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州谱》的内容

绍兴邵永庆

《十八州谱》的内容

因为《十八州谱》原书已佚，我们对其内容难以还原。但魏晋谱牒在内容方面有一定书法规律可循，王僧儒《范氏谱》、《百家谱》所存三则佚文② ，文虽短小，但与同时期其他佚文在行文方式上基本保持一致。故笔者结合现存佚文、碑谱等史料，归纳魏晋南北朝特别是东晋南朝谱牒的常见内容，以此来大致推测《十八州谱》的常见内容。

现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残谱，有 1966 年发掘于阿斯塔那 50 号墓的族谱五纸，《吐鲁番出土文书》将其命名为《某氏族谱》，以及阿斯塔那 113 号墓出土的残谱，《吐鲁番出土文书》将其命名为《高昌某氏残谱》。又有碑谱北魏薛孝通贻后券、南朝宋时散骑常侍临沛侯刘袭墓志、北魏彭城王元勰妃李媛华墓志、北朝隋私谱《张士宁造像碑》等资料。除残谱、碑谱类文献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牒见于引注者还有佚文 100 余条，且多以“某氏谱”命名，主要见于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裴松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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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尔康：《宗族制度、谱牒学和家谱的学术价值（代序）》，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所图书馆编：《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14 页。

②“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见于（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 38《任彥昇为范尚书让吏部封

侯第一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738 页。“王僧儒《百家谱》云荀昭娶下邳皮仁之女”，“王僧

儒《百家谱》云琅琊王绪娶顿邱闾澄女”，见于古歙洪氏校藏：《元和姓纂（一）》，金陵书局校刊，嘉庆七年刊版，

第 46、86 页。

《三国志》、李善注《文选》等合计共 50 余种家谱，100 余条佚文。

如今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牒内容，只能通过分析上述碑谱残谱、引注佚文等文献，现将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的内容归纳如下：

（一）谱牒名目

这一时期的谱牒按书写形式分类有书谱类，以书籍记叙形式为主，此类数量和种类最多；表谱类，如《中表簿》、《方司格》，以表格为表现形式，格式简便，便于中正选官参考。按作谱者可分为官谱和私谱，私谱多为家谱，需要上呈官府核定才能收为官谱。按作谱对象分类，有帝王世系谱、皇族谱、总谱、郡谱、家谱。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无论怎么分类，综合类谱牒是官府核定私家谱后整理编纂而成的，所以私修家谱是其他所有类别谱牒的基础。针对上述类别，谱牒的名目则各不相同。

帝王世系谱如《后魏皇帝宗族谱》；皇族谱如《后齐总谱》；总谱如《十八州谱》、《百家谱》；郡谱如《吉州诸姓谱》、《扬州谱抄》；家谱通常命名为“某氏谱”、“某氏家谱”或“某氏支谱”、“某氏血脉谱”，如《谢氏谱》、《杨氏支分谱》、《杨氏血脉谱》；又有将地望和姓氏结合命名的，如《京兆韦氏谱》、《北地傅氏谱》；又有家谱与墓记并用的，如《杨氏家谱状并墓记》。这些名目繁多的谱牒皆是其性质的一定体现。

（二）谱序跋文

序文是作谱之人自述先世及修谱之缘由等内容，跋文是他人对此谱进行的评价。如元人汪寿松所撰《汪氏渊源录》中，录淮安侯汪旭的上谱表和佐著作郎袁彦叔的跋文。汪旭在上谱表中自称：臣等千载有幸，奉诏品量，分别姓氏。臣承黄帝之后，玄嚣之苗裔⋯⋯索臣由来，谨治旧谱婚官职状，诣阙拜表以闻。此为汪旭叙述自己的世系源流及修谱缘由，载入家谱中，则为序文。而佐著作郎袁彦叔在品评时认为：“汪氏承周之苗裔⋯⋯观经传子史，实是不虚⋯⋯汪氏可证纲宗

