奏官员的奏折,均予以不同程度的考虑或采纳。当然,清流舆论所谓受到的宽容,也只是相对而言,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不自觉地成为清政府控制朝政的工具。
邵积诚在任职御史期间,也是倍受重视的人物。在1881~1882年这两年的《光绪朝东华录》中,选辑有邵积诚奏折及批览邵奏的上谕共七件之多。如当内阁侍读学士文硕参陈宝琛揭发户部右侍郎崇礼的奏章是立言失体,请旨训饬时,邵积诚当即反弹上奏说:“文硕纠弹诬陷”,“请旨申儆”。又如，当新任的户部尚书阎敬铭为整顿户部而奏参三名声名贪劣的户部司员后,邵积诚也随同揭发了这几个当时号称户部“四大金刚”的另一名司员以作补充,结果这四个已升任到其他省份的劣员均受到革职处分,由此可见邵积诚是一位不畏权势,弹劾贪劣的强项御史,邵积诚所揭发的重要奏章都是有关户部的,那么他有没有弹劾王文韶呢?
户部的云南报销案，可以说是1882年轰动朝野的一件大案。当时户部原任汉尚书董恂于1882年罢职，新任尚书阎敬铭尚未到任。满尚书景廉，出身于西北军务。王文韶以户部左侍郎代理户部尚书。王文韶甚得清内廷倚重。他已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数年，1882年7月在户部之外，又任命他兼署礼部右侍郎。对于户部的弊端，朝野早已不满。1881年夏和1882年3月就有人对个别书吏进行过揭发。但如撼巨石，毫无结果。1882年5月弹劾触及户部右侍郎崇礼，但内容限于大员昏聩尸位而已。同年9月，御史陈启泰开始触及问题，揭发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省向户部的报销。而使朝野震动的是一个月后，云南道监察御史洪良品的进一步揭发。洪良品奏中说，社会上传闻，云南报销案户部索贿13万两，后以阎敬铭即将到部，以八万两了事。“景廉、王文韶均受赂遗巨万，余皆按股朋分”；并说现在“物议沸腾，众口一辞”。
奉旨查办陈启泰揭发案的是麟书与潘祖荫。他们拘捕了收兑云南报销银票的票号商人，这些应是不承担受贿、买关责任的人；又说需俟两名当时来京报销的云南官员传提到京后才能进一步清查。显然有意庇护拖延，待案情被进一步揭发后，他们又奏报户部未尽职责，传讯的“案中要犯，逃避无踪”。不能不说有庇护之嫌。
奉旨“传”御史洪良品“详加询问”的是淳亲王奕琮和翁同龢。从翁同稣日记来看，他对王文韶显然是袒护的，对洪良品相当不客气。因之抄录日记中诘询问答如下：翁与奕琮10月7日在宗人府传询洪良品。“伊怀中出写就说帖一件，阅之。余日：‘未免太空谈。’曰：‘御史风闻之事，既有所闻，不敢不奏。’余曰：‘大臣交赂，必有过付之人，交纳之地。’则曰：‘此等事岂不怕御吏知闻之理。’余曰：‘外间物议究竟何人所传，能指证此人否？’则曰：‘万口同声，无法指为谁所说。’余与王遂告以此外有确据否，对曰‘无’。遂出送之于户外”。翁当即在宗人府借笔墨写就奏稿。而且当日翁“遂出城访晤兰孙备事长谈，归日落”。
兰孙，系李鸿藻字。此处不能排除翁同稣想通过李鸿藻把传讯洪良品的情况透露给王文韶。
奕琮、翁同龢的奏折公布后，激起民众要求更进一步清查此案的情绪。邓承修上奏分析景廉与王文韶的职责及人品，认为景廉虽有责任，但他“素称谨饬，不应晚节而顿更”。但对王文韶则说他“赋性贪邪，为曹部日即以奔竞著名”，掌权于户部后，则更肆无忌惮，“亲开钱铺，黩货营私”，“贪秽之声，流闻道路”。不过，清政府对王文韶仍继续采取维护态度。王文韶两次自请免职，清政府都不允许，让他继续担任原职，但是群情难以平息，张佩纶等连连上封奏弹劾王文韶。清政府察看舆情，认为对王文韶实在很难再继续维护下去，于是数天之内，先召见张佩纶（12月7日），又召集军机大臣等在南书房看弹劾王文韶的备件封奏（12月10日），随即批准王文韶开缺回籍养亲（12月14日）。当时没有给予任何处分。
