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录《邵伯温文章传略》

绍兴邵永庆

永庆注：《邵氏闻见录》作者是伯温公，分卷编次、付梓是次子博公。伯温公著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观物内外篇解》等近百卷。

《邵伯温文章传略》

——河洛春秋（2001年第二期）

作者：鲁晓霞

【鲁晓霞】（2020年资讯）：教授、硕士秘书学教研室主任鲁晓霞，河南省洛阳市人，教授，硕士生导师。1989年6月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89年7月起任教于洛阳师范学院。曾获河南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优秀教师，洛阳市优秀专家等荣誉。

图转：（未详校）

邵伯温，字子文，洛阳人。他是北宋中叶颇负盛名的理学大师邵雍之子。生于仁宗至和三年(1065)，他闻见博洽，尤其熟悉当世之务。宋元祐五年(1090)，邵伯温因河南尹与部使者推荐，特授大名府助教，调任路州长子县尉。元祐九年，章惇为相，欲引用邵伯温，伯温因反对新法，不愿为官，义不至京师，可见其节很高。

宋徽宗即位，监华州华岳庙，改知陕州灵宝县，迁芮城县。后主管永兴军辉州三白渠公事。调任虢州刺史，为政宽厚；擢提占成都刑狱，严守蜀门，蜀人感恩。邓余利路转运副使，提举太平观。绍兴二年(1132年)，邵伯温开始撰写《闻见录》，绍兴四年(1134)卒，年78岁。《闻见录》在绍兴四年伯温死时尚未定稿，后由其子邵博为之分卷编次，遂行于世。

一

邵伯温是思想家与政治活动家。他早岁逢王安石变法，中年经历元祐党争，晚年遭遇靖康之祸，出处进退大致“以学起元祐，以名节君绍圣，以言废于崇宁”，著有《河南集》、《闻见录》、《皇极系述》、《观物内外篇解》等近百卷。值得重视的是《闻见录》共20卷，又叫《邵氏闻见录》、《闻见前录》，是著名的宋人笔记之一。

《闻见录》主要记载北宋政事。邵伯温自己淡到写作此书的动机时说：“伯温早以先君之故，亲接前辈，与夫待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盲往行为多，以畜其德则不敢当，面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日《闻见录》焉”。

所谓“蚤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者，指的是受到他父亲邵雍及司马光等人的影响。

邵雍字尧夫，谥康节，真宗大中样符三年(1010)生，神宗熙宁十年(1077)卒。是北宋中叶颇负盛名的理学大师之一。他治易学，好预言，隐居不仕，但颇关心时速，臧否人物，与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程颐、程颢齐名，并与其中的二程兄弟交往密切，又与当时名声很大的史学家、政治活动家司马光及韩维、吕公著、育弼等过从甚密。他们之间，思想与气质都比较一致，尤其是在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新政上持有共同的观点和态度。

在王安石开始变法并遭到司马光、吕公著、韩维等人反对时，邵伯温约有十二三岁左右，他“入闻父教，出则事司马光等”，“光等亦屈名位辈行，与伯温为再世交“。因此，他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出于这样一种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政治气氛之下，所受到的反对变法的思想影响是极深刻的。一方面，他“闻见日博，而尤熟于当世之务“，是一位见识丰富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十分熟悉和了解围绕王安石变法而发生的种种人和事的掌故，一方面，他牢固地站到父辈的立场上，是一位最坚决的变法反对派。

邵伯温晚年.变法与反变法最尖锐、最激烈的斗争，已经变为历史的陈迹，但余波并未消失：相反，由于新的现实斗争的刺激.对过去历史的争论，又以新的形式，激烈地表现出来。这时，北宋王朝已近灭亡，国家险象环生。在追究造成这种危机的诸般原因时，一般儒士及官僚土大夫如杨时（字中立，号龟山，时任国子祭酒)等人，除指责章惇、蔡京等人误国外，最后都往往将责任归到王安石和他的变法上。杨时有一道上饮宗的奏章说：

