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8年-----邵云瑞

邵友华

我的1978年

滨州市沾化区委党校  邵云瑞

时光如梭, 编织着岁月的网，在层层的积淀中, 人生, 从少年到了白头。 日子过的久了，不免心生平淡，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可是，当自己回过头来，重拾过去的日子。总有那么一段时光因为真实、细致、生动、凝练而显得特别沉重。家国相连，改革开放初期的巨大变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就让我来说说我的1978年。

“1978年啊, 小老头看瓜园啊。”这两句反反复复的唱, 自然会陶醉在一种顺口的韵律之中, 伴着我挎着书包上学的脚步。让我送走了许多的晨光和夕阳。因为我自己知道, 那歌词是1973年的翻版。我整个小学生活是伴着简单重复的韵律，迈着轻快的脚步度过的。可是，生活总是会在平淡中泛起波澜。

上小学的第一课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二年级的第一课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有太多的”万岁”，众多的顺口溜, 点缀得生活多姿多彩。

那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岁月，课本上讲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生活中演绎的是与敌对方的斗争。 几乎是从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出斗争的影子。 阶级敌人已经被批斗得抬不起头了，但是，还要继续“痛打落水狗”。那种在泡子灯下千夫所指、齐声高呼的场面；那种锣鼓喧天、押着戴上高帽子的地主晚上游街的场面；彰显着岁月的沉重。 “打倒邵长香! ”我在队伍中喊得特别响亮。那时候在我心目中，他好像是唯一的地主，几乎是天天挨斗、游街，他就是阶级敌人。后来又感觉到地主又不仅仅是他一个，因为人们还在说：“让地主阶级断子绝孙。”“地主羔，爬树梢，掉下来，摔断腰。”……

游街后的第二天，母亲问我：“你知道邵长香是谁呀？” “俺四爷爷。”当时我回答得似乎非常干脆。

我的坡成叔长得高高的个子，是一个非常俊相的小伙子，那时已经28岁了，找不上对象，是个“光棍”。在生产队上工、干活的时候，人们习惯叫他“甜棒”。在一起凉快，人们与他打趣，也总爱以光棍话题和他交谈。他就说：“光棍儿就是个光棍儿也就算了，还非得再叫甜棒。”隐忍和委屈是太深层次的感情，那时人们心中似乎都感觉不到。我的几个叔叔都是“甜棒”。他们现在都陆陆续续的亡故了。

小时候我有两次受伤，一次是被一个大孩子踢伤了脚腕，一次是一个队长家的孩子夺我挖菜用的镰刀，割破了我的手。脚肿得厉害，手伤到了骨头，父亲想办法给我疗伤，母亲则抱怨他们家的大人没有一个出面来赔情。忍让背后含着屈辱，出了事父母也保护不了自己。这让我深深体会到只有自己不吃气，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村里几乎再没有人叫我“地主羔子”，因为我是与贫下中农的孩子一起长大，在那样的斗争环境里，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玩游戏、讲故事、东头打西头，我样样在行，并且特别大胆。晚上捉迷藏，我敢趴在坟头上，因为我知道那个地方，对方不敢来抓人。军事游戏中, 我也曾扮演过侦察兵。

上小学时，我打破了三个人的头。那时我投土块特别准，就差能用土块，打到鸟儿了。有两个小同学就是被我用小砖头打在了脑门上。

当然，打起仗来不怕死，也是当年练出来的本领。当时我随身携带着锥子，在一次战斗中，插破了两个人的头。

很少有人叫我“地主羔子”似乎还有另外的原因。我家对门换姑就曾对我说：“你爷爷在青岛，当大官儿”。不过，当时我对“大官”没有任何理性认识，就像一阵风，飞走了。

1971年，我七岁的时候去过青岛，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我的爷爷。爷爷给我的印象是很慈祥，对我很慈爱。

转眼到了1978年。时间总是要显示出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这一年，我小学毕业，要考初中了。那种玩耍逗乐的日子结束了。我以三个月的拼搏，学习成绩在班里蹭蹭的上升。

考初中要填表，其中“家庭成分”一栏，让我手足无措。别的同学或填“贫农”或填“中农”，填个“富农”已经憋得满脸通红。而我，对自己的家庭成分竟然不知道。同学们都是懂事的孩子，我的不知道，就吸引了不少异样的目光。

表，我不会填。就拿着回家找父母。我父亲接过表后对“家庭成分”一栏也是手足无措。于是他说:“你等着，我拿着表去给你问一问。”

我父亲拿着表去找村支书。一个时辰过去了，我在家里等着父亲。父亲回来后，把表递给我说：“东鲁，这一栏咱就按地主填。”

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下来了。要命我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是地主。