户部云南报销案直到1883年6月才由奕琮、潘祖荫奏报结案，先后历时九个月。传讯对质结果，户部司员、书吏未查出有何人收受重贿赃款实据（仅有两起收受酬金200两和400两）。有若干人受到杖、流处分。景廉、王文韶以失察处分，降二级调用。一桩大案便草草作结。
从以上事实，可见邵积诚并未参与此案的揭发。邵积诚是否在御史台因弹劾大官而遭贬职？
从《光绪朝东华录》等资料看不出有此类事发生。1882年，有一些揭发言官的章奏，都察院部院大臣乌拉喜崇阿奉旨清查，他挑选八位御史和给事中组成一个班子去清查被参各御史，而邵积诚也在被选之中⑩。可见他的正直与才干受到尊重。但邵积诚因何从御史台外调，是否因为受到什么高官的打击，所见到的刊行史料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至于邵积诚与王文韶之间，似乎并无私人芥蒂。据《王文韶日记》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1902年1 1月17日）条载：“已正三刻散值，黔藩邵实孚积诚来见，慎默寡言君子也”。
这时的王文韶，早已于1888年复官，从湘抚、直督又任户尚，入军机，1901年就由体仁阁大学士升为文渊阁大学士。而这时的邵积诚，离开炙手可热的御史台而辗转于僻远地方，已整整20年了。20年后的邵积诚，宦海沉浮，已磨得棱角全无。
邵积诚于1895年7月24日（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三日）被任命为贵州按察使。1896年2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被任命为贵州布政使。1896年9月贵州巡抚嵩岜以溺职被弹劾，1897年3月被革职。四川布政使王毓藻调任贵州巡抚，未抵任前由邵积诚署理。1900年3月王毓藻因病出缺，清政府调原任山西巡抚邓华熙至贵州，由邵积诚护抚。在邵积诫的文稿中有一件单独放置的遗折（无署名）显系邵积诚在王毓藻病危时，代王所拟。
短短的护抚期间，邵积诚连续数次向清政府递呈奏报：奏请清廷速拨赈款十万两以救贵州灾荒、准可保荐为镇压遵义地区会匪而出力的官弁、速派兵镇压广西西隆起事的群众等等。他的意见都得到清政府的批准，有的还受到关注。同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与光绪西逃，邵积诚得到消息后，立即奏请：请准予亲率所部人侍行在。上谕令他固守黔境，善理庶政，说明邵积诚是十分能干的疆吏。
1902年冬，邵积诚尚以贵州布政使身份至北京。但，1903年1月，贵州巡抚邓华熙病免，诏旨由新任贵州布政使曹鸿勋护抚。按照清代官员升迁的秩序，今日之藩臬，即异日之督抚。对于邵积诚，这样的机遇始终未曾降临。随即转四川学政。不久因丁母忧还乡，也再未出仕。在他危病之际，家人曾以三子完婚来冲喜，但在孙儿邵循正诞生前后，他已病逝。
类似邵循正、陈寅恪这样出身的一代学者，父祖先辈在政治上的坎坷，不可能不在他们思想、心灵深处留下烙印。陈寅恪早年就有诗句说，“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1927)，与他父亲陈三立诗句“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的思想相吻合。邵积诚的宦海茹苦，自难与陈宝箴、陈三立相比，但也不能说对邵循正的生活与思想没有留下痕迹。邵循正兄弟在大学所选系科虽均为政治学，但他们洁身自好。邵循正在政治态度上，观点敏锐但严谨慎重，生活中沉默寡言。在历史研究中，对前清流问题（见其硕士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晚年对晚清政治有特殊兴趣，应该说都是这种痕迹的反映。