“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饬六艺之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

此种观点可代表一般。

《闻见录》大致就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和政治气氛下撰就的。其所谓“偶负后死者之责”，正是欲举往世，以印证“为害于数十年之后”的论点。所以《闻见录》中，记王安石变法的事特别多，诸如变法与反变法派主要人物如王安石、章惇、吕惠卿、司马光等人的思想、观点、言论、活动，甚而至于个人的道德品质、家庭琐事、都不厌其详，录之卷中。其记事与议论从形式上看，对双方的优缺点都有列举，而从根本上说，其政治的褒贬是极鲜明的。例如对于反变法派，书中偶亦作点批评和反省，如认为反变法派对王安石有时过火，逼得王无路可走，只得任用章、吕辈来行新政，以致把情况弄得更糟，又如认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像差役、雇役之争，双方都有错误，司马光与王安石一样，“皆早贵，少历州县，不能周知四方风俗“，故一主差役，一主雇役都有偏执之处等等。

然而总的来说，则备加赞扬反变法派的政治立场、政治远见，以及其道德情操等等。但他为了攻击政敌美化其父，往往编造故事，甚至有的荒唐可笑，未免是此书的一大缺陷。

此书前16卷记宋太祖以来故事，叙宋神宗熙宁变法，宋哲宗元祐分党，洛蜀朔党争颇为详悉。其中论党争而惜其各立门户，授小人以间，又引程子之言以为变法由于激成、可谓平心之论。然对于王安石变法颇多攻击，仍不免门户之

见。第17卷多记杂事。末3卷记作者之父邵雍言行，如觞女转生，黑猿感孕等等意欲神化其父，转涉荒唐。书中所记士林轶事以及诗话文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闻见录》的这种缺点，是由于撰者政治偏见产生的。但撰者毕竟是当年这场变法的闻见人，许多传闻又得之于论争的当事人司马光等，故记变法事件，于各派人士，颇具始末；司马光诸人的信件奏章，王安石“三不足畏"之语，亦见于此书；元祐之后，反变法派人物分为洛、川、朔三党，记载亦备。李焘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修《宋史》，有关王安石变法前后的一些人物的说法，就有采自此书者。如果除去其中的偏见与不实之处，此书仍不失为一本研究宋代这一段历史的有价值的史料之一。具体的细节描写。作者对于人、事、物、景之具体描写，特别是在个别要害之处的精雕细刻，能够给人以可触、可信的真感与实感。如读之，使人有身临其境，亲眼所见之真切。

此外，此书还记载了北宋初年朝廷及宫庭中的一些朝章制度，逸闻趣事，其第16卷之后多记引旧都洛阳形势及邵雍事迹，都可资治宋史者参考。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其于洛阳中形势三致意焉，似有感于当时不都洛而都汴，以致失其险阴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说：“其洛阳、永乐诸条，皆寓“麦秀黍离”之感。”邵伯温写这些事情时，洛阳早已轮人金人之手，有感于历代的兴衰而述及洛阳的形势，暗寓对北宋一代国策的检讨，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周中孚等人的说法，可以参考。

二

笔记是一种随笔而录，杂谈琐语性质的散文。以记载或议论当代事、物为主，

或者谈道说艺、考辨学术，因其内容广泛、驳杂，故又称杂文或杂记；又因其随笔而书，不拘形式，故又称“随笔”。住往由许多形式灵活，篇幅短小、精焊而又互不连属的单篇文字集合为一书。这种文体滥觞于魏晋，发展于隋唐，而大盛于两宋。

宋代以前，笔记文往往与笔记小说混而为一，且不以“笔记”名书，至宋方独成一体，宋祁首以“笔记”名书，则宋人创制可知。

宋代笔记流传于世的多达几十部，大都辑录当代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事物，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又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其学术考辨、论艺心得也多有发现，予人启迪；文笔多简洁淳朴，质实生动，且趣味丰饶。