胄族□矣。”① 袁彦叔对汪氏家谱进行的评价性论述，载入家谱中，则为跋文。但现如今没有关于谱牒序文、跋文的直接资料留存,只能推断魏晋南北朝时谱牒撰有序文跋文。一方面，东晋南朝官谱、私谱的撰述十分兴盛，私谱想要得到认可，就必须上之于官，官方进行核定后，便可入官谱之列，那么相应官员在核定时必然要评定该姓氏真伪和等级；另一方面，魏晋私人撰谱如此重视门望，在作谱时必然会追叙先祖世系及作谱缘由，以彰显自身门第之高贵。故而笔者推断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当撰有序文和跋文。

（三）先祖世系和谱系本纪

先祖世系部分主要记述本姓氏的先世源流、婚宦地望、姓氏来源、迁徙流转等情况，这一部分十分重要，是九品中正品评的重要依据。记录先世源流如《水经注·鲍丘水注》所引《阳氏谱叙》云：“翁伯是周景王之孙，食采阳樊。春秋之末，爰宅无终，因阳樊而易氏焉。”

② 记述姓氏来源有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温氏谱序》曰：“晋大夫郤至封于温，子孙因氏，居太原祁县，为郡著姓。”③ 宋明时期的家谱多遵循五世中心原则，以谱主为中心，上溯其祖、父辈，下延至子、孙辈，叙述重点大都不脱离这五世。晋唐时期的家谱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大多需要追叙先祖源流、姓氏由来等，以此彰显自身高贵门第。

谱系本纪是家谱的主体部分，专记家族内各辈人士之概况。一般由祖父辈开始，叙述祖父母辈、父母辈、本人及妻室、子女辈的名字、官职、婚姻等信息，言简意赅、叙述清晰，世系分明，便于阅读与查找。如王僧儒所作谱牒佚文《范氏譜》曰：“汪生少連。”④ 王僧儒《百家谱》云：“荀昭娶下邳皮仁之女”、“琅琊王绪娶顿邱闾澄女”。⑤ 又如《谢氏谱》云：“奉祖端，散骑常侍。父凤，丞相主簿。奉历安南将军、

① 转引自杨冬荃：《六朝时期家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四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 8-9 页。

②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卷 14《鲍丘水》，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343 页。

③ 徐震堮著：《世说新语校笺》卷中《品藻第九》，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82 页。

④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 38《任彥昇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738 页。

⑤ 古歙洪氏校藏：《元和姓纂（一）》，金陵书局校刊，嘉庆七年刊版，第 46、86 页。

广州刺史、吏部尚书。”① 《晋世谱》云：“世祖讳炎，字安宇。咸熙二年受魏禅。” ②皆是对谱主生平进行简练概括。

（四）生平事迹和善恶吉凶

谱牒有一部分专记家族人物生平事迹、职官升迁等，多有弘扬操守、彰显美德之意。如《阮氏谱》所载：“牗，字彦伦，裕长子也。仕至州主簿。”③ 又如李善注《文选》云：

《姓氏英贤录》曰：“王巾，字简栖，琅邪临沂人也。有学业。为《头陀寺碑》，文词巧丽，为世所重。起家郢州从事，征南记室。天监四年卒。碑在鄂州，题齐国录事参军琅邪王巾制。”④

这一时期的家谱也叙述家族人物的善恶事迹与吉凶祸福，且并非全是溢美之词，在彰显品德的同时，也会记载反面事迹。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私谱官订发挥重要功效，修谱家族不能随意书写人物；另一方面由于谱牒在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十分巨大，它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熟悉谱系源流的谱学家也很多，所以修谱之人必须本着直笔实录的精神，稍有作伪就很可能被识破。同时很有可能私家谱并非本姓人所修，或是请他人修谱，所以记载才会倾向于善恶皆书。