二

清华园的影响

郡循正出身于福建的教会学校，先后上过福建英华书院（相当于中等学校）和福建协和大学。但在清华大学的七年半，本科政治学系四年，研究生院历史系三年半对他一生影响最著。
二三十年代的清华，正值其蒸蒸发展阶段，清华不仅升格为大学，而且自1925年跻身于国立大学。清华不仅理工科在国内处于领先行列，而且很早就摆掉走单纯工科大学那样像北洋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那样的路子。清华是综合大学，它在文、法科方面也具有自己的强项和特色。邵循正入学时，被称为奠基清华文科的三大台柱，其中王国维于1927年才逝世；梁启超于1928年尚执教清华；而中文与历史两系合聘的陈寅恪正值青壮年，清华的校级领导，是很早就具有以优厚待遇罗致人才的竞争意识的教育家，因之清华的人才不断得到补充。
就历史系而言，自1929年蒋廷黻由南开调入任系主任后，1932年又从南方聘来雷海宗，师资力量日强。蒋廷黻一生致力予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如果对历史人物不太苛求的话，他应该称得上是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研究领域里资产阶级学者中的开创者之一。
蒋廷黻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注意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这一领域，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仍为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垄断。他们以西方的资料、档案为根据，为列强在华的政治、军事、经济侵略活动辩护。虽然蒋廷黻尚不能全部摆脱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观点的影响，但他主张：研究中外关系史要尽可能地利用中国自己的档案、资料，在结合参照外国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而他在1923年回国时，适逢故宫博物院陆续出版影印、编印以晚清为主的档案。蒋廷黻为便于中国近代史教学，以中国档案为基础，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两册；并派人到故宫抄录军机处所存未著录于《筹办夷务始末》的道光、咸丰、同治朝档案，侧重于研究中俄关系，并仿其体制编辑《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已抄录约1000余件，装订成17册。蒋廷黻指导研究生所写的硕士论文就是按照他的治中国外交史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如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1934)，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1933)自然也是如此。也可以说，这一治学方法，奠定了邵循正以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础。当然，蒋廷黻由于后来进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最后又以联合国中不受欢迎的台湾驻联合国大使被迫离职改任台湾驻美大使而终结其政治生涯。虽然当他在国民党政府中受排挤时，如被迫免去驻苏大使等，曾数度想重新从事学术研究，但他的声名毕竟早已离开学者的圣坛。在“文革”中，邵循正向红卫兵呈交的交代材料中写道，他在清华研究生院的导师是陈寅恪，无常识的红卫兵居然被蒙骗过去。
蒋廷黻对于邵循正学术道路的影响，不仅限于治学方法，也决定了邵循正学术上的发展前途。作为系主任的蒋廷黻为了全面规划清华历史系各段专史的发展，在1933年邵循正研究生毕业后，考虑到他的语言基础和能力，让他赴欧洲改习蒙古史，以填补清华历史系，同时也是我国历史研究领域内的薄弱部分。在欧洲这两年(1934~1936年)，他似乎效仿陈寅恪，没有去读什么学位，而只是先后在法国法兰西学院东方学院和德国鲁尔学院学习研究。在欧洲对他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法兰西学院东方学院的著名中国学学者伯希和。在这里他受到伯希和用西欧比较语言学对音的方法研究西亚、蒙古历史的训练，他迅速掌握了古波斯文，受到伯希和的欣赏，也是邵循正视为生平自豪的一段经历。从此，他在蒙古史研究方面，和国内学者相比，除已掌握原有的娴熟的英法等欧洲文字外，又掌握了西亚古文字（古波斯文）；和国外中国学专家相比，他又有深厚的中国学基础，真可谓左右逢源，他利用对音诠释蒙古历史的能力为人们所叹服。
不过，邵循正在蒙古史方面留下的文字研究成果，还没有来得及由诠释史料而进入多篇综合研究的阶段。这主要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因为邵循正回国不久，抗日战争即爆发。他随清华由长沙辗转昆明。在尚属平静的昆明西南联大，也缺乏研究蒙古史的物质条件。他的数篇发表在《清华学报》诠释波斯文刺失德丁《集史》的文章（我想还包括残稿）及其他，都是他1937年离开清华园以前和1947年访英回到清华园以后的作品。1949年以后，如果不是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1956年中、苏、蒙三国学者合作编写《蒙古通史》的协议得以实行，或许邵循正以及翁独健、韩儒林等我国三位派定参加协作编写蒙古史的专家，都会有更多有关蒙古史研究的著作问世。
清华大学给予邵循正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道路，而且也包括政治见解与态度，20-40年代的清华大学，崇尚政治民主、学术自由的校园空气深深地影响着这一代的教师和学生，邵循正也未能例外。
1945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邵循正正在英国访问。当时，正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一样，厌恶战争的人们，提出对于人类世界前途的疑问。1945年7月26日至8月2日，在英国瑞亭大学(Reading University)，由英国的社会学研究会(Institute of Sociology)主持召开一次以“文明往哪里去？”为总议题的研讨会。最吸引入的是两组讨论，有关原子能的讨论和有关国际政治前途的讨论。前者由英国勃瑞斯妥尔大学(Bristol University)教授、皇家学会会员和原子能科学家协会会长穆得(N.F.Mott)担任主讲，他和他的协会主张设立国际原子能发展的最高权威机构(Atomic Development Authority)，把全世界所有的可释放原子能的稀有金属统归这个科学研究机构的科学家来控制，专供科学研究之用，学者的主张可以说直到今天也没有实现。后者有关二战后政治前途的议题，讲演人是由美国康乃尔大学(University of Cornell)英籍教授喀特林(George Catlin)和清华大学教授邵循正担任。这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讲演。喀特林以一个西方人，却带着东方人的幻想。他认为，人类文明由于在东西方文化相互交织中的发展，它已可能使人类转入一个新的合作型态，他高度评价了类似联合国这样的组织。而邵循正，以一个东方人，却提出了更为实际的见解。他介绍说，他认为中国人自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解决矛盾的办法是不愿求诸太亟，采取直接干涉或暴力抑制，而是让时间不断推移后，使矛盾势力逐渐消磨去一部分，然后因势利导，觅取一个自然而直接的解决。至于世界局势，邵循正认为，目前英美的民主政治与苏联的共产政治所形成的一种两极性的对峙，是险象环生的。但我们未尝不可期待双方自动地作一番修正，使对峙局势减少其尖锐的程度。另外，我们也未尝不可促使其产生一个中立的带圈，或者产生更多的极点，使世界形成一个多极的而不是两极的系统。例如，法国在欧洲，中国在亚洲，都可以各自形成一个中立的极点。邵循正所谈到的世界局势的发展，正是二战后延续数十年，直到不久前才大体结束的冷战局面。邵循正所持的对世界局势的主张，也正是他对一切两极性矛盾激化的政治区域所持的基本态度，无庸讳言，包括对中国的局势在内，在当时社会高等知识界中，这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看法。