《闻见录》中所记士林轶事以及诗话文评、文笔简洁生动，善于塑造人物形象。作者住往通过人物行动，语言来表现，如《闻见录》卷第一：

“太祖即位之初，数出微行，以侦伺人情，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谓帝不复出矣。久之，闻叩门声，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共于普堂中设重菌地坐，识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糊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嘿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问其故，普日：“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议。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杀人，吾今思之犹敢耿，不可用也。”普于是荐曹彬为将，以潘美副之。明日命钟，彬与美陛对，彬辞才力不迨，乞别选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谕彬日：“所谓大将著，能

斩出位犯分之副将，则不难矣。”美汗下，不敢仰视。将行，夜召彬入禁中，帝亲酌酒。彬醉，宫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抚其背以遣日：“会取会取，他本无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盖欲以慰德之也。是政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锐，更相为助，令行禁止，未尝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人物的语言、行动刻划细腻又传神，活生生地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不同，如同电影镜头，在人耳目。

笔记的魅力在于以事理启示人，并不靠繁复的叙述和描写来感染人，一般都用“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白描手法。如：

“太祖猎近郊，所御马失，帝跃以下，且曰：“吾能服天下矣，一马独不驯耶？”即以佩刀刺之，既而悔之日：“吾为天子，数出游猎，马失又杀之，其过矣。”自此终身不复猎。太祖朝，晋邸内臣奏请木场大木一章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日：“破大为小，何若斩汝之头也！其木至今在，半枯朽，不敢动。鸣乎，太祖于一

木不忍暴用以造其材，况大者乎？”

寥寥数语，生动简炼而又感情充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邵伯温还常用细节刻画人物。如：

“文潞公幼时与群儿击球，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球浮出，司马温公幼与群儿戏，一儿壁大水瓮中，已没。群儿惊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瓮，儿得出。识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两个生动细节将二人童年好思聪颖的性格表现了出来。

书中内容广博新奇，有趣有益。见闻录是祚者私下自由撰述，较少受当时政治思想与道德的束缚，往往能见到历史的真实，人间奇闻，可以从中吸取知识，也可以从中得到欢愉。正如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的：“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因为他们大可不必摆史官的架子。”在《致杨霁云》的信中也说：“宋明野史所记诸事，虽不免杂恩怨之私，但大抵亦不过基，而是往往不足以尽之。”与笔记的随意轻松的特性相适应，笔记的语言表现出特有的简约、幽默、隽永、传神；它们或论人，或叙事，或写读书观画心得，或记片断零星感想，信手拈来.随意而写，涉笔成趣。如《邵氏闻见录卷第七》：

“张文定公齐贤，河南人。少为举子，贫甚，客河南尹张全义门下，饮啖兼数人。自言平时未尝饱，遇村人作斋方饱，尝赴斋后时，见其家悬一牛皮，取煮食之无遗。太祖幸西都，文定公献十策于马前，召至行宫，赐卫士廊餐。文定公就大盘中以手取食，帝用拄斧其首，问所言十事。文定公且食且对，略无惧色，赐束帛遗之。帝归，谓太宗日：“吾幸西都，为汝得一张齐贤宰相也。”太宗即位，齐贤方赴廷试，帝欲其居上甲，有司置于丙科，帝不悦。有旨：一榜尽除京官通判。文定得将作益丞，通判衡州，不十年武位宰相矣。”

所用文字不多，但其对人物吃、语言、表情等细节的刻划，更像一篇精采绝纶的小小说。那引人人胜的故事，生动精妙的细节，曲折多变的情节，活灵活现的人物，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逼真如画的描写，可以给人以生动活泼的实感。写人如此，写景状物也是一