李善注《文选》引《王氏家谱》云：“初王导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⑤ 这是有关吉凶祸福的记载。另有关于人物善恶的叙述，如《袁氏谱》载：“悦字元礼，陈郡阳夏人。父朗，给事中。仕至骠骑咨议。太元中，悦有宠于会稽王，每劝专览朝权，王颇纳其言。王恭闻其说，言于孝武，乃托以它罪，杀悦于市中。既而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⑥ 此条在记载王悦时并无刻意美化，而是直书其善恶，这从侧面反映出魏晋时期私谱官订制度的积极作用，有图谱局和谱官专门审核厘定私家上呈的谱牒，这与唐宋以后私谱家自为说、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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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中《雅量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08 页。

②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中《雅量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08 页。

③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下《尤悔第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483 页。

④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 59《王简栖头陀寺碑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2527 页。

⑤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 46《王文宪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2072 页。

⑥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下《谗险第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476-477 页。

于外的状况相比，魏晋南北朝谱牒的真实性相对较高。

（五）著述艺文和生卒坟茔

谱牒记录家族人物的著述作品，一般内容多样，诸子经史等皆可。如《世说新语·排调篇注》引《王氏家谱》：“沦字太冲，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浑弟也。醇粹简远，贵老、庄之学，用心淡如也。为《老子例略》、《周纪》。年二十余，举孝廉，不行，历大将军参事。年二十五卒，大将军为之流涕。”① 同时，谱牒也记述家族人物的出生、死亡时间及墓葬所在。记述人物生卒的如《挚氏世本》载挚瞻：“高亮有气节，故以此答敦。后知敦有异志，建兴四年，与第五琦据荆州以距敦，竟为所害。”② 记载坟茔的如刘袭墓志云：“父讳义融，字义融，领军车骑，桂阳恭侯。夫人琅琊王氏字韶凤。父简长仁，东阳太守。祖穆伯远，临海太守。合葬丹徒练壁雩山。”③

（六）家规家训

唐宋以后，家谱的政治功能逐渐下降、社会功能迅速上升，由原先的评定婚宦门第转变为敬宗收族。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谱同样具有敬宗收族的作用，只是不像宋明以后成为主导功能。一方面，晋唐时期私家修谱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辨别昭穆、承宗敬祖。如《新唐书·高俭传》赞论所言：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时人皆土著，故名宗望姓，举郡国自表，而谱系兴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乱也。遭晋播迁，胡丑乱华，百宗荡析，士去坟墓，子孙犹挟系录，以示所承。④另一方面，虽然现存古籍史料没有直接证据说明晋唐家谱中有“家训”内容，但这一时期出现不少家训、家诫类私家专著，如曹魏嵇康《家诫》、齐王僧虔《诫子书》、梁萧绎《金楼子·戒子篇》、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等，对于作为家庭教育重要内容的家训类书籍而言，无论在哪个时期都十分重要，且宋世以后的家谱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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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下《排调第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424 页。

②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卷上《言语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57 页。

③ 转引自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西北大学学报》1980 年第 3 期，第 51 页。

④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 95《高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843 页。

有训诫的部分。故而笔者推断晋唐时期谱牒正由独立作品向谱牒、家训类书籍功能合并的过渡阶段。唐宋以后，随着家谱社会功能的强化，家训类书籍被正式归入到家谱体例当中，并成为一种固定撰修内容。

由于这一时期谱牒的原稿史料大部分已经散佚，余下的部分佚文和碑谱残谱不仅数量稀少、支离破碎，而且还有不少因为缺少明确史料证明，目前在学界依然存在争议，难以定夺。就现存佚文而言，王僧儒的谱学著作所余三则佚文，在书法上与这一时期其他佚文基本一致，故而笔者简要归纳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的常见内容，以期借此管窥《十八州谱》之内容。

《十八州谱》在南朝后期能够成功撰修，跟魏晋南北朝时期宏观的时代背景和微观的经济政治等特点密不可分。从宏观视角看，魏晋南北朝一个独特的时代背景就是谱牒和谱牒学的兴盛，这种兴盛是从东汉末年以来逐渐积累而成的。从微观视角看，梁武帝诏令王僧儒改定《百家谱》而成《十八州谱》，这与宋、齐、梁三代特殊的经济、政治状况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