三

1949年以后

1949年以后的邵循正，在《素馨集》附录（邵先生《传略》和邵瑜《忆父亲》）中已有足够的说明。1949年以后，对邵循正先生的生活道路有较大影响的当属吴晗先生了。两人相识数十年，但友谊的加深应该是在解放前夕。当时吴晗准备到解放区（西柏坡）去。在清华园西院住宅，以打桥牌为掩护联络一些朋友，钱端升、钱伟长、邵循正等便是经常凑在一起的“牌友”。吴晗临走时留下话，他不久就会回来过春节。因之，对于迎接解放在邵循正并没有什么意外。当1948年底，清华园先城内而解放，邵循正唯一的苦恼只是小铺里纸烟抬价并且时常短缺，要“断粮”了，而“断粮”他就无法工作。幸好陈庆华为他四处奔跑买来了一些。解放以后，吴晗曾一度任清华历史系主任，但不久便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系主任一职一度由邵循正继任。邵循正后来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吴晗为正会长的中国史学会中任副职，两人接触的机会更多一些，关系也就更加密切了。
1949年以后，对邵循正在学术思想上有重大影响的当属范文澜同志。两人在学识、观点上融洽互补。当你看到从来都是一目数十行翻阅书籍的邵循正，居然逐句地研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时，不能不叹服大约只有类似范老这样人物的影响才会产生如此魅力。
1949年以后，在多次的学术批判中，邵循正没有受过什么冲击。他从来不是帝王将相的鼓吹者。对于他的批评侧重于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马士(H.B. Morse)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当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全国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影响，就是围绕马士等人。而邵循正私下说，马士的书，不是层次很高，还谈不到对他有什么影响。其实在50~60年代，美国等国盛行的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东西方反应论，马士等一批19世纪未20世纪初的欧美研究中国近代的史学家，不仅他们的著作在欧美学术界已没有影响，甚至他们的名字对那个时代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和学生，都已十分陌生。倒是E．斯诺的《西行漫记》红火一时（是费正清给研究生所开书目中的必读参考书之一）。而且从总的发展趋势来说，国外学者，特别是自1949年以后，对研究中国的兴趣已转移到中国现代和当代。由于对国外社会科学学术界情况的严重隔绝，在社会科学批判领域中，都是落后数十年。
在《素馨集·传略》的结尾，我提出了：“由于种种原因，邵循正留下来的著作未能充分表现出他的才智所能达到的更高成就。”写此文的意思，原想对它作一个回答，但我发现我不能。想来这不仅是邵循正个人的遗憾，也可能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普遍性的遗憾，只不过程度不同，情况各异而已。而且，岂止他们这一代。
《素馨集》的封面蒙周一良先生题字，请画家郭可誇女士画了几枝墨兰，北大出版社张立新同志设计时采用了。封面素雅，台北台湾大学一位教授夸它“秀丽之极”。当时采用兰花只为以其高洁，与集名素馨相符。未曾想到却与邵循正先生生前酷爱兰花暗合。大约在邵循正夫人郑逊女士逝世前一个多月，《素馨集》即将排出，她对我说，邵先生生前最喜欢兰花，并且经常吟诵一首写兰花的诗。她只断断续续记得其中几句的声音，有“兰叶春微生，桂花秋晓洁，草木有本性，谁知灵期者……”。此诗似应为唐张九龄的《感遇》。其首章有：“兰叶春崴蕤，桂华秋皎洁，欣欣似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这一组咏兰的诗,虽然年月无考,但通常被认为是“思君”之作,则当系张九龄在李林甫等权势逼迫之下,他被迫还乡“幽林归独卧”时的作品。诗之主题,显然不在咏兰之皎洁,而在自赏“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故取诗名为《感遇》。邵循正欣赏此诗,是从何种角度呢?录此以求读者自己判断。

本文原载于《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