样。如：

”洛中形势，郏山在西，邙山在北，成皋在东，以接嵩、少，阙塞宜其南，属女几，边荆、华，至终南山。洛水来自西南，伊水来自南，右涧水，左湹水。隋文帝登邙山，对阙塞而叹日：“真天阙也”，今之洛城也。周公所卜，在其西北，郏鄢二山相属，定鼎于郏鄢是也。前临涧洛二水，故曰谷、洛阙，将兴王宫也。《洛诰》日：

“我又卜湹水东，亦惟洛食。东汉洛阳，在今洛城东十八里，跨洛水，前直轘辕、北属邙山，极平远。西晋、后魏皆都焉。晋又筑金墉城在其西北。其山川秀润有余，形势雄壮，差不逮长安。长安东崤、函，东南荆、华，以属终南山，西南太白、鸡足山，又西秦陇、岐山，北梁山，东北雷首、中条山，与平阳诸山相属。泾、渭、产、澧、高、涝、 潏之水在其后前左右，以入于河。故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周都歧山，文王都丰，武王都镐。秦初建国于秦，后迁岐山之阳，今宝

鸡是也。穆公羽阳宫基三良墓尚存。至始皇都咸阳，跨渭水为阿房宫。西汉都秦宫之东，今未央、长乐、章台诸宫城阀尚存。隋文帝初都汉宫，后迁稍东，枕龙首渠、山，筑长安新城，制度甚壮；南接华严川，以属南山，北临渭水，城南北三十余里，东南二十余里，汉末未史官在其苑中。唐因为都，又起东内，今含元殿、太液池故基尚存。又起南内，谓之兴庆宫，今池殿故基亦在。自东筑夹城复道，南至兴庆宫，又南至曲江，东跨灞、产以属骊山。山上起羯鼓望京楼，山下起华清宫，宫有温泉，以白玉石为芙蓉出水，为御汤、莲花汤、太子汤、百官汤。

其宫阙北临渭水，由华清宫东，离宫相望，以属东都。自尧、舜、周、秦、汉、唐，都城皆相近，高山大河，平川沃野，形势压天下。洛阳民俗和平，土宜花竹。长安尚有秦、汉游侠之风，地多长杨、老槐，耕桑最盛，古称陆海。前代英雄必得此然后可以有为，今陆沉于北狄，惜哉！洛中风俗尚名教，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会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东，故王平甫诗曰：“风暄翠幕春沽酒，露湿筠笼夜卖花。”“姚黄”初出邙山后白司马坡下姚氏酒肆，水地诸寺间有之，岁不过十数枝，府中多取以进。次日“魏花”，出五代魏仁浦枢密园池中岛上。初出时，园吏得钱，以小舟载游人住观，他处未有也。自余花品甚多，天圣问钱文僖公留守时，欧阳公作《花谱》，才四十余品，至元佑间韩玉汝丞相留守，命留台张子坚续之，已百余品矣。“姚黄”自浓绿叶出微黄花，至千叶，“魏花”微红，叶少减。此十品皆人姓得名，特出诸花之上，故洛人以“姚黄”为王，“魏花”为妃云。余去乡久矣，政和间过之当春时，花园花市首无有，间其故，则曰：“花未开，官遣吏监护，甫开，尽褴土移之京师，籍园人名姓，岁输花如租税。洛阳故事遂废。”余为之叹息，又追记其盛时如此。”

这就是一幅民情风俗的工笔长卷，作者运用疏放的文笔，写得景物如画，情趣盎然，宛如在读者眼前，令人陶醉，令人向往，令人惋惜。

明人所编《五朝小说》的序言，即曾论及宋人笔记说：“唯宋则出土大夫手，非公余慕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学故之阙。"

三

宋人好议论，宋文好言理。宋代古文运动的名家都是“尚理”的。邵伯温的议论文以《易学辨惑》为代表，在写法上援事证今，引类比喻都非常生动贴切，说理形象；同时条分缕析，叙议结合，使说理很透彻。