带着委屈去上学，突然感觉到昔日熟悉的学校变得那么陌生、可怕。来到学校南面，邵才西大爷的崖头上。我就不肯前进了，就蹲在崖头上哭起来。

上课时间到了，同学们见我没进教室学习，都过来劝我快点去上学。一圈人围着我说什么的都有，都对我很关心。

课是没法上了，苏汉伟老师也过来劝我去上学，她是对我很关心的老师。她劝我的话句句在理，她是夸我脑子很聪明的老师。上四年级时，她到我家串门，我躺在被窝里装睡，偷听她和我母亲的对话。那天，她在班上没收了我用木棍削成的剑，她对我母亲说，不是聪明的孩子，绝对削不出那么像样的剑来。

我听她的，进教室上学。从那以后，我对学习特别上心，白天读书，几乎是过目不忘。晚上，在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下演算数学题。迎刃而解，简直到了“天下无题”的境界。

矮一级的小同学邵才瑞表演“农业学大寨”的诗朗诵节目，他朗诵得字正腔圆。我只需听上一遍就能背下来。“东风万里，阳光照河山，人民日报发社论，普及大寨县……”

成绩出来了, 还没等张榜公布全村已经传遍了。我以西片区第四名的成绩考上了初中。因为中学就在我们村里，而且，教学的老师有好几位就是我父亲的同学，消息是完全可信的。以前考学靠推荐，家庭成分高的学生，很难得到上学的机会。那一年升学，第一次全凭自己考。连初中、高中毕业好几年的学生，都可以报名去参加高考了。

我父亲不知从哪里打听来了当年的高考题目，拿来考我，有一道数学题是“1斤猪肉多少钱？”

父亲是个中专生，是1962年因为生活困难，学校解散，支援农村第一线回家的知识青年。他上的是青岛建筑工程学校，是山东建筑大学的前身。当年，我爷爷曾极力挽留，说家乡的生活非常困苦，环境非常险恶。我父亲最终还是以“有难上的崖，就有好下的坡”的信念，回家孝敬自己的母亲，带大自己的弟弟、妹妹。

1962年，他从青岛回到人们都饿得肌瘦如柴的家乡，凭着自己的知识和体力，本来是可以大展宏图，干出个样来的。

可是，他面对的政治环境太差了，回家不久就有人通知他去参加地主分子批斗会。他是作为被批斗的对象要求去参加的。因为在老家，我的老爷爷是出了名的大地主。说他出名就是因为先前他打赢了官司，争得了土地。当年有句流行语：“走遍沾化县，谁家不知道邵方庭。”

一百年前，黄河是在沾化入海的。我家老宅那个位置就在黄河的河心地段，因为下面埋着只有黄河河心才有的细沙层。以后以洚河作为分支入海。主河道在洮河入海口入海。那时候还没有我们这个村。再后来，黄河改道垦利县入海。

黄河冲积平原到了入海的地方就变成了河岔纵横、高岗凸起的冲积扇。由于黄河带来的泥沙土质肥沃，在比较大的凸起地段就有人定居，形成村庄。300年前，我们邵家的祖先邵文端，就是从老槐树底下出发，经过长途迁徙。选择了一块比较大的高地定居下来，辛勤耕耘，繁衍生息，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大邵村。

我们的村庄叫北邵村，也叫小邵村，以前就叫邵家屋子。所谓“屋子”,就是在离村庄较远的地方，建起一个房子，便于烧火做饭，休息睡觉的地方。

邵家屋子与大邵村，隔着一条河叫洚河，那时它实际上是黄河下游的一条支流，在黄河三年两决口的年代里，下游冲积面积不断扩大。又因土壤比较肥沃，杂草丛生，蛇和兔子比较多，狐狸和黄鼬也不少。

最早从大邵村迁出到邵家屋子种地的人是邵方龙，那个时候凭着一身力气谁能开出块荒地，那个地块就归谁所有。国民政府就给他家发地照，便于征税和管理。随后，我的老爷爷邵方庭带领他的三个弟弟也来到邵家屋子开荒种地。因为开出的荒地比较多，也就雇佣亲戚朋友前来帮着种地。

天有不测风云。在1921年到1923年间，黄河在利津县宫家口地段开了口子，因为水势太大和兵荒马乱，连续三年没有能够堵住决口。黄河的下游是地上河，黄水奔流的速度比马跑的都快，人们都吓得四处逃命。但因为遍地是水，没有经验的人往往一去无回。这个时候老人的经验最值钱，他就告诉自己的孩子们：水来了不要到处乱跑，因为脚下这块地在方圆几十里是最高的。

三年淤积，我们邵家屋子那个地块儿平抬地面两米多高，原先的所谓屋子都已经冲击得无影无踪，原先开荒种地的地界，更是难寻踪迹，杂草不见了，满眼是一马平川的新淤地。用一片沃野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这时候，逃过水难，原先在这里种地的人们就又回来争抢土地了。

在沾化地界上就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抢地风潮，有的甚至拉起三千多人的队伍。乱世草莽英雄给人民带来的是不安定。放着好好的土地不能种，还天天抢地，实在可惜。抢地风潮持续了三、四年的时间，我的老爷爷让邵长阑负责筹粮、筹款，自己在济南府打了一年的官司。终于把地要回来了。这一要回不要紧，方圆20里都成了我们邵家屋子的地。