邵伯温所写文章质实浑厚，言事明理，精警透辟。他的语言不仅简约，而且

新鲜活泼，具有精炼而又生动的特点。他文章语言的生动活泼，还由于他在描写事物或论述道理时，善于运用比喻，把无形的、抽象的叙写对象化为具体可感，触目可见的形象。如：

“张岷字子望，枢密直学士，逸之孙比都员外邮广西转运史道宗之子，与其兄峋子坚同年登科，兄弟皆有文学。子望尤喜穷经而恬于仕进，少从先君学。尝语人曰：“岷师事先生二十年，未尝见先生说重复语，先生之道深不可测。”日新如此。有洛中游春诗云：“平生自是爱花人，到处寻芳不遇真。谁谓人间无正色，今朝始见洛阳春。”言学于先君而方有所得也。先君和之曰：“造物从来不负人，万般红紫见天真，满城车马空撩乱，未必逢春便是春。”恐其自画而勉之，使其进也。”

将道理寓于诗歌之中，说理形象、生动，感染力强、他议论文的另一个特点是结构严谨，气势旺盛，但并不剑拔弩张，锋芒毕露，而是婉转曲折，纡缓从容，往往以平易的辞语，就把道理说得极其透彻详备。叙议结合，顿挫转折，辩理透彻，显示出一种刚劲峭拔，雄健奇岖的风格。如《易学辩惑》开头：

“沈存中《笔谈》象数一篇内直江南人郑曾为一书谈易，其问一说曰：

“乾坤大父母也，复小父母也，乾一变生复得一阳，坤一变生垢。得一阴，乾再变生临得二阳，坤再变生逐？。得一阴。乾三变生泰得四阳，坤三变生否得四阴。乾四变生大壮得八阳。坤四变生现得八阴。乾五变生得十六阳。乾五变生剥得十六阴，乾六变得归妹本得三十二阳，坤六变生渐本得三十二阴，乾坤错综，阴阳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夹之为书首荒唐之论，独有此变卦之说，未知其是非。予后因见兵部员外郎秦玦论 夬 guài 所谈，骇然曰：“何处得此法？”云：“尝提一异人受此历数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尝恨不能尽其术。西都邵某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变，此人乃形之于书，必有天谴，此非世人所得闻也。予闻其言怪兼复甚秘，不欲深诘之，今邵某与 夬 guài 玠jiè 已皆死，终不知何术也。窃惟我先君易学微妙玄深，不肖所不得而知也。其传授次第前后，数贤者本末在昔过庭则尝闻其略矣。惧世之士大夫但见存中所记有所惑也。乃作辨惑。“

开门见山，单刀直入，针对郑夬 guài 有关传闻提出疑问，进行驳斥，为下面行文张本，叙述经过简明扼要，清晰畅达。夹叙夹议，语言质朴，字字本色，句句平易。

要使文章具有不可置疑的说服力，一是靠周密的分析，二是靠充分而确凿的论据。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又说：“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这里既强调了论据的重要性，又说明了论据的主要类型。他首先指出，要很好地阐明一个问题，需要引用同类的事物来证明，作为论据。这些论据，又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成辞”，指的是古圣贤人经典性的话，犹如现在说的理性论据；二是“人事”，指的是具体的人和事，优如现在所说的事实论据。而不管使用什么样的论据，都必须起到“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作用。邵伯温的议论文大都采用事实论据来进行说理。如：

“秦玦jué，字伯镇，未详何处人，后居毫社。有吏才，著书翰，亦好学问，尝

以屯田员外郎，知怀州。长先君一岁，亦称门人，在河南日欲从先君学，先君以其人好任，数未之许也。尝有书与先君云：“先生键道弥。”，固意谓先君靳其学不以告，先君答书其略日：“道满天下，何物不有之，岂容人关健邪？”后历兵部郎中判三司理欠凭由司，遂归于毫，书问常不绝，先君亦寄之以诗。先君既没。洛人李额端伯守官于毫，见之尚无恙，每语及先君之学也。  郑夬 guài ，字扬廷，后以字为名，江东人，客游怀卫间，依大姓宗氏，亦尝欲受教于先君。先君曰：“吾学于李挺之也。忘寒暑，忘昼夜，忘寝食，忘进取，挺之有所言，吾必曰：“愿略开端。”无竞其说，请退而思之，幸得这以为然，方敢自言或未也。归

而思之，得之而后已。又走四方就有道而正焉。今足下志在口耳，又多外慕，能去是而诚心一意然后可以语此学。固不能也。后秦玦jué在河内尝语郑夬 guài以王，天悦传授先君之学，有所记录。郑夬 guài力求之，天悦恶郑夬 guài浮薄不与。不幸天悦感疾且卒。郑夬 guài闻之赂其仆，就卧内窃得之，遂以为已学著《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明用数书，皆破碎，妄作穿凿不根。尝以变卦图示秦。既窃天悦书，遂去宗氏入宗师入京师补国子监生得解省试策，问八卦次序，郑夬 guài以所得之说对主司异之，擢在优等。既登第，游公卿门，以其所著书为报贽焉。后调太原府司录执政荐馆职者数人将召试为转运李遇卿发其赃罪，报窜南方，遇赦得自便，复事游遏尝过洛来见先君，惭怍引咎。先君曰：“足下向以拙者之言为然不至此也。”不肖在童稚尚能记其状貌，白晰、短小、轻狷人也。后卒。以穷死。秦谓必有天遣恐指此而言也。郑夬 guài之所著《易图》非是其说，或有然者，窃书秦实知之。乃骇然叹曰：“何处得此法？”又谓自得之异人。西都邵某闻其大略，已能洞吉凶之变何其小也？谓得之异人。西都邵某闻其大略、已能洞吉凶之变，近乎自欺矣。先君易学渊源传授本末，率不能知，独以为洞吉凶之变何其小也。谓得之异人，非世人所闻，尤为圣诞。然亦有谓，盖指陈希夷而言也。”

即物明理，前后呼应，形象生动。

总之，邵伯温写文章挥笔著常言，天然质朴、言辞似肺腑中流出，无论记叙还是议论都呈现出平实、朴素的特点，确实做到了“言了于耳，则事味于心；文察于目，则篇留于手。“即文章用意要深切，言辞要浅显，于浅处见深，这才是“渐老渐熟”的佳境。

注释：

①《宋史》本传引赵鼎语。

②邵伯温：《闻见录》自叙，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8月版

③《宋史》邵伯温传。

④《宋史》邵伯温传。

⑤《宋吏》杨时传，

⑥邵伯温：《闻见录》卷十五引程颢言，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8月版。

⑦郡伯湿：《闻见录》卷十一王荆公知明州郑县条，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8月版。

⑧邵伯温：《闻见录》卷十三李承之特制条，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8月版。

⑨邵伯温：《闻见录》卷十三哲宗即位条，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8月版。

10、邵伯温：《闻见录》卷第一，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8月版，第4一5页。

11、邵伯温：《闻见录》卷第一，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8月版，第6页。

12、邵伯温：《闻见录》卷第九，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8月版，第97页。

13、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59页。

14、鲁迅：《致杨弃云》，《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2页。

15、邵伯温：《闻见录》卷第七，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8月版，第68页

16、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第十七，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8月版，第【84一186页3

17、转引自刘叶秋著：《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第79页。

18、邵伯温：《易学辨惑》，《四库全书》第九卷，第407页。

20、邵伯温：《易学辨惑》，《四库全书》第九卷，第403页。

21、邵伯温：《易学辦惑》，《四库全书》第九卷，第408一409页。

22、王充《论衡·自纪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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