这一判决的根本原则就是谁家原先有地照，土地还归谁家种。这样就把祸害民生多年的抢地风潮打压下去了。当时因为地广人稀，凡是舍得出力种地的人家，都能种上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后来，外地逃荒而来的另当别论。

新淤地土质肥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鲁北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原因就在于这里是物产丰富的粮仓、棉仓。鲁北以粮食换武器军火生意的开展，也是凭借这一物质基础。

从1927到1947年，20多年的时间，我的老爷爷置下的家业非同一般，我爷爷就是撑着自家的船，带着家里的粮食，投身革命的。

我爷爷叫邵长昕，生于1920年，他是1940年入党，1942年参加工作的沾化县早期的共产党员。与石清玉、付瑞武、杨国夫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是以商人身份投身我们党的解放事业的，是1945年前后对沾化县解放事业做出贡献最大的共产党员（张致祥语）。在1937年的“顺天轮”事件之后，傅瑞伍已经不便再出现在天津卫。我爷爷逐渐接手了他在天津的生意。后来发展成从天津买枪买炮，倒卖军火、医药、颜色等战略物资。我爷爷是新华公司的外跑经理，新华公司是当年渤海军区设在下洼的地下兵站。因贡献巨大，王耀湘司令员亲手送给他一只无声手枪，表彰他的贡献，也便于他从事艰苦的地下斗争。

那时，他在天津一次结拜的磕头兄弟就有八个，他们都是活动于天津的军界，商界，政界甚至是国民党特务的风云人物。因为他的表面身份是为傅瑞伍买枪买炮，所以，当时到海匪，王兆龙、任富贵对他能够放行，原因是这两股海匪都曾经是付瑞伍的兵。

傅瑞伍，投身革命之后。王兆龙、任富贵各自带着自己的队伍成了海匪，专门拦截从天津运往山东解放区的战略物资，海上运输极其艰险。有一次我爷爷的木船在渤海湾里被敌方的汽船拦截，要上船搜查货物, 我爷爷就与他的同伴约定：敌方的检查员下来检查可以允许，但不准他放声说船上有枪炮。如果发现他想透露风声，就立刻开枪。

当敌方的检查人员下到自己的船上的时候，我爷爷上前用别在腰里的无声手枪戳了一下他的屁股，然后那个家伙就只好装模作样的在船上搜了一阵，还故意把船上的瓷器弄的出声，然后说没事儿，就放行了。其实那条船上，上面三层是瓷器，下面的全是枪支弹药。

后来王兆龙在天津成立了还乡团，没有钱买枪买炮。他知道捉住我爷爷就能得到钱。先后对我爷爷进行了五次追捕，都没得逞。我爷爷以自己的机敏和勇敢，保住了革命财产。解放后，王兆龙乘水泥船逃到了台湾。

在抓捕任富贵的过程中，我爷爷提供了人选和活动线索，最终把他抓捕归案。他是被那位武林高手，一把抓住了锁骨而束手就擒的(张英玺语) 不像网上所说的那样神乎其神。

大军南下时，因为需要肃清天津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我爷爷没有南下。1948年10月，他去济南军区二所从事军事工程建设。柳亭机场就是我爷爷负责建设的。后来他转业到了青岛市建筑工程局，任工程科主任，14级干部。师级，在我们村算是最大的官。于1985年11月去世。

长话短说，当年我父亲把菜刀别在腰里去参加批斗会。到了那里，地主与地主家的孩子都排成队，弯着腰挨斗。我父亲拖过一把椅子坐到了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驻村干部不明就里。让别人把我父亲叫到教室里打听我父亲的情况，我父亲就把自己的情况和家庭情况向他做了介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把我父亲作为地主分子去挨批斗。

但是，家庭成分压死人，他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在当年农村有知识的人才奇缺的情况下，却没有人去提拔任用他。可以说，他是我们沾化县唯一没有得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知识青年。他是凭着身子壮，推小车，一直推到地主摘帽的那一天，人们选他当了小队长。

其实，在地主摘帽之前，我家早就“摘帽”了，只是许多人还不知道而已。

1978年我考上了初中，上了初中就有好多表需要填, 其中的“家庭成分”就是一个抹不掉的污点。我父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它有可能累及我的前途。于是，父亲给我爷爷去信要求他解决这个问题。好在当年在咱县里我爷爷的老同事、老上级还在主持工作。得到我爷爷的来信之后，很快就把我家的家庭成分由地主改成了革命干部家庭，简称“革干”。

1979年地主、富农正式摘帽为群众了。 因为我家已无帽可摘，所以我家的家庭成分依然保持“革干”称呼。只是后来的表也不再需要填写家庭成分了。

1978年那一年，我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初中生，以学习为主。前前后后的那些事情是我以后搜集来的，在搜集的过程中，越来越让我感受到1978年不仅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改革之年，更是我和我们家庭的转运之年，家运和国运是密切相关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给全国人民松了绑。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是开启了思想的大解放。从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